李贽为官期间，以其才能和体恤下情、政绩卓著，受到百姓的拥戴。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为云南姚安知府，有别于以前所任各种官职而能以自己的政见施治，仅三年时间，就把一个百事俱废、死气沉沉的姚安改变成百废俱兴、充满生机的礼义之郡。李贽为官，同情民间疾苦，务以德治为宗旨。李贽虽为官并曾官至四品，然而却是“两袖清风”。李贽为官国子监时，其家属仍留在共城，受尽贪官污吏的欺凌。生活的磨难，官场的腐败，子女的相继离世，使李贽心灰意懒，没有为官的心气了。
李贽晚年事佛，年届62岁时来到麻城龙湖芝佛院落发，并在此后自称卓吾和尚。事实上，李贽的事佛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是社会、人事将他逼到这种地步的。
落发为僧，反映了李贽在与当时的假道学家、贪官污吏的抗争中身单力孤，表现了李贽面对围攻、迫害，决不屈服的凛然正气。
李贽把落发事佛作为逃祸避害的方式。然而，出家后，李贽并没有放弃斗争，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假学者们也并没有放过对李贽的迫害。
三界之外犹有冤魂
李贽在麻城芝佛院的生活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虽有“旦暮且死”之患，但仍置身于册籍之中，“笔墨常润，砚时时湿”。这一时期，李贽著作了许多针对时弊的文章。
李贽的言论被统治阶级及假道学家、假儒学者视为“洪水猛兽”、“邪端异说”，他们千方百计排挤、迫害李贽。
李贽为官时即处处遇“触”。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29岁的李贽为共城教谕，与上司、同僚之间的关系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时时发生抵触。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李贽做国子监博士而迁至南京，因父死服丧三年。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李贽补礼部司务。由于李贽为官清廉，生活几近无着，他的妻子儿女只有靠朋友资助才得以生存。然而李贽认为，物质生活的贫困算不了什么，精神上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李贽深研王守仁（阳明）理学，其结果是，使李贽进一步看清了那些假儒学者、假道学家们的真面目。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贽第一部著作《初潭集》完成。所以称“初潭”，是因为他是在龙潭落发而得名。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贽诗文集《焚书》在湖北麻城问世，更加引起反对派的仇视。
户部尚书耿定向发动门徒，并雇用流氓，以“左道惑众”的罪名，发动对李贽的驱逐和迫害。其结果是，李贽不得不离开龙潭到武昌。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年届七十的李贽斗志愈老弥坚。而此时，又有人欲以“大伤风化”的罪名，想递解李贽回福建。对于如此威吓，李贽丝毫不放在心上。饱经风霜的李贽对各种磨难已经达到忘我之境界，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泰然处之。
统治阶级及假学者见恐吓不成，便要诉诸武力。他们以冯应京为楚佥事，毁了龙湖寺。这样，李贽就失去了寄身之地。最后，李贽投奔到知交马诚所处。
李贽已然考虑到自己最坏的结局，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怎样死？是庸庸碌碌，还是有所作为？李贽用自己不屈的行动、一生的抗争，做了明确地回答：“有名而死，还是无名而死？是智者自然明白”。正因为如此，李贽显得那样超然，那样与众不同。李贽大胆揭露、针砭时弊、锋芒毕现的做法，连他自己的朋友也不能理解。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76岁的李贽遭到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的弹劾。无中生有的诬陷，使李贽因此被投之于狱。“不受管束”的李贽无法忍受这种卑鄙的陷害，这个一往无前的斗士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用独特的方式——自杀作为抗争，以此殉自己的学说，并表明自己的坚强不屈。
李贽下狱后，其友马经伦为其辩冤，在他的陈述中，可见统治阶级和假学者们对李贽简直害怕、痛恨至极，以致诬陷、迫害不择手段，竟言76岁高龄且落发的“老丑病夫”去“勾引妇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李贽死后，马经伦将李贽尸体葬于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侧，“冢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那傲然挺立的白杨，不正象征着李贽勇斗不羁、坚强不屈的品格吗？
忠心感天地捐躯成大义
——史可法之冤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名义进攻明朝，明军节节败退。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辽东抗金主将袁崇焕被崇祯冤杀后，明朝边防日下，朝不保夕。之后，后金军队在皇太极带领下，多次挥兵入关，连克明城，逐渐危及明王朝的统治心脏北京。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时时觊觎、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
明王朝此时却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宦官专权，土地兼并，赋税日重，起义不断。史可法在风雨飘摇的明朝末期，伴随着明王朝的衰亡，走上了坎坷的政治生涯。
承恩之志勤政为民
史可法（公元1602—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明末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史可法史可法走入仕途，不能不提到对其有知遇之恩的良师左光斗。左光斗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官至左佥都御史。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左光斗奉命视学京畿。一日，左光斗微服出游，遇一古庙，偶见庑下小屋内一书生伏案酣睡，身旁放着一篇草就的文章。左光斗欣赏之余，极为高兴，竟将自己所穿的貂服脱下披在书生身上，悄然退出。经向寺僧询问，才知此书生名叫史可法。至左光斗主持府试时，亲点史可法，对之审视良久，定为第一。
此后，左光斗将史可法安顿在自己家中食宿，并月支薪米给史可法奉养父母。天长日久，两人遂成忘年交，时常抵掌而谈，通辩古今，意趣相投，左光斗为能有史可法这样的学生而高兴。
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专权，陷害忠良。左光斗曾参与杨涟弹劾魏忠贤有三十二斩罪。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左光斗残遭迫害。左光斗遇害，更加坚定了史可法为国效命的决心，从而不负师托，不孚国望。然而，史可法左思右想，报国无门。冥冥世界中，史可法仅存一线希望，最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深恶的仕途上，寄托于恩师罹难的腐败官场中。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史可法乡试中举。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史可法殿试中进士，被授西安府推官，不久升迁为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崇祯即位后，为收揽人心，铲除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阉党，魏忠贤畏罪自杀。同时，崇祯给左光斗平反昭雪。加之史可法科场得意，使史可法在内心中对崇祯帝充满感激之情。他要做一番事业，以报答崇祯的知遇之恩。
明末，特别是至崇祯时，政治更加腐败，统治阶层的盘剥使百姓走投无路，各地起义不断。
史可法一入仕途，就在平灭农民起义中以“平剧盗”而名声大震。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北遭受旱灾，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不聊生的饥民发动首义并得到广泛响应，队伍迅速壮大。第二年，起义扩展到甘肃、山西。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起义军进入河南，危及北京。明政府调集各地官军，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围剿，企图扑灭起义烽火。
史可法奋然自请，官升至右参议，分守池州（今属安徽）、太平（今属安徽）。同年秋，史可法协助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改任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于各地“剿匪”不利，史可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府四府及河南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蕲州、广济、黄梅，江西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在“剿匪”过程中，史可法廉洁自律，与部下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拥戴。史可法之所以竭心尽力的原因，上惟恐有负朝廷，下惟恐愧对恩师。
史可法在“剿匪”的同时，还实行安民措施。史可法免收灾地的田租，并筹集粮米，赈济灾民。对疏于职守的官吏则严惩不贷。史可法还整治漕运，大浚南河。史可法秉承了其恩师左光斗正直廉洁的德行，且勤于政事，凡事皆躬亲处置，从不怠慢。为此，百姓十分尊敬和拥护史可法，甚至为他修建生祠，足见对史可法拥戴情意之深切。
满腔热血奔赴前线
然而，此时的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虽然崇祯皇帝一即位便铲除魏忠贤阉党，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可是，明王朝已积重难返，历史的发展也并非崇祯皇帝一人所能改变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震撼着明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民起义军以闯王李自成及张献忠等为首聚会荥阳，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制订了协调作战的计划，加强了各路起义军的团结。尤其是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起义军攻陷洛阳，擒杀福王朱常洵。之后，起义军一路过关斩将，势不可挡，直指明王朝的统治心脏——北京。
内忧的同时，外患也是崇祯的一大心病。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以来，屡败明军，野心日明。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清军由墙子岭、青山关分两路入关，大举攻明。同年腊月，正在“剿匪”前线的史可法率两千余人北上赴援。途中，史可法在给被清军围困的父母及夫人的信中说：“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见便是万幸。万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万万不可贪生受辱也。”为“尽忠报国”，史可法严格要求自己，不但自己要“尽忠”，而且要求家人“守节”。
史可法在率军渡过黄河后，由于清军退回了关外，史可法奉旨回师。因父亲亡故，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夏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史可法按封建礼制，在家居丧三年。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九月，史可法居丧期满后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七月，史可法被授南京兵部尚书，参与军机，自此走上了抗清的第一线。
为平伏内忧外患，崇祯于万历年间在每年加派五百二十万两“辽饷”的基础上，加派“剿饷”、“练饷”。“三饷”总数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超出正赋二百多万两，以致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地主又千方百计将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从而加剧了地主政权与农民的矛盾。
崇祯刚愎自用，多疑善忌，不纳忠臣而近阉宦，在位17年共撤换了50多个阁臣。在对待内忧外患的态度上，其重点在于镇压农民起义，而抗清策略则摇摆不定，朝令夕改，频繁调换将吏，乃至中反间计而误杀边关支柱袁崇焕。之后，边事大坏。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使明王朝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危机四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十四日，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走投无路，自缢煤山（今北京景山）寿皇亭。此时身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正忙于“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听崇祯吊死的消息，北向恸哭三昼夜，以头触柱，血流及踵，为不值得同情的崇祯帝“缟衣发丧”。
史可法这种“愚忠”是有着深刻的时代渊源的。他受其恩师、心中偶像左光斗影响甚深。左光斗虽含冤屈死，临刑前嘱命史可法报效国家，这对史可法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对于起步仕途、临危受命且步步高升的一介书生来说，惟以忠君报国、扶稷安民为己任，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史可法摆脱不了的。史可法称农民起义军为“匪”、“贼”，让他加入反对腐朽的明王朝的行列更是不现实的。让史可法痛心疾首的只是皇帝的昏庸，地主阶级的贪婪，宦官的专权，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等等。史可法要挽救这腐朽的王朝，虽“不自量力”，但史可法这样做了，并最终导演了历史上一幕悲壮的惨剧。
愚主继位奸臣当道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镇守辽东主将吴三桂降清并引清兵入关，在击败农民军后占领北京。面对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地主阶级不甘心，当中一些开明之士、报国之臣如史可法等对此也是不能坐视忍受的。崇祯皇帝已死，由谁来主持朝纲？对这一问题，遗存的统治阶级上层中发生了分歧。大臣张慎言、吕大器、姜日广等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淓，虽然其为神宗侄儿，但因其“贤明当立”。福王朱由崧，虽然其为神宗嫡孙，伦序当立，但“品行不端”。
史可法同意并支持立潞王朱常淓。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为首主张立福王以窃取权柄。福王在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后逃到淮安，被马士英接住凤阳。马士英见福王昏庸可恃，有利可图，决意立之。当马士英询问史可法欲尊谁为帝时，史可法则认为福王昏庸而不可立。在两派观点不合的情况下，马士英先发制人，率黔军抢先将福王护送至南京，并勾结拥有兵权的高杰、刘泽清，勋戚内侍刘孔昭、韩赞国等迎立福王，强迫史可法等接受既成事实。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史可法等为顾全大局，最终被迫认可。这种妥协的态度是导致史可法悲剧的重要原因。
福王于五月十五日即位，年号弘光，是为弘光帝，从而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福王既立，召众臣举荐阁臣，众人推荐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而勋戚内侍刘孔昭自荐入阁，被众臣以明朝没有勋戚入阁惯例制止。刘孔昭勃然大怒，说：“既然我不行，马士英为什么也不可以入阁？”这样，马士英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同时入阁。史可法仍旧掌管兵部事，马士英仍总督凤阳军队。
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入掌中枢后，结党营私，排挤忠良，独握大权，内用宦官，外结勋戚，以致朝政浊乱，贿赂公行。
马士英入掌中枢后，首先密以“品行不端”书呈上。结果，五月十五日福王即位，第二天马士英入阁，十九日史可法即被排挤出南京，督师扬州。然而，福王昏庸，不思振作，马士英等奸臣愈发猖獗。随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些正派的大臣如吕大器、姜日广、高弘图等被一一排挤出朝廷，而阉党余孽如阮大铖、张捷、杨维垣等却被重用。
这个腐败的政府一成立，不但不发兵抗清，反派使臣携金带银酬谢清军“助剿”，还将吴三桂封为侯。史可法面对残酷的现实，仍抱有幻想，上书劝谏弘光帝励精图治，这真有些“对牛弹琴”的意味了。当此时，不知史可法对自身被排挤作何感想，对奸臣当权、公行无道有何感触。史可法对这些全然不顾，仍竭尽全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以“忠君报国”。
史可法督师扬州，所辖晚明史上的“江北四镇”的藩镇首领各有其特点。
被封为兴平伯的高杰绰号“翻山鹞”，原是李自成手下的将领，因与李自成之妻邢氏私通事发而携本部人马投降了明朝。李自成由河南攻陕西，高杰抵挡不住，率部下四万多人马由陕西、山西、河南直奔富庶的扬州。在“江北四镇”中，高杰所部实力最强。
被封为靖南侯的黄得功绰号“黄闯子”，是明军的一员宿将，但粗猛不通文义，因在江淮之间与张献忠等农民军的作战中立有战功，所部虽不及高杰部强大，但眼中却瞧不起高杰这个“降贼”，也想领兵抢占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