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戴笠得以随时面见蒋介石，这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之路。后来，蒋介石本人也越来越依赖戴笠的情报。只要蒋介石看见戴笠站在那儿等他，他的司机就会把车在大门口停下。
戴笠当时所处的组织，被称作“黄埔校友会调查处”，它的成员，后来成为“蓝衣社”的核心。因为蒋介石给了他一些经费，戴笠便得以雇用更多的情报人员，与一批没有工作的黄埔毕业生有了接触，逐渐地在他自己身边组成了有名的“十人团”。
然而，戴笠越过自己的顶头上司胡靖安，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渐渐引起了胡靖安的不满。而蒋介石，对不听话的胡靖安也渐渐失去信心，转而愈发器重戴笠。
多年以后，当戴笠成了蒋介石最大的特务头子之后，胡靖安还曾在一次宴会上大骂戴笠的“忘恩负义”，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策反对手的得力干将
1929年，全国反蒋舆论日益强烈。在军事战场上，也出现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路大军共同讨蒋的局面。于是，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后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为蒋介石送去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戴笠从未到过华中、华北地区，对这里地形人情不熟悉。不过，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多都是属于旧军阀，他们往往是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政治头脑，有的只是“杀人不过头点地”的“雄心”，他们很容易就听信了戴笠的话，对他产生了信任。
戴笠在其中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轻易就让不少军官之间产生了误会甚至决裂，动摇了奉系的统治基础。同时，因为那些“大老粗”们也都贪图小便宜，好讲江湖义气，戴笠靠着送礼送钱、结拜巴结等办法，成功地策反了部分军官，在奉系内部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正是利用了老军阀这些弱点，戴笠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帮助。由此蒋介石对戴笠的才干更是看重，甚至亲笔提写了“艰苦卓绝”四个大字，以此来鼓励戴笠。深谙人情事故的戴笠，时常把蒋介石的“墨宝”拿出来展示，以显示蒋介石对他的重视。
这时，几次反蒋失败的国民党元老、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再次通电全国，起兵反蒋。
唐生智下辖4个军，实力雄厚，蒋介石对他又恨又怕。当时，唐生智把部队集结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信阳，而蒋介石已经收买了阎锡山，阎锡山率大军从山西渡黄河南下，直逼郑州。于是唐生智不得不将总部移到驻马店，准备从信阳直下武汉。
蒋介石命令戴笠潜入唐生智军后方驻地，四处搜集情报。此外，蒋介石还希望对唐生智部属进行策反。
1929年12月，戴笠奉命只身潜入河南，由开封、郑州而达信阳，一路在唐生智军中大肆活动，不料由于事机不密，此事被唐生智的情报部门发觉。唐生智下令在河南全境搜捕，以10万元悬赏通缉戴笠。唐生智的宪兵们，还拿着戴笠的画像到处设关设卡，对戴笠一路追捕。
走投无路之际，戴笠猛然想起，唐生智部队的宪兵营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同学，和自己私交不错。戴笠觉得，有可能做通这个人的工作。于是，戴笠决定冒险出击。
1929年冬，信阳天寒地冻，烈风呼啸。整座城市士兵林立，戒备森严。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和他的仆人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塞给门卫几个银元，混入了信阳城。这两人便是乔装的戴笠和他的副官贾金南，两人驱车直奔周伟龙的府邸。
唐生智（1889~1970年4月6日），字孟潇，湖南省东安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他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重要的战争。其四弟唐生明是国民革命军中将。
此时，周伟龙从信阳军事指挥部开完会，回到家中，侍从递给他一张名片说：“报告营长，有位叫做东方白的先生在您的书房等您。”
周伟龙大步向书房走去，看到一个人正端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报。他明显听到了周伟龙的声音，却没有立刻站起来迎接，等周伟龙关上门后，才笑吟吟地站起来，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没有带武器，然后大方地走到周伟龙面前，问候道：“好久不见。”
周伟龙这才认出，哪里是什么“东方白”？此人就是那个长官正在捉拿的老同学戴笠。他的手不由握在佩枪上，盯着戴笠问：“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自己送上门来。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宪兵营，外头都是要抓你的人。你竟然还敢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你这不是找死吗？”
戴笠轻蔑地一笑说：“亏你也敢自认是蒋校长的门生。难道黄埔出来的还有怕死的吗？”然后，他压低声音对周伟龙说：“周兄，你也知道蒋校长素来器重黄埔的学生。我来之前，他亲口向我许诺，说如果有学生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他一定不计前嫌，加以重用。当然，你也可以押着我去见唐生智，领那10万银元的赏金。我戴笠绝不会记恨在心，毕竟1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路都在你面前，走哪条，你可要想清楚了。”
戴笠看周伟龙并没有要将自己抓捕起来的意思，就趁热打铁地说：“你是一个堂堂的黄埔生，怎么跟着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呢，他唐生智是中央的对手吗？若是他一旦失败，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
周伟龙不由露出灰心丧气的神色，戴笠看火候已到，又说：“眼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是将我交给唐生智，然后和他一起失败；另一条是投靠中央，提供唐生智的情报，策反他的队伍投向中央，这才是光明之途啊！”
周伟龙脸色凝重，沉思了一会儿，说：“戴兄说得对，我是早年唐生智与蒋校长合作时分配到他手下的，怎想到他会背叛中央呢？作为黄埔学生，怎会不追随校长左右呢？戴兄说说，我该如何行事吧？”
戴笠心中不禁大喜，附在周伟龙耳边说了一阵话。第二天一早，周伟龙命心腹找来一套宪兵制服，让戴笠换上，扮成唐生智部队的一名宪兵，于是，戴笠带着情报安然脱离了险境。
不久之后，在周伟龙的活动下，唐生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周伟龙也按照戴笠的指示，和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第一旅接上头。唐生智的队伍最终兵败人散。
1930年1月9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唐生智化装坐火车逃到天津，后流亡澳门、新加坡等地。
这次行动，蒋介石对戴笠是格外满意。在他心目中，也是对特务工作越发看重。继郑介民成功策反桂系部队之后，戴笠又帮他除去了唐生智这个心头大患，可谓是捷报频传。这一年，戴笠因功被蒋介石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
而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也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周伟龙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戴笠的情报小组“十人团”的成员之一，成为军统中一位资深重量级的大特务。后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后，他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军统局汉口站长、汉口特区区长、“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等职，堪称“军统”的一名元老。
而唐生智，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11月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然而，唐生智守卫南京仅有一个月，就战败溃逃了，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其实，最令唐生智想不到的是，自己的部下周伟龙，竟然被戴笠拉拢到其特务机关中。更让人意外的，恐怕是他的亲生弟弟唐生明，后来也成为戴笠至交好友。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唐生明还受蒋介石和戴笠的委派，完成了一项事关民族前途的重要使命。当然，这些事情，本书在后面章节会详细讲述的。
取得张学良信任
东北军“易帜”后，张学良进驻平津，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也为了掌握新奉军内部的情况和思想动态，特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
对戴笠来说，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了这些年之后，终于开始能够以比较荣耀的身份从事“外交活动”了，这也意味着他的工作能力和成就都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全面认可。
自“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子承父业，被东三省议会推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可以说是实权在手，并不需要依附其他派别。但是张学良却选择了拥护蒋介石。而中原大战，正是因为张学良的拥护，才使蒋介石迅速奠定了胜局。
对于张学良，蒋介石可以说是又感激，又猜忌。蒋介石担心新奉军此行另有目的，说不定是先假意归顺，帮蒋介石平定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再企图从蒋介石手中分一杯羹，坐享渔翁之利。因此，蒋介石没有委派普通的外交人员去见张学良，而是要派戴笠去，发挥他刺探、搜集情报的特长。
正因如此，戴笠到了北平之后，没有直接去见张学良，而是先在张学良的亲友中间活动。戴笠第一个看中的是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吴泰勋年仅19岁，平时出手大方，花天酒地，好结交朋友，在华北地区人称“五爷”。吴泰勋之父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1928年的时候和张作霖一起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张学良和吴泰勋同病相怜，于是和他拜了把兄弟。
戴笠以酒色招待，很快和吴泰勋打得火热，两人还结拜了兄弟。吴泰勋则把王天木、裴级三、李志一等人介绍给戴笠，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马弁。戴笠把其中一部分人作为亲信安插在北平，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进了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后来成为了他手下的资深特务。比如王天木，后来就成了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而戴笠和吴泰勋的关系，即便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也一直保持着。
张学良知道戴笠是蒋介石的亲信和私人代表，本来就对他敬如上宾。再加上吴泰勋的美言，不由得对这个人更多加几分好感。
而戴笠，经过一段时间的情报工作，他觉得张学良对蒋介石是真心拥护，甚至是有几分崇拜的。原来在1933年4月，张学良曾赴欧洲游历几个月。在意大利时，法西斯头子齐亚诺曾向张学良宣传法西斯的观点，齐亚诺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应该像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只有惟一的领袖。”
受到这种思想的蛊惑，张学良觉得，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以有充分的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他考量一番，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充当“惟一的领袖”。于是他开始积极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同时还积极组织“四维学会”，提倡礼义廉耻，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所以戴笠认为，张学良的拥戴可以说是真心实意的。当他见到张学良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就算张学良不是全心投靠蒋介石，想要在背后动什么手段，他也有办法全身而退。
张学良却完全没有窝藏私心，一见面，就正大光明地上来握住戴笠的手，真心实意地说：“我已经听说你很多故事了，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有这么多非凡经历，结识这么多非凡的人物，我真是钦佩啊。”
戴笠谦逊道：“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既无救国之器，又无治国之才，无非是跟随着蒋校长，聊效犬马之劳。哪比得上少帅家传深厚，文武全能，能够顶住外敌的压力，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种魄力和胆识实在是让在下佩服至极。我来这里之前，校长就经常对我夸起你的才干，他说：‘若我军中得一学良，一统中国之日速至也。’我到现在亲见了少帅，才知道校长所言非虚。更想不到堂堂少帅竟然如此平易近人，雨农真是如沐春风，感念不尽。”
一个是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被精心培养长大的公子哥，一个是底层社会出生、善于察言观色的小滑头，两人竟然怀着惺惺相惜的心情，一拍即合，很快就结成了莫逆之交。可张学良不知道，这位“莫逆之交”已经在自己身边布下了“眼线”。
这之后，戴笠继续通过吴泰勋，掌握到东北军内部许多内幕情报，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从此，蒋介石基本上把对付东北军的工作交给戴笠处理。
而戴笠和张学良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后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对戴笠孤身救主的勇气也是赞许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