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光的地位才和声音、震动波等需要媒质的可传播事物区别开来。
娱乐是个视觉艺术，没有受众对光的敏感，就不会有娱乐的繁荣。
首先是星光。
我们都知道，宇宙中的星光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有多少多少光年的距离。就是说，它们传到地球上、人眼里，已经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都是很旧的星光了。
那么，我们为何称那些娱乐人物为“明星”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永远是“星”光，而不是“星”本身。正是“星光”掩盖、掩饰了真实的人物，造就了神秘的空间感。
追星族实际上追的是星光，而娱乐文化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制造“星光”。
其次，每个明星的娱乐光谱是不同的。每个受众会选择适合他的光谱，也就喜欢上了具有这个光谱的星光。有的是可见光，有的是超声波，有的是次声波。
当某个明星的光谱和某个人的固有光接受频率匹配时，这个人就会成为那个明星的超级粉丝。如果频谱和频率有很大交叉，那么这个人就会说，那个明星还不错啊。如果频谱和频率根本不相干，那这个人估计会说，那是个大垃圾。
由此可见，明星的走红必须依赖于娱乐光学研究。什么曝光、走光、见光死，什么春光乍泄、人体彩绘、星光大道，什么抓拍、偷窥、透视，什么艳照、三点、视频，都是此类研究的重点。
还有，就是光本身带给人的快感。
光表达了宇宙的信息，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而明星人物所散射出的光辉更是一个人造的小宇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即便他就在你隔壁，你依旧会葆有那种探索宇宙的精神来探知这星光里的秘密。
狗仔队就是具有如此职业精神的一群，他们的热情堪比天文学家。
娱记们尽情搜集八卦花边，就如同射电望远镜捕捉宇宙射线。
网络更是基于广义相对论原理建造，把明星、流星、扫帚星一网打尽，纷繁杂芜，是一个提供免费稀有光线的所在。
娱乐光学是娱乐传播学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揭示娱乐秘密的主要工具。这门学问属于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相结合的最新例证。
它具备足够的量化工夫，能够逐个拆解明星们的光学本质，使他们的星状内容大白于天下。它的研究工具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这双极易被光线蒙蔽的球状肉体。只要遵循娱乐光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就能有一双火眼金睛，透探出明星们那气态的内核。
最后，我们不能不说说光学里的错觉。魔术师之所以要把背景弄得黑黑的，无非是想遮掩自己的小动作、小把戏、小诀窍罢了。同样地，化妆也是要利用这样的错觉来制造某种预先设计好的星光。
像那些明星的儿童照被曝光，还是可以容忍的。可是，如果曝光的是未化妆的真实生活照，就会给那些粉丝一种感觉——光谱一下子就不对了。
科学依靠视觉的错觉发明了电影、电视，绘画依靠视觉的错觉达到艺术的高峰。我们的娱乐也利用这个错觉给了我们那么多快乐。就如同魔术不能公开否则就会失去观赏的意义，明星们的星光必须随时随地地照耀，才可以维持若干光年的距离。
那些生活照绝对是减弱了那些明星的光强度，使他们有了光学骗子的嫌疑。这样的嫌疑多了，就成了大众的记忆。
表演艺术家与戏子的区别
表演艺术之于娱乐，正如文学之于影视。从“大表演”的概念来说，那些在镜头前和公众前露脸的，都可算作表演。像主持人，说相声的，选秀的，网上视频里的，跳钢管舞的，歌厅里的，KTV，MTV，《同一首歌》里的，大马路上抱抱的，地铁里卖唱的，都是。但表演并不一定就是艺术，而表演也不一定需要艺术。所以上述这些大可去演戏，去客串，去票。
从中国表演艺术院校出来的，叫演员。在香港演员培训班出来的，叫艺员。香港没有艺术院校，只有演员班，从一开始就很商业化。内地艺术院校，课堂上老师们教授理想的表演艺术，但下课了学生们就忙着考虑商业演出。
演员可走两条路，一个是向表演艺术的雪山攀登，一个是向炒作的市场迈进。
后者需要花絮、八卦、绯闻及丑闻。他们靠演技博得名声，无论如何作秀都和其职业气味相投、相得益彰。不要责备他们，他们如看待表演之于人生那样把作秀当成表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会在聚光灯下留言板上颁奖典礼中惊鸿一瞥，留下自己的英姿倩影，努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戏子。
戏子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形容那些梨园人士的，后来他们升格为表演艺术家了。现在戏子一词却可以准确地定位那些明星，就在于他们把表演做成了黄金，把艺术弄成了狗屎。
而前者经常沉默，仅仅依靠角色和作品与人交流。他们沉默的原因是不适合讲话，不习惯作秀，不能用平常的言语说出自己对时代的讽刺。这样得罪人，有碍自己的事业，于是他们选择性地继续沉默下去，在最需要沉默与沉没的时候沉没并沉默着。
地下电影是一种对抗时尚的沉默方式，它竭力寻求反时尚的突破口，就像年轻人对父母时代的逆反一样。到国外某个乡村电影节上获个奖是为了能在中国以更稳健的心态沉默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表演艺术家不做或少做（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广告的原因。他们不想和戏子一个舞台，将艺术降格为表演。同时，适当的沉默有助于艺术的发酵。也很少能见到他们有什么娱乐新闻爆料，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鸡屎文章来存活。
影视文化中有这样一个规律，那些影视艺术家在要赢得艺术名声的时候会注重艺术，当他的艺术市场成熟之后就开始全神贯注地表演，而不断透支自己的艺术信用。当这个轮回发生之后，一个时代就算结束了。第五代导演被第六代替代了，接班了。然后就是新的轮回。
当崔永元看到火暴的超女时，他说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话并开始了“我的长征”。但他可曾在《百家讲坛》火的时候，说过此话呢？
就是这样了。
后偶像时代
网络上又有了新偶像。有人说她是草根偶像，有人说她背后藏着一个极高明的策划，有人说她是精神病的一种，至今无法命名……
然而，我要说，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映射到大众、网民的心里，确实不是简单的几句讽刺比喻就能打发的。
从《非常6+1》到《星光大道》再到《超级女声》，明星速成体系基本确立。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媒体操纵。
看看《开心辞典》，看看《同一首歌》，我们已经产生了赶紧换台的生理感受。
我们看够了媒体的炒作，看够了那些包装出来的玩意儿，看够了扭捏造作。
我们决心站起来对他们说：这些个玩意儿，我们也会。
越来越多的包装和越来越豪华的炒作使得人们对如此而来的偶像产生了普遍的厌倦。
当我们一次次被这些明星大腕和他们的作品整得哑口无言时，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垃圾永远是垃圾，哪怕它是上亿人民币打造的垃圾。
网络新偶像或许也是垃圾，但是低成本制造的垃圾，更有平民、草根气息。
所以我殷切希望网络新偶像能从垃圾堆崛起，达到连好莱坞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正像行为艺术号称“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样，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偶像。
无须媒体吹捧，只要自我炒作，一切皆有可能。
在政治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事迹而闻名。我们管这些突然屹立起来的人物叫做“英雄”。英雄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一个前电视时代精神生活的质量。
想一想，如果一个时代没出什么榜样性的人物，那么这个时代是不是有些那个，就跟老天阴沉沉老是憋着不打雷不下雨似的，很不痛快，容易得抑郁症。
于是统治者需要经常树立一些忠臣、孝子、烈妇之类的以资传扬。虽然野史、评书也把他们当做娱乐资料，但他们还是人们崇敬的对象，而不是娱乐对象。他们在神坛上经受着烟熏火燎，还有神性在。
这就是政治偶像的时代。物质相对贫乏，资讯更是落后。人们还没有选择偶像的权利，但还有躲避偶像的机会。
那些隐居尘世的人，他们不崇拜政治偶像，他们和网络新偶像一样，以自己为偶像。
伴随政治偶像而生的是文化偶像。文化偶像的出现需要更多的历史机缘。何以选择你而不是别人，何以你身上的文化元素成为时代的发光点，凭什么你就能一夜成名鸡犬升天。殊不知，这文化偶像比政治偶像要复杂许多。
王朔是著名的文化偶像，北京制造。京味儿文化是善于制造偶像的一个文化。它既平民，又贵族，既下里巴，又阳春白。它不光产生了痞子文学，还把很多玩意儿也弄得跟时尚似的。
王朔之所以能风云天下，这和他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他是个退伍军人，在大院里长大，做过倒爷，在部队当过卫生员。一直闷神儿于小说创作，具有北京人那种浑不吝的性格，终于在和冯小刚的密谋之下一举成名，号称自己在写《看上去很美》的时候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作了。他在性格上有一些自卑和不自信，说自己是码字的，这和网络新偶像那股上帝赐予的自信劲儿真真是天壤之别啊。
从偶像数量上来说，政治偶像属于凤毛麟角，他们完全依赖时势甚至是他人的牺牲。而文化偶像就相对来说多一些，任是什么文化只要迎合了大众的口味，都有偶起来的机会。
那些曾经时尚的文化在没落之后就受到保护，变成国粹，比如京剧、相声。那些现在依旧时尚的文化，如小剧场话剧、电影，已被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所浸染。
于是，我们今日看到的更多是商业偶像。
他们大多很年轻，具有金玉其内的素质，只需半透明的包装和生猛海鲜般的炒作，就能在已经春色满园的大花坛里绽放那么一阵子。可是，他们成星的方法太平常了，这或许注定了他们的星途不会平坦。
一个人可以因为一件事名满天下，这全赖媒体帮助。媒体的目的远非商业那么简单，它融合了政治、文化、商业等诸多元素，才锻造出许许多多的媒体偶像。像饶颖，以一个终极受害者形象破土而出。媒体在使很多事情更清晰的同时，又使很多事物变得模糊。事情有真相吗？或者说，事情只有一个真相吗？一个案件，一起官司，一场曝光，一次事故，都可能有一个或几个手中握有真相的人成为焦点，变成偶像。最后我们只能说，事情不止有一个真相，或者说，事情有没有真相并不重要。
当年刘邦看到巍巍乎的秦始皇的时候说，真男人啊。
而项羽看见秦始皇的时候却说，我要取而代之。
无论诗人刘邦还是贵族项羽，他们的成名都依赖于推翻秦朝。没有秦的历史，就没有偶像皇帝的出现。
可见一切偶像的诞生，都有赖于机会、时机、时势、命运、贵人相助、瞎猫碰死耗子、历史的巧合与重复。
然而，在现今的互联网时代，偶像完全可以通过自助方式冉冉升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有了互联网，天不行健，君子一样可以自强不息。
比如网络新偶像。
她的坚持不懈终于有了回报，出名了。用自己的方式，独特，而且普适。
人人都可以这样做，但难保人人都成功。
就怕一招鲜，下一个新鲜招和使招的人在哪里呢。
我们不由得有了类似江湖中人一样的心理，期待着又一个大侠横空出世。
一个自助偶像的时代。
一个口水而不是物欲横流的时代。
一个虚无而有活力、无意义而充满生命感的时代。
一个以网络为基础、以娱乐为主要消费方式的时代。
一个对媒体、包装、炒作、造势无比蔑视和反讽的时代。
总之，这已是后偶像的时代。
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小广告不是什么办证、机票之类，而是FRJJ的玉照。
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不小心，成为谁谁的宠儿，成为大众的偶像。我们没必要胆战心惊、不好意思，想想网络新偶像，我们就好受多了。
想象一下，公元三○○○年时的后偶像时代、后后偶像时代。
我的天！
网络新偶像早已香消玉殒，然而所开创的时代却一直延续着。
当观众比演员更幽默
人人都有幽默的细胞，只是有的是职业的，有的是业余的。职业的幽默被叫做“相声”，号称是“笑的艺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是说学逗唱。说，练的是嘴皮子，很少能见到很幽默的绕口令。学，是模仿世间万物，容易有很滑稽的段落。唱，是练一副好嗓子，基本上不涉及幽默。逗，是抖包袱，也就是玩儿幽默。
但并非围上个场子就一定能幽上一默的，这违反了幽默的发生原理。经常性地，幽默就沦为了滑稽。
渐渐地，相声演员把滑稽当成了幽默。于是更加滑稽，直到以自己的搭档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互相喷唾沫星子，给搭档下绊儿，讽刺搭档的长相，贬损搭档的亲属，人身攻击也被当成笑料。
如此滑稽的相声虽然也能引来笑声，观众却是在笑演员的滑稽和低能，而不是别的。或者说，这样的笑声是观众的下意识反应，要不然就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在剧场里要想逗观众乐，也不一定要靠幽默。在剧场表演的好处是可以比较随便地表演，有些二人转的意味，可以说些稍带黄色的段子也没问题。不像电视上那样，被各个部门审查之后才能播出。黄色小段儿和粗口又出现了，这是比滑稽更滑稽的一个层次。
观众在黄段子当中笑，是为了掩饰其低俗，是为了让剧场里的气氛不至于凝结成尴尬。演员不能自知，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打动了听者，反而更为卖力地贩黄。像在周末相声俱乐部，我只去过一次，却能听到开乳罩玩笑的相声，不虚此行啊。
相声演员下场前的最后几句也很重要，是最难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的好坏，能充分看出他们的作品是否经过了仔细雕琢和费尽思量。遗憾的是，大部分相声都是在俗套中结束了滑稽的表演，有的竟然像电视剧的某一集那样毫无前兆地结束了。这样的安排让观众在对相声失望的同时，更加深了对演员的失望。
如今很多主持人的脱口秀相当精彩，远远高过相声演员在平时的谈吐。从后者平时那些庸俗熟练而又无趣的讲述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们虽经专业训练，却没有练就信手拈来的技术，更谈不上现卦和“脱口相声”。
他们对先进科技的掌握以及世界政治的认识，和普通人无二。他们还活在传统的圈子里，不懂得幽默的本质是令人惊奇的创新。他们只会胡乱创新，根本不顾及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也就更加滑稽。
这跟相声的传承制度有关系。这种拜师学艺的方式使得相声不仅仅土，更要命的是传统的程式被一代代深入骨髓地继承下来。于是，我们见不到大气磅礴的相声能打动人心，我们也看不到讽刺现实的相声能深入人心。
我们可曾听到过谈论世界政治风云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说孔子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涉及航天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电脑意趣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三农问题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环境保护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天文地理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保护民俗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可可西里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科学家故事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述缉私的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