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这一问中，就可以看出你的所知很有限。真的，你缺乏的就是霍尔华特的经验教训。任何毒药都会留下痕迹，一验尸便能发现。不过这并不碍事，就让别人去验尸好啦，哪怕是检查出马钱素也不打紧。和毒药打交道可得多多留神，最好是先用毒药杀死一些有钱的亲戚，但这事要慢慢来才显得有趣。还有，当你干掉卫兵，事情办妥之后，可别忘了咱们这个时代时兴抢银行，银行职员可以全部用哥罗方麻醉，也可以暗暗给他们打上一针库拉烈。那又厚又重的钢制保险箱可以用甘油炸药炸开。这时候枪才有了用武之地，你可以随时随地开枪，想打谁，就打谁。最后再打进公共场所，比方剧院、饭店、咖啡馆等等，把那些胆敢违抗、舍不得交出钱来的人一律杀掉，绝不要手软，要把他们当做猪、狗，对，就像杀猪狗那样杀掉他们，好！小伙子，现在我祝你成功。”
当他们兴致勃勃地准备要离开时，却愣住了。只见咖啡店老板和食客，还有一个店员和一个小孩，在他俩身旁跪成一圈，一律双手高举，心惊胆战却又真心真意地恳求他俩手下留情，放他们一条生路。
辩护律师
——［保加利亚］埃林·彼林
辩护律师向法庭陈述自己的委托人是出于正当防卫而开枪打死那匹马的，而委托人的说法却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大骂一通委托人后愤然离去。
今天，区法院全体出庭审理高罗谢克村农民米特里·马林打死他邻居彼得·马林的马的案件。
法庭的窗口面对着街对面一排房子的白墙。这排房子在阳光照射下泛着刺眼的白光，更显得法庭上的气氛阴沉。大厅里十分闷热，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两三个被传来作证的农民畏畏缩缩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张着嘴巴听着。
现在出庭的是辩护人。一身破旧的西装已罩不住他那滚圆的肚子，再配上秃头、矮个儿，模样很令人发笑。他的眼睛总盯着庭长，有时从口袋里掏出手来指着被告，竭力想使听众感到惊讶和激动，他的嗓子发哑，声音沙沙的，听上去就如同一个破罐子。他仰起头，向天花板翻着白眼，仿佛是在祈告上苍。在说完每一句话之后，他便略微向前移动一下，把两只手摊开。但是法官们僵硬的、不动声色的面孔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习惯了的冷漠，同往常一样，不给人任何希望。
庭长沉默不语。一个法官正在专心画小马。另一个，看上去非常热衷于音乐，他画了一个大音符，现在正竭力把这个音符扩大。
被告米特里·马林是一个矮小、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农民。他赤着脚，穿着一件小褂，手里拿着帽子站着。他对那个唱着歌往玻璃窗上撞的苍蝇十分感兴趣，至于辩护律师的那些“名言”，他一个字也不懂。在律师停下来咽一口唾沫的时候，米特里回头对门旁漫不经心地咬着指甲的杂役高声说道：
“朋友，你把那个唱着歌的家伙放出去吧，它嗡嗡地叫得烦人哩。”
法官们用一种又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怜的目光看了看他。庭长摇了摇铃。
“米特里·马林，安静些，你该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应该多说话。”
“哈，它飞走了！”米特里指着窗子说道。
法官们都笑了。辩护律师严厉地瞅了他的委托人一眼，随后也笑了，继续说道：
“是的，法官先生们，我们不应该忽略，换句话说，我们应当了解一下我的委托人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正确地估计当时的情况。现在我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乡村里的夜晚，黑得像地狱似的，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委托人正躺在院子里看守着他洒尽血汗换回的谷物，这就是说他在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诸位先生设想设想这一切吧：他躺在那儿，每天的劳动把他累得精疲力竭了，他忘掉了一切，正如诗人所说的，他忘掉了妻子、儿女和天堂。我的委托人因劳动过重，疲惫不堪，不知不觉中睡去了。
“哪知在熟睡中，他忽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到他身上，他猛然一挣，醒来了，他看见……这还了得！他的性命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了。他的头顶上站着一个丑陋不堪的庞然大物，这个怪物正要准备对他下手。在万般惊惧之下，我的委托人简直就失掉了知觉。他看见无数火舌从怪物的鼻孔里喷出来，血红的眼睛冒着熊熊的火焰。他恐怖到了极点，他浑然忘了一切，忘记了周围的环境，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抓起枪来就放。怪物倒下了又爬起来，跳过篱笆，往野地里跑去，它钻到那儿的一个干草垛里，痛得直抽搐，后来……就死去了。
“法官先生们！这个庞然大物就是彼得·马林的那匹马，一匹价值绝不会超过５０列瓦的马。那么请问，我的委托人对此负有什么责任呢？他在哪一点犯了罪呢，先生们，你们认为呢？法官先生们，仔细考虑考虑这一切再判决吧。诸位都知道，有两种法律：一种是神的法律，它叫每一个人保护自己的生命；一种是人的法律，它也保护正当防卫。先生们，无论是神的法律，还是人的法律，我的委托人都不曾触犯，因此他是无辜的。”
辩护律师神气十足地看了看周围，擦去了额上的汗，向委托人递了个眼色，便坐下了。法官们相互低声交谈起来。庭长摇了摇铃喊道：
“被告米特里·马林！”
“在！”马林像军人那样答应道，并且两手垂了下来。
“关于这个案子你要说些什么？”
“你在说我吗？”
“当然是你，现在是在问你。”
“我要说的和他说的完全一样，完全是那回事儿。”
“你说说看是哪回事儿？”
“是这么回事儿！”米特里高声喊道，“这匹可恶的马每天窜到我的院子里。我对彼得说过多少次：邻居，把马圈起来吧，狼会咬死它的！它害人无数，我的园子让它踩坏了。只要天一黑，它就跳过篱笆来了，简直把我害苦了！法官先生，我对您说实在话，它踩坏我许多南瓜，我真心疼。南瓜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可是这匹该死的马，竟把它们踩坏了。我忍着，忍着，——好吧！我想：你等着吧，我一定给你点儿厉害看看。我把枪装上子弹，开始等着它。到了半夜，我刚打算躺下，就听见扑通一声，它又跳过来了！就是它，看我的！一定有他好瞧。”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呢？”庭长问道。
“后来，我就动手了！我瞄准了……一枪就把它打死了。”
“然后呢？”
“后来我和我的老婆就把它拖到村子外面去，埋在那儿的干草堆里了，我们想把它藏起来，但是被发现了……”
辩护律师听着他的委托人在坦白地承认，气得浑身发抖。他想用眼睛制止他说下去，但是米特里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位辩护人，只顾看着庭长一个人。
“依你看，这匹马需要多少钱能买到？”庭长问道。
“我哪儿知道？马是挺好的。”米特里答道。
辩护律师气愤地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忽地一下站起来。
庭长宣布退庭。气得直哆嗦的辩护律师把米特里叫到走廊上喊道：
“你这混蛋，难道你不会撒谎吗？既然撒谎都不会，你还请什么律师？”说完，他转身气愤地离去了。
程序控制的丈夫
——［前南斯拉夫］伊·布德洛
佩塔尔一早起来就遵照妻子
给他留的字条把所有该做的事都做了，
然后直奔车站，准备买票赶去和妻子相会，
却发现自己不知该往何处去。
闹钟骤然响起，把佩塔尔吓了一大跳，他一看已是清晨5点，急忙起床，他要赶去度周末，妻子和儿子昨天已经走了，倘若他不能按时赶到，他们定会十分焦急。
佩塔尔按了一下闹钟的按钮，钟表下面放着妻子留给他的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把录音机打开。
佩塔尔立即遵照妻子的指示打开了录音机。刹那间，欢快的流行歌曲从录音机里“流淌”出来。音乐停止后，录音机里传来妻子的声音：“早晨好，亲爱的！你睡得怎样？”
“假情假义！”佩塔尔嘀咕了一句，抽起烟来。
“马上把烟掐灭！”妻子的命令从录音机里传出，“到冰箱里取出早餐用的木瓜酱。注意，要适可而止。”
他刚刚吃完早饭，妻子的命令又从录音机里飞出来：“看看阳台花盆下面的字条。”
妻子在字条上提醒他别忘了浇花，并详尽地说明如何进行这一美化环境的工作。
厨房里的字条告诉佩塔尔不要忘记刷碗。贴在衣柜门上的字条要求他如何打扮自己：穿灰色西装，莫要忘记扎领带。
佩塔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正动手收拾旅行包时，在包底又发现了一张字条：把刮脸刀带上。
佩塔尔顺从地将险些忘记的刮脸刀放到旅行包里，便向门口走去。可是，房门上的字条威风凛凛地命令道：回去！烟灰缸里还有一只没有熄灭的烟卷。
在房门的另一面上，妻子留下了最后一道命令：看是否把窗关严、门锁好。
佩塔尔检查了一下门和窗，一切都符合要求。
在火车站，他走到售票口，把钱递给了售票员。
“给我来张票。”佩塔尔说。
“去哪儿？”售票员问道。
“去哪儿？”佩塔尔迷惑不解地自言自语，下意识地转过头去，想问一下妻子，回头一看，才知自己是独身一人。
“您是否能告诉我你去哪？难道这也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售票员挖苦道。
这时佩塔尔方恍然大悟，是妻子忘记告诉他去何处。他张大嘴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着气，把钱放回衣袋里。
回到家里，他砸碎了录音机，打开了鸟笼，放走了囚禁在笼中的金丝鸟，然后拿出一瓶酒，杯也没拿，鞋也没脱就躺到床上，嘴对瓶嘴有滋有味地喝了起来。
默哀
——［匈牙利］莫尔多瓦
为了表达对死去局长的哀悼之情，全局职工对着局长遗像默哀一分钟，但慑于局长生前的淫威， 没有人敢结束默哀，直到现在。
虽然现在“遭殃的机关”已经不多了，而且还在呈下降趋势，但其中值得一提的遭殃机关还有那么几个，我们机关就是其中一个。
本来我们机关和别的机关没有什么不同，如要说不同，则一定体现在我们威严的勃朗特·尤若夫局长身上。一进我们机关大门，迎面就是他一人高的站立塑像，这是局长六十寿辰之际全局六百个业余雕塑家应征作品中被评选委员会挑中的那个。塑像的一只手威风凛凛地指着进来的人，另一只手指着挂在墙上的横幅，横幅上写道：“你今天打算做什么让我对你感到满意？”这还不够，局长在厕所里也打发人挂上他的肖像，下面写的话是：“别在这里偷懒，你不想想，连我也把烟戒了！”
勃朗特局长的办公室是一个改装过的保险箱。他办公时全不费工夫：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有多大的事，他都拒而不见。不过倒也不是真的一个也不见，如果有人前来告发机关里某人居然在局长背后发表了轻慢无礼的反动话语，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告发者只要把保险柜的开关拧到“敌人”那格，柜门就会启开，他便获准入内，面陈详情。如果告发的人或事情真的存在，那被举报的人就会被开除，如若诬告，举报人也会被开除。因为总是事出有因，否则别人怎会把有损局长威信的不实之词粘在他的名下呢？
勃朗特局长在任时间达六年之久，这六年的时间他周围的人换了十二批。第六年末，勃朗特局长突然病逝。虽然他亲自批准两名高级工作人员可以上教堂为他做祷告，但看来没有起到作用。
追悼大会决定在局长去世的第二天举行，全局职工全部出席，地点是俱乐部大厅。勃朗特局长的遗像围上黑纱，相片下面——按照他的遗言——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道：“物质不灭，精神不死，本局长永在。”新局长还没有到任，由副局长契本代致悼词。契本代副局长站在俱乐部礼堂的尽头，面对局长遗像宣读悼词。站在前几排的人都好像看到已故局长在镜框里不时赞许地点点头，但当契本代说些平庸的话时，他就皱起眉头。致悼词从早晨八点钟开始，于次日下午六点半结束。当悼词念完，契本代副局长把讲稿的最后一张纸放到桌子上，然后宣布：为了表示对死去的勃朗特局长的敬意，全体静立默哀一分钟。从此开始，我们局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遭殃的机关”了。
为了竭力压制沉痛，或者表示自己正在竭力压制着沉痛，起立的人都双手扶着前排的椅子背。格盖尼刚一起立，就打了个踉跄。契本代副局长严厉地瞪了他一眼，格盖尼迅速站稳，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人们对局长哪怕只要有一丁点不逊之举，副局长们是从不手软的。
大家站着，等有人做个动作，咳一声，或者用其他什么方式表示一分钟已到了，可是全场鸦雀无声。
虽然那时时间显得很慢，但绝对不止一分钟了，但现场的人谁也没有提出来。算起来最适合说这句话的契本代，却连表也不敢看一下，他担心会为此丢官。有的人看着围黑纱的遗像，暗暗担心自己的饭碗。谁也不怀疑，勃朗特局长说“物质不灭”绝不是信口开河。他们相信，任何人敢斗胆从最后敬意的六十秒钟哪怕克扣一秒钟，就会遭到局长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处分。在那一时刻，人们也在互相看着笑话，等待最糊涂的家伙来打破这该死的默哀，那么他就会被脚不沾地地踢出机关去。不少人正在盘算，这无疑是为提级创造条件的大好时机。
最后使事情彻底演变为悲剧的是墙上的那架挂钟。大概也是基于哀悼的原因吧，它停了。大家就永远地失去了能不冒大不韪而断定一分钟已经过去的机会。
天破晓了，接着黄昏又来临了，但是一分钟的默哀还在继续进行。新任命的局长到任，请大家节哀，请坐下或者请回家。
谁知道人们还是闻之不动，虽然人人都想趁此结束这该死的“一分钟”，但是仍没人敢动，每个人都担心：是他第一个坐下来的。
两星期过去了。由于俱乐部要另作他用，新局长只好派人把开追悼会的人们装上卡车（他们还是这么站着，原来是怎么站着的，现在还是怎么站着）。运到医院，医院不接受，于是就运到了“最新现代史博物馆”的一个特别陈列室。
“遭殃机关”的全体人员从此就在那用一条红绳子围着的地方站着，扶着前排椅子背，眼睛直视前方，好像还在看着勃朗特局长的遗像。
博物馆的看守告诉人们说，默哀的人常常在深夜轻轻地叹一口气，活动一下麻木的手脚，但从余光中看到别人还在毕恭毕敬地站着，急忙收回欲动的手脚，继续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