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后来成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与陈独秀分别作了序言。胡序云：“我在本年（1923）三四月间，因为病体未复原曾想把《努力周报》停刊，当时丁在君（丁文江）先生极不赞成停刊之议，他自己做了几篇长文，使我好往南方休息一会。我看了他的《玄学与科学》，心里很高兴，曾对他说，假使努力以后向这个新方向去谋发展——假使我们以后为科学作战——《努力》便有了新生命。”这次的论战，先是因为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人生观”的讲演，主要是说：“人生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所以科学如何发达也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企图以此来反对西方文明。这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向张展开进攻，并质问他：“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论战就这样开始了。接着参战的有梁启超、任叔永、胡适、孙伏园、林宰平、张东荪、章演存、朱经农、唐钺、王星拱、吴稚晖、陈独秀等人。双方主将是梁启超与胡适、张君劢与丁文江不过阵前的急先锋而已。丁胡派打着科学的旗帜，反对玄学鬼。张梁派是以一种隐蔽的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最后科学派得胜。胡适在序中回顾了论战经过，宣称自己的“科学人生观”也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说：“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人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文化，他不但驯服了许多禽兽，他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这些来驾驭天行，叫电气给他赶车”等等。“总而言之，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就这样，胡适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这次论战的结局。然而，陈独秀在他的序文里，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说：表面上好像是胜利了，其实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为什么没有攻破呢？因为手中缺乏一种武器。这种武器就是“唯物的历史观”，因此说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他诚恳希望“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是胡适仍坚持实验主义的立场，不假思索地说：“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一场思想大论战就此结束了。后来陈独秀对友人说：“适之说我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事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由此可见二人之不同之思想和性格。
1922年5月30日，胡适应宣统之约到故宫去会晤这位“末代皇帝”。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面。我对他行鞠躬礼，他请我坐下，我就坐下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诗，他做过旧体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我们谈了20分钟，我就告辞了。在此会晤之前，胡适曾拜访过他的老师庄士敦，并送一本《尝试集》请庄转交宣统。这件事当时的报刊作为头条新闻大加渲染，传说议论很多，有的说“胡适为帝者师”；有的说“胡适请求免拜礼”等等，不一而足。为了弄清是非，胡适7月23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宣统与胡适》一文，说明事实真相。他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胡适虽作如此说明，但事没有完，后来发展成了他的一桩罪状。因为他反对冯玉祥领导下的国民军将溥仪驱逐出皇宫。当时他写信给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宣称：“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发表后，舆论大哗，胡适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就是他的好友朱经农、唐钺、周作人等也不赞成他的这种行为。后来他还亲自到醇王府，看望溥仪表示慰问，并劝他出国留学，愿意给以帮助云云。这样更激起群众的愤怒和不满，认为他是在维护封建制度，是个十足的“保皇党”，这与他提倡的新文化思想是很不相称的。胡适对此仍不觉悟，还认为这是个“自由”、“人权”的问题，其实他大错了。不过后来有所认识，作了反省；那是在1931年9月10日左右的一个星期天，胡适与徐志摩、罗尔纲游景山，当爬到山顶时，大家俯视故宫景色，谈话间胡适的脸忽然阴沉起来，过了一刻，他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事隔七年之久，最后终于认错了。
1923年春，正当“玄学与科学”之争即将开场之际，胡适在《读书杂志》第八期（4月1日）上，发表了《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的文化哲学进行了批评。该书中有一句话针对提倡西洋文化者，说：“你已不必辩，辩也无益。”胡适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他说：“我也明知‘辩也无益’，所以我沉默了两年，至今日开口，也不想为无益之辩论，只希望能指出梁先生的文化哲学，是根据于一个笼统的出发点的，而这种笼统的论调只是，梁先生的‘牢牢的把定一条线去走’。……用一条线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化，故世界文化也走一条线了。”可见胡适对中西文化之争，所持的慎重态度；而今时机已到，丁文江与张君劢在进行“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胡适及时发表评梁的书来助威，正所谓此其时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1921年秋出版。梁1917年进北大，主讲印度哲学，后又讲唯识哲学，那时北大正在掀起新文化运动，大讲“科学”与“民主”并提倡输入西方学术思想，打倒孔家店，在这种形势下还在讲印度哲学，似乎不太合潮流。当时选这门课的学生很少，于是梁被迫出来讲“东西文化哲学”。初在课外与一些青年讲，不算学校内的任务，共讲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北大二院，时间不太长，由德文系的同学陈政记录。第二次是1921年暑期应邀到山东济南教育会讲，由罗常培记录，并由他参酌去年在北京大学讲的记录编写成册，于这年底在山东出版。是书的大意，用梁的话来说是批评各家、独尊儒术：既反对印度的佛教文化，也反对近代西洋文明，而极力提倡中国儒家学说，并宣称，“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因此他对上述三种文化的态度是：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梁漱溟本来是信奉佛教的，自称20岁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可到29岁时，思想又转入儒家的生活，根据他的经验不主张大家做佛家的生活。理由何在？因为佛家的人生态度，对于政治不闻不问，对于个人权利绝不要求，逃避现实。他说：“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09页）所以他对印度文化持否定态度。至于西方文化呢？他说，“民主”、“科学”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即上所说的全盘承受。（同上206）但态度要改一改。他说，人生态度不要跟着他走，要中国的、传统的中国文化。简单说，就是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这叫伦理。近代西洋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以个人为本位，自我为中心。所以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向外的，而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是精神文明向内的。以孔子为代表，在孔学之中他又抓住人生态度来立论，他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同上214页）并称：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他观念，如调和中庸求仁乐观也是重要的方面。然而据他的观察，儒家越到后来越干干净净，只剩一点形式了。到唐代佛家盛行，禅宗遍天下，儒家思想渐灭。因此提出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即恢复孔子原来的思想和精神。“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莫克拉西两种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同上213页）以上便是梁书的主要论点，书中自然批评了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人。他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接着他又断言道：“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同上213页）正当西风劲吹，向西方学习，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之时，梁漱溟异军突起，树起孔子大旗，来与“新潮”对抗，这是有点胆量的，在捍卫孔子哲学方面成了中流砥柱。他自己后来回忆说，这是出奇制胜。
对于梁的上述主张，李大钊曾经诚恳地忠告过他说，“讨论东西文化应当留意他的客观的原因，诸如茅原山人的人间生活史等书可以去看看。”（同上43页）胡适也有过同样的忠告，他在文章里首先就是攻他在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并引梁的话说，“我是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又说：“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条线去走。”于是胡适说：“我们读梁先生的这部书自始至终，都该牢牢记得上述这几句话。然后就可以放大胆地读他这部书了。”接着指出，梁的文化观是种主观的文化哲学，并引梁书中所列的三系文化的结论：
（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
（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感觉）的。
胡适说文化是一种复杂的东西，梁把它简单化纳归一个笼统的公式，说明不了问题。并指出他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其实都是一堆笼统话。这是由于概念不清造成混乱。接着又引梁的话，梁说：“凡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当然不能限于一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根据这个逻辑，梁认为东方文化还可以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胡认为这个话是有毛病的，于是抓住这点又进行发挥，他说：文化有其空间、时间之差异，文化是多方面的，在一个国家里尚且有南北之分，古今之异，何况偌大一个世界？若否认这种种时间和空间的区别，那么可以说，无论何种劣下的文化都可成为世界文化。我们也许可以劝世界人都点“极黑暗的油灯”，都用“很笨的骡车”，都行君主独裁政治，甚至于鸦片、细腰、缠足，如果走运时，何尝都没有世界文化的资格呢？综上所述，可见胡适在批评是书时，并不涉及梁所宣扬的孔子哲学，而只是仅就其方法论而言。又比如梁说：“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胡又抓住了这句话，又发一通议论，最后说：究竟是真没有呢？还是被梁先生驱为“化外”了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虽然如此，但他们的争论，就其实质而言，是往西走呢？还是往东走！这是东西文化的论战，他们两军对垒。梁方有梁启超为后台，主张往东走；胡方有吴稚晖助阵，主张往西走。吴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里说：“梁卓如（启超）、梁漱溟两位先生在任何一方面，都超过我们的孔二先生。”并且也是孔二先生在天之灵愿意他俩胜过“他老”的呀。并宣称要把“国故”丢在茅厕里30年，来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可见其反传统决心之大。他们如此卖力地争论，反映了当时中国宗法封建社会思想与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思想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调和的，必将继续争论下去。
在此之前，即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教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在上海创办一个《学衡》月刊，他们举起复古的大旗，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进行批判。梅与胡是老朋友了，回国后又提倡其反对白话文的主张。他说，新文学倡导者、非思想家乃诡辩家。诡辩家之旨，在以新异动人之说，迎阿少年，在以成见私意，强定事物，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梅的锋芒主要集中在反对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上，他写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等文章。吴宓与梅光迪是哈佛的同学，他是《学衡》总编辑，评论新文化运动，极尽笑骂之能，他说，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苟一国之人，皆沉溺于淫污之小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又说：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人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人，此又何新之足云哉！吴著有《论新文化运动》、《文学研究法》等文。胡先骕早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农科，与胡适友善，但对新文学向来是反对的，他说，胡适以过古之文字为死文字，现在白话中所用的字为活文字，而以希腊拉丁文比中国古文，以英德法文比中国白话。以不相类之事，相提并论，以图炫世欺人，而自圆其说，予诚无法以谅胡君之过矣。他著有《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等文章。此人治植物学，喜爱旧诗词，对新诗却大加讥评。以上略举其大端，可见其一斑。奇怪的是他们都是留学生，按理对新生事物，当有点敏感性，其实不然，他们反起白话文、新诗，却不比国内的复古派差。然而时代的车轮，他们是阻挡不了的。新文化运动照常向前发展。胡适对他们的攻击，认为成不了什么气候，于是作了一首打油诗：题《学衡》，来回敬他们，诗云：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了一本《学骂》
胡适虽不理他们，但北京的《新潮》派可不答应，于是对学衡派进行反击，先后发表了《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等文章来批驳他们。这场争论是继林纾之后的第二次文言与白话之争，当时在南方复旧势力（同上511页）是相当顽固，许多学校恢复了读古文，反对新文化的声浪甚嚣一时，《学衡》派只是一个代表而已。这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他们得到封建官僚的支持。据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说，1922年冬，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胡适听到后便想回避一下。可见当时胡适所处的环境是四面不讨好。12月17日北大举行25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胡适宣布说：近来病了，每夜两点后不能安眠，做点事腰背疼痛，不能支持。中西医都说，过于劳苦所致。现在已向校中请假一年获准，假期从今天起。今年4月就任的教务长职，由顾孟余接任。从此胡适暂与北大告别了。
是年冬，胡适在《努力周报》29期上，推出《谁是中国今日的12个大人物？》一文，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周报）唱对台。该报征求读者意见，选举“中国12个大人物”时，结果按票数多寡推出十二个大人物是：①孙中山、②顾维钧、③冯玉祥、④王宠惠、⑤吴佩孚、⑥蔡元培、⑦张謇、⑧阎锡山、⑨余日章、⑩王正廷、黎元洪、陈炯明。胡适对此大不以为然，于是在《努力周报》上另推出12人，分四组：
第一组学者三人：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
第二组，影响近20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四人：
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
第三组，影响虽限于较小的区域，而收效很大的二人：
吴稚晖、张謇。
第四组，在近20年政治史上有很大势力的三人：
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
上述人物，皆作了大概地介绍，其中对吴稚晖较为详细，他说，吴是最早有世界眼光的人，他一生的大成绩在于提倡留学。他先劝无锡人留学、劝常州人留学、劝江苏人留学，现在还在那里劝中国人留学；无锡在人才上，在实业上，所以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县分，追溯回去，不能不算他为首功。从这个名单，可看出胡适对教育学术文化的重视，比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更是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