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对教育事业不仅不设法改善条件，反而严加控制，同时长期拖欠教员薪水，致使整个教育濒于破产，教员生活无法维持。为此，北京教职员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愿，结果遭到残酷镇压，“六三”事件便是一例。这期间胡适的生活也感到困难了。本来他是不向别人伸手的，包括稿费也是如此。这时生活所逼，他也不得不写信到上海向亚东图书馆借了100元作为家用。在教育界胡适都感到困难，可见一般教员的生活是多么艰难了。
1921年北洋政府同往年一样庆祝“国庆”双十节。胡适目睹时艰很有感慨，作《双十节的鬼歌》一首，怀念先烈，同时对腐败的政府进行了抨击，诗云：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换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胡适宣称不谈政治，但形势逼人，使他想避也避不了，尤其是他的好友丁文江常责备他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批评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朋友谈话中，丁文江常说：你们不要上胡适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在当时社会环境与朋友的鼓励下，胡适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与丁文江、高一涵等自筹经费，开始准备办一个《努力周报》来发表言论，为社会之进步贡献一点力量。此事传出后，他上海的朋友如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高梦旦都不赞成他办报，劝他还是专心著书，或是当教授为好；办报是下策。陈还说他太和平了，不配办报。这些话是高梦旦来北京时转告他的，请他慎重考虑。胡适谢过朋友好意后说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后，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个公开正义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
1922年5月7日该报第一期正式出版。胡适作《努力歌》一首，代替发刊词，其文云：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
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
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
“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
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
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
努力！”
从这首歌词里可以看出他们是要为社会的进步做一番努力，但是具体主张还不明确。所以在第二期上胡适又撰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是稿初成时，他认为此文可作为公开宣言，于是打电话与李大钊商议邀约一些朋友在蔡元培家开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略有修改，都愿列名做提议人；签名者有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李大钊、梁漱溟、高一涵、丁文江等16人。他们主张好人政府，即宪政的政府，要求南北议和，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减少议员等等。并称“我们以为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当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向中国的恶势力作战。”他们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及其社会的安定，希望封建军阀作出适当让步。但事实证明，这种改良主义的要求，军阀们根本不理，因此是实现不了的。
在《努力周报》第七期上，胡适发表了《我的自述》一文，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态度。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这个习惯，而且参与了那时在美国的政治活动。1917年7月回国，碰到张勋复辟，使他大为吃惊。据他分析，这是中国文化落后而造成的自然现象，所以他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想为中国打下一个思想文艺基础。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他接办《每周评论》，看到那时的新分子闭口不谈政治的具体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种现象他看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才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结果招致各方面的批评；他也写了文章答辩。后因《每周评论》被封，争论没有继续展开。之后，胡适说他自己一是忙、二是有病，因此不能来做这舆论的工作，心里总是希望有别人出来干这种事业。但他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也没有人来干，使他大失所望，而一班新分子仍高谈基尔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点，无人过问，他忍不住了，于是出来谈政治。他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我自信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又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个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收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进步。”在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指导下，他在《努力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极力鼓吹联省自治，他认为实行“联省自治”可以增加地方权力，用“省议会”或“省宪”来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使军阀不敢作乱，声称：“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又说：“凡反抗这面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从这个论点出发，他反对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宣称：吴氏的军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不能不认为幼稚……同时他也反对孙中山的“大革命统一”（即北伐），胡说“他是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因此在他的笔下，主张联省自治叛变孙中山的陈炯明倒成了革命的人物了，他说：“陈炯明的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这里不分青红皂白将是非颠倒了。他的这些言论，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右翼势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当时为了辩明是非，陈独秀在《向导》上著文，针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批驳，说明联省自治是西南军阀在搞封建割据，并非是人民的要求。胡适仍不觉悟，进一步又在《努力周报》第22期上提出五点解决国事的意见，即《我们还主张召集各省会议》：（1）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2）宪法是将来的工具，此时决不能单靠宪法来统一的。（3）大革命是一时不会实现的，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充饥。（4）反对私人接洽，一切谈判要公开。（5）在今日唯一正当而且便利的方法是从速召开一个各省会议，公开议决一个实现统一的办法。总而言之，他是反对武力解决国事的，哪怕是革命的武力。陈独秀在一封信里批评他说：“不取革命的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并指出分歧所在：“兄是相信实验主义的，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由此可见，他们虽是好朋友，但政治观点不一致。是年8月13日胡得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即写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请他劝告法公使，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又说陈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请他出点力等等。不几天后，陈被罚款400元了案，也没有被驱出租界。胡适写信给顾表示谢意。接着18日，胡适出席李大钊宴请苏俄代表越飞的招待会，陪客除胡外，还有蔡元培、陶孟和、李石曾、蒋梦麟等人。蔡有演说，胡也讲了话，最后是越飞作答词。之前，胡听说北洋政府有令监视越飞之说，于是写信给顾维钧说：“越飞确是苏俄的正式代表，中国应对他表示相当的敬礼。”（见于日记）通过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胡适所持的政治态度，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用调和的办法来处理一切。他的这种思想是很顽固的，他的朋友朱谦之（原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看了他的《四烈士塚上没字碑歌》大喜，以为他思想变了，于是劝他出来做革命的事业，结果还是不行。胡适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
由于胡适对政治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因此分不清是非，将革命势力与反动的封建军阀等同起来，甚至还有颠倒的地方，站在军阀的一边，要孙中山将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这不是很明显地叫革命者向反动军阀投降吗？诸如此类的主张，不仅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不满，就是社会舆论也不赞成，更何况青年学生了；当时北大进步学生也是反对他们的“好人”政府的主张的。那时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张难先曾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批评他们的政治主张，略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并警告他们说：“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围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这时，《努力周报》在南方售量大减，由此可看出民心之所向了。从另方面来看，这时北洋军阀对胡适也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曾写信批评他，最后警告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您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可见胡适一介书生，缺乏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一谈政治就错，各方面不讨好。那时，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曾以朋友的身份写信劝胡适不要再谈政治了，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吧。”综上所述，可见胡适的处境，真是左右为难，再谈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于是收场，改谈学术。
后来《努力周报》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他们又办了一份副刊《读书杂志》来讨论读书心得。在这两份报刊上，展开了两次大的讨论：一次是“玄学与科学”之争，另一次是古史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这两次讨论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胡适因病到杭州休养，未参加论战，但还是以读后感、作序等方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里说：“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四位讨论古史的文章，已做8万字，经过了9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这次讨论，首先是由顾颉刚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2000余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因此他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种议论刊出后，立刻得到钱玄同的赞许，称之为“精当绝伦”。然而也遭到以刘藜等人的极力反对，于是展开了辩论。胡适支持顾的观点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并称赞他是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所以得此收获，从而证明这个基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