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回到北京，于2月4日（腊月二十三日）写信回家报告抵京后的情况，他说：“昨今两日到大学，接洽一切。陈独秀辞职之事，现已取消，陈君仍任学长。儿仍任教授”。由此可见，先前北大是有让胡适当文科学长的意思的。此信又说：大学中，人望儿来甚切，故见儿回京皆甚喜也。他从六号开始上课（这是寒假中的课。是年北大寒假放到2月17日止）。后来他一直忙于教学和工作，故没有抽出时间来请朋友们吃喜酒，但自己已经有言在先，不能不履行诺言，况且他们这班“新人物”，都是二三十岁的居多，哪里饶得过他呢！再说礼尚往来也是应该的。所以胡适在6月5日夜里花了60元钱，在外面饭馆请了前次送贺礼的同事来吃喜酒。胡适喝醉了，第二天病酒，第三天方好。他总结教训说：“从此以后，又要戒酒了。”
胡适原计划是暑假回家，一来是探母，二来把妻子接到北京来住。但他是个大忙人，教课多、作文多、讲演多、应酬多；用他的话来说，“因为我喜欢干预这样、那样，故事体很多”，且陈独秀力劝不要回去，因此改变计划自己不回去，而请人将冬秀提前接出来。于是他写信征求母亲意见说：“我很希望冬秀能早些来，因她已近30岁，若再不出来受点教育，要来不及了。我的妻子，在外边不能不和朋友们的女眷相见往来，这一层很要紧。至于我个人的方便，还是第二层。”又说：我夏天不能来家。因为我预备暑假中做一部书，而且我是英文部主任，夏间大学招考，我不能不到。因为我的薪俸是每年作12个月算的。接着谈了他的思想，他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少了一种重要分子。在北京几个月认得章行严（士钊）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很有学问。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所说的几个女朋友（指陶孟和的未婚妻沈性仁等人）可见中国男女交际还不曾十分发达。”最后说道：“如母亲病体见好一点，可以离开，则可令冬秀与耘圃同来。永侄亦可同来。若单为带冬秀一事，要我自己于夏间回家，恐怕做不到。若吾母肯于夏间与冬秀来北京，则我无论如何，当亲来家一行，但在家只能住几天，不能多住。”胡母接到儿子来信后，初时因身体不好，故而不允，后来反复思之，终于同意了。她说：“予既因挂念尔清瘦之故，心中甚悔，前不赞成挈眷之盲动。以为尔既欲挈眷，将来冬秀到京于饮食起居各项，自可多得辅助，故现在予意又亟愿伊来北。”胡母虽然自己有病，但考虑到儿子的生活与工作，便毅然同意，让他们夫妻团聚，而自己宁可在家多受些辛苦。此信寄出后，便积极准备送冬秀启程。同年5月30日江冬秀与侄儿思永离家，取道江村；在江家小住一二日，由其兄江耘圃带领向北京出发。同行的还有冬秀堂弟江泽涵。
是年春，元宵节之前夜，胡适住处南竹竿巷被偷盗了，失物不多，他说只可惜家中特为我做的马褂也被偷了，还有那剃须刀。他认为这个地方不紧密，房子又旧，故另寻新居。后来北大附近找到一处，在南池子缎库后胡同8号。据说房子不错，房租每月25元。3月30日迁居至此，准备迎接新娘了。同年6月11日江冬秀等人到北京便下榻于此。打这以后，他们夫妻团圆，可以说说笑话了。胡适写信告诉母亲说：“自冬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他奉了母命，不许我晏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狠！”可见其夫妻生活之乐趣。
然而，正当他们夫妻团聚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胡适在事业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母亲突于是年11月23日在家病故了。胡母含辛茹苦一辈子，如今儿子成人，竟未得过上安乐的日子便与世长辞了。终年仅46岁。母亲平时疾病缠身，还强颜欢笑，为的是让儿子安心工作。她在一封信里说：“身体近来太不好，以前不明说，怕影响儿工作，如有江河日下，不得不告。”可见其爱子之心是多么深厚！但从胡适方面来说，他之所以与江冬秀结合也完全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喜，如今却事与愿违，好不伤心！胡适曾对胡近仁说过：“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如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故去的第二天，胡适得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十分悲痛。旋即电令在外地道远的侄儿思永、思齐赶回家先行闭殓，自己于25日携眷由京星夜回乡奔丧。
在举行丧礼时，他破除迷信，实践自己“丧礼改革”的主张。原来他在北京已经安排好了一次通俗讲演，日期定在11月27日，讲题为“丧礼改革”。不料24日就接到家中母丧的来电。他说：我的讲演还没有开讲，就轮着我自己实行“丧礼改革”了！所以他破除迷信，不用和尚道士念经等等。在办丧事的那些日子里，他穿着麻布孝服、草鞋、守灵，以鞠躬代替叩头，并亲笔写了“魂兮归来”四个黑字挂在灵前。到出殡日，开追悼会，他在会上说，旧式的丧礼，有些是迷信的东西，需要弃掉，有些是寄托哀思，表达孝心的，应该保留……但没有讲多一会儿，由于悲痛他已泣不成声了，追悼会也就匆匆结束。胡适自1904年离开家乡，到他母亲去世，将近15年，这中间他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只有四五个月，生未能养，病未得侍，死时又不在身边，临终未得一句话，胡适无限悲痛！在此守丧期间，胡适从各位长辈亲戚处问询其母事，用文言写了一篇《先母行述》，以此来纪念死去的母亲。在这篇文章里，他叙述了他母亲平凡而又不寻常的一生，比如：“天未明而教子”、“闭户饮泣自责”、“割臂肉疗弟病”等事迹，着墨不多，但十分感人。其中有一段记胡适留学时她母亲生病的情景，更是感人肺腑，他说：“辛亥之役、汉口被焚，先长兄只身逃归，店业荡然。先母伤感，病乃益剧。然终不欲适辍学，故每寄书，辄言无恙。……适留美国七年，至第六年后始有书促早归耳。”仅就上述，可见胡母爱子之心，已胜于爱自己了。母慈子孝，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中说：“我的母亲是我生平最敬爱的一个人。”后来，到1948年3月17日，他在题“霜灯画荻图”中说：“用荻画地上教孤儿识字，此事不见于欧（阳修）公的《泷冈阡表》，只见于他的儿子们记的先人事迹。但这个故事真实性绝无可疑，有无数孤儿的亲身经验可以作证。郑友渔先生和我都是孤儿，都有这样的慈母。我们都可以作证，慈母的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可以作证慈母的爱，世间万物无可比拟。”由此我们明白了，他与江冬秀的结合，及终身不弃的根据之所在。
丧事做完，胡适不用阴阳先生，自己找了一块靠近他父亲坟墓的地方；其母棺材暂厝，准备来日入土安葬，他便赶回北京了。至于江冬秀呢？此时因为身怀有孕，故未随行。次年得一子，胡适为纪念母亲，取名思祖（后改为祖望）；冬秀在其侄儿思永及堂弟江泽涵等人的陪同下，始返回北京。
开初胡适由于观念上主张“无后”的关系，所以对儿子的感情较为一般。他说：“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总的精神是否定过去那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提倡自食其力，不依靠儿子，儿子也不要依靠老子的新思想。这是他留学美国时的主张。回国后结婚，自己有了儿子，他说：“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由于他持有上述主张，所以平时在家对儿子并不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他的认识逐渐有所改变，反映在行动上也与过去大不一般。这可由他侄儿思永由天津给江冬秀的信中看出。他说，“思祖弟现在很好玩了，我很喜欢。我想放年假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叫我哥哥了。四叔现在很爱祖弟了，这很好。以前呢？不许思祖上床睡。现在呢？回家不管什么事忙，先要抱儿子起，究竟还是儿子好。先前四叔看见他人抱孩子，便说人家太苦。现在呢？他自己也抱孩子了，不知他自己觉得是苦还是乐？先前呢？四叔说他不爱孩子。现在呢？爱到这个样子……”这说明胡适的思想感情，随着环境的变迁，也是在不断改变着。
1924年4月下旬，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到北京，胡适曾与之见面多次，并赠以《回向》诗一首作为纪念。后来泰戈尔离京返国，胡适到车站送行。当火车快开时，胡适对泰戈尔说：“我的儿子已经脱离危险了”。泰翁大吃一惊，问胡怎么回事。胡答对说：小孩闹病很重。后来泰戈尔在车中对他的一位同伴难达婆薮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们都很受感动。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胡适的家庭观念在对待母亲、妻子、儿女的态度和行为上，确实是有其典型性，他代表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这点在外国学者眼中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