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因此，当胡适的心倾向韦女士的时候，对家里的未婚妻冬秀，自然要冷淡了。这期间他也没有给冬秀去信了，也不再吟诵他那“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的诗句了。相反他写信给他母亲，埋怨冬秀文化低微等等。言下之意，是对此婚约表示不满。他母亲当然能理解到儿子的意思，故于1915年4月2日写信劝他说：“所谈冬秀各节，然天壤间物不两美，此事大都如是，况冬秀程度虽不大高，而在侪辈中，似亦可勉强敷过。若在吾乡一带，妇人中有此，固为翘楚者矣。居常来吾家时，予每谓其得暇宜读书作字，以无辜负儿望。今乃殷殷引咎如是。平心而论，尔之咎，固予之咎也。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胡适接来信后知母亲于心不安，对他有怀疑，这时他与韦女士之交往已趋正常，于是5月19日赶忙写信安慰母亲并解释说：“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于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若儿悬智识平等四字以为求耦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最后说：“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经过胡适的解释，其母疑虑虽然消释，然而还是心有余惧，对儿子的婚事总有点不放心。
至于说到冬秀家，风闻胡适在国外已经结婚了，这可把冬秀母亲急坏了。她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时常生病在床；女儿这么大了，还未成婚，早就忧心忡忡，如今听到这个消息，虽未证实，病情却加重了许多。为此，胡适母亲于8月28日写信给儿子，要他写信给岳母，表明心迹，免得她思念，加重病情，并称：“近尔叔岳母（即子隽德配）于8月19号，来我家说及尔岳母病状，并言外间有一种传说，皆言尔已行别婚。尔岳母心虽不信，然无奈疾病缠绵，且以爱女心切，见尔未宣布确实归期……心中愁愁，诚恐一朝莫测，双目不瞑。尔岳母疑虑，故病情时愈时复，终难起色……此后得闲，亦可时致函奉与尔岳母，以联感情，勿得耽误。”这时胡适正忙于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同时又忙与任鸿隽、梅光迪等讨论文学革命问题，但还是抽出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向母亲表白，并请母亲转告岳母家。10月3日他在信中向母亲说：“儿决不为儿女婚姻之私，而误我学问之大，亦不为此邦友朋之乐，起居之适，而忘祖国与故乡。此二语可告吾母，亦可告冬秀，亦可告江氏岳母。儿远在三万里外，亦无法证此言之无虚。吾母之信儿，儿所深知，若他人不信，儿亦无可如何，只好听其自然。至于外间谣传，儿已另行娶妻壹说，无稽之谈，本不足辩。惟既有人信之，自不容不斥其妄。
①儿若别娶，何必瞒人？何不早日告知岳氏，令其另为其女择婿？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之终身乎
②儿若有别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名誉，岂不扫地以尽？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
③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妻，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正以此心无愧，无诈，故能坦白此耳。
④儿主张一夫一妻之制，谓为文明通制，生平最恶多妻制，今岂容自蹈之。
⑤试问此风从何得来。此种谣言，若有人寻根追觅，便知为市虎之恶言，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何足为轻重耶
以上所云，望吾母转达岳氏，以释其疑……”从上所言，胡适对这个问题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信也有说服力。他母亲能信任他，只是他岳母就未必能为此了罢？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岳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到1916年1月7日便与世长辞了。胡母很快将此耗告诉了儿子，并说，尔岳母濒死时，犹以女儿婚嫁未了为遗憾。胡适接到信后，在日记里对岳母之死，表示痛心，并引咎自责说，“游子久客，遂令夫人抱憾以殁，余不得辞其责也”。同年4月9日他母亲信中又说：“尔岳母已于阴历2月12日出殡，吾家除吊仪外，又做祭文一篇送去，托伊家代奠。此项祭文，本意尔自撰就寄回，后因时日匆促，难以更待，故由家中撰拟……待尔自撰之稿寄来，再行录存。”后来胡适没有写祭文，而是寄了一副挽联回去，表示沉痛哀悼。其联曰：
故国隔太平洋万里，侧身东瞩，徒唤奈何！负籍滞天涯，漫劳外母多情，老眼望穿未婚婿。
归鞭指蓬莱岛三山，撒手西行，从前已矣。吞声翻电耗，徒觉寒灯无焰，梦魂驰赴悦心堂。（即岳母家住宅之堂名）
至于善后，冬秀的归宿问题，胡母的意思是想接过家来常住，问胡适意见，她说：“伊（冬秀）之母亲既殁，现系兄嫂当家，不如即来吾家住为佳，不知尔心下如何？尔或与予同意，或另有妥策，务望拨冗函知冬秀，以便遵行，是为至要。”6月又去信说：“冬秀形亦清减许多，盖母氏云亡，身未出阁，积忧樱心，亦难怪其然也。”7月的信又说：“伊之闺怨虽未流露，但标梅之思，人皆有之，伊又新失慈母之爱，独居深念，其情可知，是以近来颇觉清减，然亦毋怪其然也。”近数月的信，总的意思围绕一个中心，如何安置冬秀？其次是望子速归。胡适原告诉家里说，丙辰（1916）年归，而今又延期一年，所以家里甚感失望，而且还疑心他在外另婚了。因此在同一封信里，他母亲说道：“原计今秋可归，不料睁睁望到今年，而来奉又复展至明年，其中展期之理又未说明，令予骤聆之，陡觉偏身冷水浇灌，不知所措，况外闻屡有人传尔另婚不归云云。虽此等无据之谈，予皆当作耳风，但尔屡稽归期之故，实令予无从捉摸。”最后他母亲不得不把自己的健康情况，如实的告诉他（过去是有病不说的）希望他早日归来，免得又是一个遗憾终身。她说：“予自近来疾病缠身，虽行未笃老，而情景已类风烛，春冬之时，困顿尤甚，中夜自思，所欲然不足者，系尔等婚事未完耳。尔何不善体予志，令予望眼几穿耶。今与尔约，尔能尽年内归，自属最妙，万一不能，亦望明年趁春归来，万万不可再延……”胡适回信安慰母亲，今秋开学后，即以全力预备考试，倘能如上学期之中完事，则春归国。后来在另一封信里又告诉他母亲说，决定明夏不再耽延。对于冬秀之归宿，胡适主张“任其自便”，并已向冬秀表示了这个意思。胡适既决定归期，合家欢喜。他母亲更是高兴，准备为他办喜事了。9月13日去信说：“今夏因尔归家在即，故将家内屋宇稍为油洗，地面略加油，而工料已费六七十元矣。”在10月22日的信里，又告诉胡适说，“冬秀现已于10月22日遄回江村。大约须俟迎娶，再来吾家矣。”由此可见，过去胡家为儿子婚事的许多怀疑和恐惧的情绪，现在已一扫而空。之后，胡适与冬秀的书信又多起来了。
1917年元旦，他在病中收到冬秀的来信，心里很有感触，于是写了一首白话诗来抒发胸中相思情。诗云：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却能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长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天边一游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这首诗，他在1月17日给母亲的信中附上，并对他母亲说：“冬秀信甚好，此信较几年前在吾家所作寄其祖母之信，胜几十倍矣。”
此外他又作了一首白话词《沁园春·新年》，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乡情意和对来年的希望。这首词每句话，以“年”字作韵，胡称“此亦一尝试也。”词曰：
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来得真好，相思已久，自从去国，直到今年。更有些人，在天那角，欢喜今年第七年。何须问，到明年此日，谁与过年。
回头请问新年：那能使今年胜去年？说：“少做些诗，少写信，少说些话，可以长年。莫乱思维，但专爱我，定到明年更少年。”多谢你，且暂开诗戒，先贺新年。
（注：胡适于1916年中共收1210封信，写出1040封信）
在这首词里，隐约地可以看出胡适即将回国后的愉快心情，所以他在信中对母亲说：“儿婚事之预备，望母不必早日为之，俟儿归国时，再为之不迟也。”胡母接到儿子信后，多年的希望总算快要实现了，心里自然高兴。但回国后，做什么工作，又为儿子担心了。
1917年1月20日她给胡适信说：“顷有人自都门来，道尔明年将受蔡元培先生之聘，担任京师大学文科教务。此说想自有因。谈者又谓，尔与尔二兄信道及此事，果系如此，自属的确予极为赞成。予意尔回国后，当以置身教育界惟最佳。以尔平日志行，万不可居政界，因近来政界龌龊特甚，且党同伐异，倾轧之风，若出一辙故也。”可见胡适的工作，已早在联系之中，回国任教北大，是当教授，或是文科学长，从以上信件所披露的讯息来看，似乎尚未最后确定。
胡适留学期间，与韦莲司女士交往过程中，据以上资料来看，是有过一段暧昧的关系，但他们终未形成三角恋爱关系，可以说是“发乎情、止乎礼”。这一点也可从他后来在1921年与高梦旦的对话中得到证明。高赞扬胡与冬秀的婚事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胡答对说：“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又说：“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可见思想上是有斗争的。然而，胡适毕竟是自幼受传统教育很深的人，母命难违，所以他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就是他对待家庭、婚姻、朋友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的朋友很多。在留学时经常往来的有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张奚若、张慰慈等；女朋友除韦莲司女士外，与廋琴女士、陈衡哲女士等都很要好。胡适提倡文学革命、试作白话诗，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了帮助。但梅光迪反对白话文最力，他曾劝胡适“不要用新潮流去哄国人”。胡适回答他说：“法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表示了决不后退的奋斗精神，并指出使用白话文的深远意义。任、杨等人，虽然反对过他，但后来态度有变化，与他作白话诗，互相唱和，事实上给他许多帮助。他与陈衡哲女士认识较晚，此前虽未见面，但见解较一致，积极支持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所以通信很多。他们1916年同为《留美学生季报》编辑，1917年胡任主编，陈为编辑之一（15人中排第一名）。第一期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及多篇诗文。陈刊出白话小说《平和与争战》。第二期上，陈又发表白话小说《一日》，诗《寒月》、《西风》两首及《记某军官之言》等诗文。在我国文学史上，作白话文小说，她算是较早的一位。之前，她翻译外国小说，还是用文言文哩！显然她作白话文是受了胡适的影响，可见他们这时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这种友谊当然是很珍贵的。所以胡适在未见面前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竟向她写了40多封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胡适在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说，“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又说，“回首四年来，积诗可百首。‘烟士披里纯’，大半出吾友。”由此可见，胡适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是与其朋友的切磋问难分不开的。当初谁也没想到他们讨论白话文，试作白话诗竟会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创了新文学革命的新篇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有贡献的，值得纪念。
1917年5月22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的最后考试，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于是结束了7年的留学生活。之前陈独秀来信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既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将虚位以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没有等拿到博士文凭，毅然决然，决定回国。在一首“将归之诗”里，他说：
“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
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
足鞭策吾后。
今当重归来，
为国效奔走。”
以此来表达自己回国的心愿及那时的思想情绪。行前胡适曾拜访杜威教授，杜威嘱咐他说，今后有关于远东时局的言论，可以寄来，当代为找地方发表，表示十分关切，为此他十分感激！随后胡适于1917年6月9日离开纽约，即到绮色佳，与康奈尔大学的师友们辞行。时住韦莲司女士家。他说：“在绮五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见留学日记）14日离绮色佳，经加拿大乘船过日本，与张慰慈同行回国；张为胡适在上海澄衷读书时的老同学，1912年来美，后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舟中无事，一天胡适在日记中节录了国内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社员柳亚子寄杨杏佛信一则。其中有批评胡适的白话诗的话，略谓“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又说：“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胡在节录了上述言论后，反驳说：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从上所述，可见当时一些较进步的诗人，对白话文作诗也是持有异议的。
7月5日船进横滨港，得知国内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他认为，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但今后国家将处于混战之中，使他心忧，所以他说：“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机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见留学日记）胡适原以为自己回国是参加建设工作的。没想到国内情况竟糟糕到如此地步，事与愿违，故发出“世界将不能待我”之感慨。
7月10日到上海，他的二哥绍之，侄儿思聪及老友汪孟邹、节公、章洛声等到码头迎接。久别重逢，大家都有不胜今昔之感。胡适见他二哥年仅四十一，而须发皆已花白，感慨地说：境遇之易老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