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莫斯科日记：一本迟到的书
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写于1935年6—7月，但他却规定在50年之内不准发表，也就是说，只有到1985年才能公诸于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则在它写后的第60年才与我们见面。
《莫斯科日记》中大量地记录了他与夫人玛莎在莫斯科所受到的高规格待遇，如专门的医生和服务员、专门的别墅、剧场里的专门包厢、各种规格的宴会，以及与斯大林、雅哥达等人会见时愉快的玩笑，等等。当然，他也记录了与斯大林、雅哥达就镇压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的一些象征性的对话；回国后又补写了一篇较长的回忆性文字（即“附记”），写了他对斯大林、雅哥达、布哈林、高尔基的印象。但是，当时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那封他写给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告别信”，登在《真理报》上。访问期间，他还给法国的朋友写信谈到苏联的情况：“经济情况看来很好。最近一年来生活大大改善了。这个现有400万居民的巨大城市（指莫斯科），就像是健康、热烈、井然有序的生活瀑布。在这个健壮活泼、保养得很好的人群中，我自己倒成了来自饥饿地区的外来人。”【55】
如果这些日记在20世纪30年代末发表，那么它还有一定的史料意义。因为其中描写了一些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场面（他亲眼看到12万苏联人在红场为斯大林欢呼），记下了他对布哈林（1938年被处死）的极好的印象，发现了高尔基实际上被封锁消息的真实处境。可是，当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向外界传递了真实的消息时，当索尔仁尼琴在监狱里将著作写在香烟盒上再秘密送到了国外时，当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在美国出版了时，《莫斯科日记》就成了一堆废纸。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艺术价值，现在又失去了它那可怜的一点儿历史资料价值。造成这样的结局，不说他那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虚假，也可以说他是自作聪明。
在7月1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传闻说，肖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里……也许这是谣言。”【56】因为他不相信还有谁能拒绝与他相见，苏联所有的人，政治家、艺术家、劳动模范代表等等，都涌向他，到他那里去说假话。但肖斯塔科维奇拒绝见他一事并不是“谣言”，而是真的。
当时，许多外国作家都带着人道主义目的去苏联访问。肖斯塔科维奇对这些人非常反感，说他们“被羊毛蒙住了眼睛”。他在《见证》中写道：
那位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利翁·费希特万格（德国作家）怎么样？他那本小书《1937年的莫斯科》我看了感到恶心。这书刚一问世，斯大林就叫人把它翻译出来大印特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在撒谎。
名气同样响亮的人道主义者肖伯纳又怎么样？……正是这个肖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
罗曼·罗兰怎么样呢？我想起他就感到不舒服……我本来应该去会见这位……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没去，我说我病了。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向全世界撒谎？为什么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名誉和尊严毫不在意？……他们最珍视的是他们作为著名人道主义者的舒适生活。【57】
我们能理解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要叮嘱他的学生伏尔科夫，一定要等他死后才出版《见证》，因为那时他的命运还掌握在苏联政权手里。而罗曼·罗兰的做法，则令人费解。他不想一想，这本该死的《莫斯科日记》在五六十年之后才出版还有什么意义。怕损害他与高尔基的友谊？这是说不通的。《莫斯科日记》中所记的内容，丝毫也没有对高尔基的不敬，唯有“附记”中稍稍涉及了高尔基性格软弱的一面。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将“附记”的这少部分内容抽去再发表呢？更何况，按高尔基的本性，是否会赞同他这种做法，还是个疑问呢。也有人认为，罗曼·罗兰的妻子玛莎是苏联间谍，她全家人都在苏联手里。如果是这样，那他何必要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去苏联访问呢？这其中的原因只有罗曼·罗兰自己才知道。
深受苏联专制主义之苦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曾经心痛地对那些人道主义者们说：“不要想一举拯救全人类，要从救一个人开始。”还说：“别相信先知，别相信名人——他们会为了外币或者一瓶黑鱼子酱而把你廉价出卖。”【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