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假设中猴子的话是假的，中猴子摘的桃少于小猴子，小猴子是2个，所以中猴子就是1个。那么，大猴子的话就成了假的，而且必须是大猴子摘的桃少于中猴子，这与（1）矛盾。所以，中猴子的话是真的，中猴子≥小猴子，小猴子摘的桃不可能是2个。
根据（1）、（2）可知，可能性有以下几种：
（3）大猴子2个、小猴子3个、中猴子3个。
（4）大猴子3个、小猴子3个、中猴子3个。
在（4）的情况下，大猴子和中猴子是同样的，但是，大猴子又撒了谎，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3）是正确答案。即大猴子2个、小猴子3个、中猴子3个。
26.酒吧问题【高级】
酒吧问题，是美国人阿瑟提出的。阿瑟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同时是美国着名的圣塔菲研究所研究人员。他不满意经济学中认为的经济主体或行动者的行动是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之上的，而认为其行动是基于归纳的基础之上的。酒吧问题就是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而提出的。
该博弈是说：有一群人，比如总共有100人，每个周末均要决定是去酒吧活动还是待在家里。酒吧的容量是有限的，比如空间是有限的或者座位是有限的，如果人去多了，去酒吧的人会感到不舒服，此时，他们留在家里比去酒吧更舒服。我们假定酒吧容量是60人，或者说座位是60个，如果某人预测去酒吧的人数超过60人，他的决定是不去，反之则去。这100人如何作出去还是不去的决策呢答案每个参与者只能根据以前去的人数的信息归纳出策略来，没有其他信息，他们之间更没有信息交流。
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博弈问题，这是一群人之间的博弈。如果许多人预测去酒吧的人数多于60，而决定不去，那么，酒吧的人数将很少，这时候预测就错了。如果有很大一部分人预测去酒吧的人数少于60，因而去了酒吧，则去的人很多，多过60，此时他们的预测也错了。因此一个作出正确预测的人应该能知道其他人如何作出预测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中每个人的预测信息来源是一样的，即都是过去的历史，而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如何作出预测，因此，所谓的正确预测是没有的。每个人只能根据以往历史“归纳地“作出预测，而无其他办法。阿瑟教授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强调在实际中归纳推理对行动的重要性。
因此，对于这样的博弈的参与者来说，问题是他如何才能归纳出合理的行动策略。
例如，如果前面几周去酒吧的人数如下：
76，23，77，45，66，78，不同的行动者可作出不同的预测，例如预测：下次的人数将是前4周的平均数（53），两点的周期环（78），与前面隔一周的相同（78）。
通过计算机的模拟实验，阿瑟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果：不同的行动者是根据自己的归纳来行动的，并且，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去酒吧的平均人数很快达到60。即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系统中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是6040，尽管每个人不会固定地属于去酒吧或不去酒吧的人群，但这个系统的这个比例是不变的。阿瑟说，预测者自组织地形成一个生态稳定系统。
这就是酒吧问题。对于下次去酒吧的确定人数，我们无法作出肯定的预测，这是一个混沌现象。
首先，混沌系统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对于酒吧问题，由于人们根据以往的历史来预测以后去酒吧的人数——我们假定这个过程是这么进行的——过去的历史人数就很重要，然而过去的历史可以说是“任意的”，未来就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值。
其次，这是一个非线性过程。所谓非线性过程是说，系统未来对初始值有强烈的敏感性。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蝴蝶效应“：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最后导致美国华盛顿下了一场大暴雨。
在酒吧问题中，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假如其中一个人对未来的人数作出了一个预测而决定第n天去还是不去酒吧，他的行为反映在下次去酒吧的人数上，这个数目对其他人的预测及第n+1天去和不去的决策造成影响，即第n+1天中去酒吧的人数中含有他第n天的决策的影响。而他对第n+2天人数的预测要根据n+1的人数，这样，他第n天的预测及行为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反过来又对他第n+2天的行为造成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第n天的决策的效应会越积越多，从而使得整个过程是不可预测的。
生活中有很多例子与这个模型是相同的。比如社会上经常举行的所谓大众评选活动，如全社会进行的“十佳运动员“评选活动、电影爱好者的“百花奖“的评选活动。在这些投票过程中，对于每个投票者的激励是：他如果“正确地“选中某些人，比如“十佳运动员“的评选，不仅要选中10个人，而且顺序也要正确，那么投票者将获得某种奖励。但是如何才能选中“正确的“人选呢？有“正确的“人选吗？得票多的就是“正确的“吗？严格地说：得票最多的是第一名（比如“十佳运动员“中的第一），得票次之的是第二名（如“十佳“运动员中的第二名），等等。因此，投票者能够选中的话，或者说被他提名的能够当选的话，关键是猜测到别人的想法。猜测对了，你就能获奖；猜测错了，你则不能获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正确与否，或者谁应该选上、谁不应该选上的问题，而是投票的人相互猜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舆论的导向作用是很大的，它似乎告诉人们某某人是其他许多人所要选的）。这个例子与酒吧问题的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评选是一次性的，没有过去的历史可以归纳。
另外一个例子是，每年高校招生或研究生报名都呈现出混沌现象，考生通过各种渠道弄清以往专业的报名情况，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报名的人太多，竞争太强，被录取的可能性就低。考生一般根据以往几年的情况来推测当年报名的情况，然而这会造成不准确预测。当考生看到以往几年报名的人很多时，他会想下次人还很多，因而他不敢报名。一旦大多数考生这么想，下次报名的人反而少了；反之，则又多了。这与酒吧问题有一致的结构。
27.花瓣游戏【高级】
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游戏，两个人拿着一朵有13片花瓣的花，轮流摘去花瓣。一个人一次只可以摘一片或者相邻的两片花瓣，谁摘到最后的那片花瓣谁就是赢家。有一个聪明的小姑娘发现，只要使用一种技巧，就可以在这个游戏中一直获胜。那么，这个获胜的人是先摘的人还是后摘的人？需要用什么方法呢答案后摘的可以获胜。首先，如果先摘的人摘一片花瓣，那么，后摘的人就在花瓣的另一边对称的位置摘去两片花瓣；如果先摘的人摘了两片花瓣，那么，后摘的人在花瓣的另一边摘一片花瓣。这时还剩下10片花瓣，而且被分为相等的两组，每组5片相邻的花瓣。在以后的摘取中，如果先摘的人摘一片，后摘的人也摘一片；如果先摘的人摘两片，后摘的人也摘两片。并且摘的花瓣是另一组中对应的位置，这样下去，后摘者一定可以摘到最后的那片花瓣。
28.理性的困境【高级】
两人分一笔总量固定的钱，比如100元。方法是：一人提出方案，另外一人表决。如果表决的人同意，那么就按提出的方案来分；如果不同意的话，两人将一无所得。比如A提方案，B表决。如果A提的方案是70：30，即A得70元，B得30元。如果B接受，则A得70元，B得30元；如果B不同意，则两人将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叫A来分这笔钱，A会怎样分？答案：提方案时要猜测B的反应，A会这样想：根据理性人的假定，A无论提出什么方案给B——除了将所有100元留给自己而一点不给B留这样极端的情况，B只有接受，因为B接受了还有所得，而不接受将一无所获——当然，此时A也将一无所获。此时理性的A的方案可以是：留给B一点点，比如1分钱，而将9999元归为己有，即方案是99990.01。B接受了还会有001元，而不接受，将什么也没有。
这是根据理性人的假定的结果，而实际则不是这个结果。英国博弈论专家宾莫做了实验，发现提方案者倾向于提5050，而接受者会倾向于：如果给他的少于30％，他将拒绝；多于30％，则不拒绝。
这个博弈反映的是“人是理性的“这样的假定，在某些时候存在着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理性的假定与实际不符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彩票问题”。
我们说理性的人是使自己的效益最大，如果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则是使自己的期望效益最大。但是这难以解释现实中人们购买彩票的现象。
人们愿意掏少量的钱去买彩票，如买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以博取高额的回报。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自己的选择理性发挥不出来，唯有靠运气。在这个博弈中，人们要在决定购买彩票还是决定不买彩票之间进行选择，根据理性人的假定，选择不买彩票是理性的，而选择买彩票是不理性的。
彩票的命中率肯定是很低的，并且命中率与命中所得相乘肯定低于购买的付出，因为彩票的发行者早已计算过了，他们通过发行彩票将获得高额回报，他们肯定赢。在这样的博弈中，彩票购买者是不理性的：他未使自己的期望效益最大。但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彩票存在，也有大量的人来购买。可见，理性人的假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然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解释：现实中人的理性的计算能力往往用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高效用“问题上，而在“低效用“问题上，理性往往失去作用。在购买彩票问题上，付出少量的金钱给购买者带来的损失不大，损失的效用几乎为零，而所能命中的期望也几乎是零，这时候，影响人抉择的是非理性的因素。比如，考虑到如果自己运气好的话，可以获得高回报，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效用，等等。彩票发行者正是利用人存在着“低效用的决策陷阱“而寻求保证赚钱的获利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