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土改没受到打击，但秧子安逸的生活被破坏了。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参加到合作社的劳作之中。他打小没干过农活，甚至连锄头犁杖都不会用。合庄人虽然看不起不会种地的庄稼人，动辄就拿他说事，把他当成好吃懒做的反面教材。但他们并不歧视他，不欺负他。人们认为秧子所以这样，错不在他，也不在于他爹，而在于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人们坐下来研究一番，决定让秧子当饲养员兼看青的，也就是每天上山放牲口时，顺便看护着地里的庄稼。这时秧子的二儿子已经出生了，家里又多了个吃饭的，他感觉到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工作起来还是挺卖力气的。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秧子已经是老饲养员了。他每天住在生产队里，喂养那些骡马并负责看护着队上的仓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是生产队的核心人物了。生产队班子开会，他都能列席参加了。
在秧子得三儿子那年冬天的一个后半夜，他起来给牲口填草，刚来到当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脖子后边嗖嗖地冒凉气，身上的汗毛孔都张开了。他以往晚上起来，都提着一盏灯笼，这天是大月亮地，便空着手出来了。他蹲在屋檐下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便感觉到粮仓后面有动静。他摄手摄脚地走过去，看见两个人影在粮仓后面。
秧子躲在暗处看着，见两个小偷在土墙上打了个碗口粗细的洞，把一根铁烟筒斜着插进去，这样粮食就顺着烟筒自然地流出来了，流进下边放着的口袋里。看明白这一切后，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两个小偷。可佩服归佩服，他是看粮仓的，他不能坐视不管。明天保管发现粮食少了，第一个摊责任的是他。
秧子眼看着两个小偷的口袋要接满了，他在心里着急，但又不敢轻易地出手。他知道凭他的体格，一个小偷都对付不了，别说是两个了。他在围前左右寻找了一下，地上连块石头都没有，他又摸摸身上，除了一根一尺多长的烟袋和一个烟口袋，再也没啥可手的家伙了。眼看着两个小偷要走了，他恨不得自己手里有一颗枪。他想着想着，手自然地向腰里够去，把烟袋摸出来了。
秧子的这个烟袋是他爷爷留下来的，他爹不抽烟，自然就归他了。烟口袋是他结婚那会儿他老婆给他做的。原本是白茬皮的，因为用得时间长了，磨得黑不溜秋的了。烟口袋的在开口处，用一条丝绳穿着，绳子上面系着蛋黄大小的一个玉石，据说这块玉是他老婆家传下来的。合庄人管这这东西叫烟荷包挡头，不用烟口袋的时候，就把那块玉石掖在裤腰带上，有它挡着，烟口袋不置于掉下来。玉石的下边飘散着一绺红缨子，也是用丝线做成的，跟烟口袋的长度差不多。秧子每天把烟口袋挂在烟袋上，只要是穿上裤子，这套家伙式就一直地在他身上。
秧子摸到“枪”后，胆量自然大了些，他摄手摄脚地走到两个小偷身后，用烟袋顶在其中一个小偷的腰眼上，他突然大喊一声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那小偷觉得身后硬梆梆的，也就真不敢动了，并学着电影里坏人的样子，把两只手自动地举起来。另一个小偷听到喊声，回头扫了一眼，他看不到秧子手里拿着啥，只看到下边飘荡的红缨。那时很多有手枪的人，都爱在枪把上拴上红布一类的装饰物。这个小偷也以为是手枪，当时吓得不行，也赶紧举起手来。秧子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俩个听我的口令，谁敢乱动一下，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睛。听到了吗？秧子这一诈唬，吓得两个小偷连连求绕，说听到了，我们不乱动，你可千万别开枪啊，我们犯的不是死罪，就偷点粮食，这也是饿得没法子。
秧子押着两个小偷来到生产队当院的大钟下，这期间，他的烟袋始终没离开 过那个矮个子小偷的腰眼。他让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小偷敲钟，高个子有些犹豫，他就用烟袋使劲地碓这个矮个子，他对高个子说，你不敲，我就打死他。吓得矮个子带着哭腔对高个子说，姐夫，你就敲吧，他让你咋着你就咋着吧，不然我们俩都没命了。秧子从矮个子的话里听出来了，原来他们是姐夫和小舅子关系，他心里更有底了，这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只要看住眼前这个不跑，那个就跑不了。那个高个子拿起插在钟上的一根铁棍，当当地敲起来。雄浑的钟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着，显得有些突兀刺耳。
几分钟后，各家的灯光便渐次地亮起来，之后便是开大门的声音和奔跑的脚步声，人们都以为是来了啥最高指示。生产队长王俭披着棉袄跑在最前头，他边跑边系扣子。他棉袄上钉的是那种用布条自己打制的纽扣，就是我们看过的唐装上的那种。他从村东头跑到生产队部，只扣上4个，其中有三个还扣错位置了，衣服的下襟变得一长一短的，前胸鼓起个大包，和女人的奶子似的。
大伙来到生产队的院里，见当院的大柳树下，一溜地站着三个人，前边的高个子拿着铁棍，还在不停地敲打着，只是手抖得厉害，半天一下，有气无力的样子。高个子后边的矮个子，双手抱着脑袋，一副俘虏模样。秧子站在最后，抬着胳膊，还在用烟袋顶着矮个子。人们不知道情况，纷纷地围上来，把三个人围在当中。王俭围着三个人转了一圈，他问秧子咋回事？秧子说抓住两个小偷。王俭让大伙把小偷按住，找来绳子捆上，秧子才把顶在那人腰上的烟袋拿下来。
秧子来到两个小偷的正面，他抬眼看了看他们，并把手里的烟袋举了举，嘿嘿地笑了几声，说看见了吧，这是烟枪。说着就赶紧往人群外挤，边挤边脱裤子，他刚挤出人圈，就哗哗地尿起来。他边尿边嚷，说你们再不来，我就尿裤子了。等他尿完后，总感觉不对，刚才觉得憋得难受，咋就这点尿啊？他用手往棉裤里摸了摸，里边已经有一片地方湿了。他没敢嚷嚷，转身回到人圈里，他朝那个高上子小偷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说你他妈的，竟给老子找麻烦。
秧子智擒两个小偷的事，第二天便经生产队传到大队和公社，并受到了极大重视。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专程来到合庄，给秧子开现场表彰大会，公社书记亲自给秧子披红戴花，号召全体社员向他学习。可大会刚开到一半，就听人群里有人呜呜地哭起来，大伙一看，却是秧子的老婆。公书记很不解，说你男人为人民立了大功，你应该高兴才是，这咋还哭上了呢？秧子老婆来到书记跟前，她说秧子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惹了麻烦，那两个小偷就偷点粮食，肯定判不了死刑，过几天就得放出来，这样我们家孩子大人都不安全了，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咋过啊？她说着竟然坐到地上了，拍着大腿放声地嚎起来，像是大祸临头的样子。
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一听，觉得秧子老婆说得有道理。怎么能让英雄和家属天天心里不安呢？他们经过简单的商议，决定让秧子去大队当民兵连长，发给他一支真枪，允许他晚上背到家里来。公社书记对秧子老婆说，他拿着烟袋都不怕那两个小偷，这回有了真枪，你应该放心了吧？秧子老婆破啼为笑，说这回放心了。大伙也为这事高兴，纷纷过来祝贺，说秧子是鸟枪换炮了。
秧子的民兵连长一直当到分田到户，大队改成村委会后，不设专职的民兵连长了，秧子又回家重新当了农民。这期间秧子家发生些变故，马玉柱两口子前后脚去逝了；秧子的大儿子结婚了，没用服药，很顺利地生个儿子，秧子愉快地当上爷爷了。
由于秧子打小就没干过农活，再加上当这么多年的民兵连长，更加不会干活了。他每天就背着手在当街闲逛，顶多是抱着孙子闲逛。这样他大儿媳妇就有意见了，天天跟她男人生气。秧子看不过眼，想把大儿子分出去。可儿子分家得有地方住啊，秧子便给大儿子盖了三间房子。
大儿子的事算是摆平了，家里攒的几个钱也花光了。眼前还有二儿子该说媳妇，还有小儿子在高中念书。他的小儿子非常用功，不但学校的功课及时完成，还利用课余时间，把秧子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也都学完了。他比秧子学得还好，有时候秧子看不懂的地方，还得去问他。老师说这个县要是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那就非他莫属了。
秧子感觉到生活上的压力，天天吃不好睡不着的。有一天，邻居家儿子结婚，他给人家写完礼帐，多喝了几杯酒。回来后，他站在当院里大喊，让他老婆摆上香案，他从柜里把他爹当年得到的两个方子拿出，放到香案上，他率领着全家老少跪在案前，冲着香案磕过三个头后，他大声地宣布，说不知姓名的干爷爷，孙子对不住你了。我打算用你的这两个方子，去改变我家的生活，虽然这有背你老人家的愿望，可也算是济世救人的事，希望你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
秧子包下原来村上的卫生所。把名字改成马氏诊所。在牌匾的下边，特意写上一行小字：祖传秘方，包治男女不孕不育症。因为合庄的人都听说过马玉柱当年的事，对他家有秘方的说法毫不怀疑。谁家亲戚朋友有这种毛病，他们都在义务地给秧子宣传着。这样，没用几个月，秧子的诊所就远近闻名了。
秧子不看病，他只卖药。来了病人，他让病人自己去镇上的医院做化验，确定好是男人有病还是女人有病，第二天让人家来取药。他把熬好的中药放在瓶子里，把剩下的药碴子倒进猪圈。抓药的话他亲自去做，熬药的活让他二儿子去做。他的药价很高，每人收费三千元，不过有一点还算公平合理，半年后不怀孕的，退还二千五，那五百块钱算是药的成本。从打开业后，只有一个人来找他退款，那人的媳妇吃了他的药，还没等怀孕就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秧子听完那个人的遭遇，竟然全额退还了人家，这在当时当地也成为一个美谈，人们都说他到底是个读过书的人，为人做事就是仁义，所以来找他看病的人，都一个百放心，他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起来。
几年之后，马氏诊所根据发展的需要，搬到黑龙镇上去了，还自己添置了化验设备。不过自打搬到镇上后，诊所就由他二儿子打理了。秧子只需要戴上老花镜，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本有关医药方面的书，坐在那里充个样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