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诞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中华大地的不同地域方位，基本上都能找到远古先民的活动痕迹。但是在某一段时期内，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文明却得到了加速发展，并逐渐将其它地域的文明远远抛到了后面，个中原因也是因为氏族迁徙造成的。在传说时代，黄河流域的氏族迁徙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主流路线，那就是从四方到“中央”。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颇具特色的迁徙模式，直接导致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大碰撞，不同的氏族，带着自己的人口、文明及文化在这一地区实现了交流、融合与升华。或许，这就是黄河流域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先于长江文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文明的大规模碰撞与交流，最终实现了文明的融合与升华，创造了这一地区文明加速发展的人文条件。因为这一颇具特色的氏族迁徙模式，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远古先民们也开始对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也有了一些模糊的概念，逐渐地就诞生了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这几个地域种族概念。
在后世的文化中，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这几个词多少都会有一些贬义和歧视的意思。但是至少在周朝以前，这几个词却没有任何贬义和歧视的意思在里面，仅仅是一个地域与种族的概念。比如从东边来的氏族，他们使用一种用绳子绑住的弓箭，这样的弓箭射出去之后还能回收，于是这种弓箭就成了东边氏族的文化特征而被其他氏族的人所记住，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就演化成了“夷”字。同样的道理，南方林木丛生，虫蛇又多，就逐渐演化出了“蛮”字；西边的氏族因为武力强大，善于打仗，而逐渐演化出了“戎”字；北边的氏族因为长期过着游猎的生活，而善于放养动物，并且经常使用火来进行围猎，逐渐就演化出了“狄”这个字来代表他们的文化特质。于是东边的“夷”、西边的“戎”、南方的“蛮”和北方的“狄”，她（他）们都有一些族人在向“中央”地区迁徙，于是这些迁徙到“中央”的氏族在碰撞之后进行了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是文化上的，还有血缘基因上的。
四方先民不断向“中央”地区迁徙，这种血缘基因与文化的融合，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加速发展创造了人文条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土地，则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加速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在远古先民文明的加速发展中，黄土地最少在两个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一个优势是，黄土地的松软与肥沃，给远古先民的撒种浅耕提供了地利优势，使得远古先民的原始农业能够有长足的发展。第二个优势就是黄土的粘性，黄土这一独特的物理特性，给远古先民制作陶器，以及后来的制作青铜器具提供了独有的优势。这也使得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远古先民们，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青铜器的，却是青铜文明最发达和繁盛的。殷墟考古出土的青铜礼器，无论从形状大小、制作精度等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即便是掌握更多知识的现代人类，采用古老的方法去仿制，也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先例。据说东方某岛国就曾兴师动众地仿制过商代的大型青铜器，但也是非常遗憾地失败了。
这种四方氏族向“中央”的迁徙，通过文化上的交流，实现了文明的加速融合，通过通婚结盟，实现了血缘基因的融合同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不同方向上的氏族之间，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种族群落，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文明。这个全新的种族群落就是华夏民族，这个全新的文明自然也就叫华夏文明，都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文明，这种包容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全新的种族，全新的文明，拥有两个主流，最强势的一个主流以龙为图腾，而另外一个主流以凤为图腾。龙图腾以善战著称，由西向东发展，神农氏、有熊氏以及夏后氏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凤图腾则由东向西发展，伏羲氏、女娲氏和少昊氏则是凤图腾的代表。除了龙凤这两个主流文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文明，这个文明以太阳为崇拜图腾，她的代表就是著名的羲和部落。羲和部落在中国远古时期的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着相当先进的文化，比如在天文和宗教这两个方面最是发达。
除了上面提到的远古族群之外，同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非常活跃的族群，比如长江中下游的百越，东北地区的肃慎等等，据说在帝尧时期，肃慎还向中原地区派来了使者。
在远古先民的迁徙中，除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由四方向“中央”这一主流迁徙方向外，另外还有向南迁徙和向北迁徙作为补充，而向南迁徙这一路径要多于向北迁徙。向北迁徙的代表有：黄帝的孙子辈，同时也是颛顼帝的叔叔辈，名叫悃的，带领自己的族人迁居北土，发展成为后来的鲜卑拓跋氏；帝喾高辛氏的儿子，同时也是帝尧的兄弟，名叫厌越的，带领自己的族人迁徙到紫蒙之野，发展成为后来的鲜卑慕容氏。向南迁徙最大规模的要属九黎和三苗了，除了九黎三苗还有帝尧的儿子丹朱，帝舜的弟弟象，帝舜的儿子商均，以及盘瓠的后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