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桂,1929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从事政工工作。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76年转业,在地方工作15年,离休前为杭州市民政局局长。现为杭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分管新四军宣讲团工作。
以学为基,革命之始
我出身中农,童年时家里虽然不富足但仍可以解决温饱。自从日寇侵入我的家乡,抢走了所有的粮食,加上地头蛇的搜刮,全家人只能靠吃糠度日。面对日寇的烧杀抢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避战自保。没有人保护,人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每当日寇对村庄扫荡,村民便全都跑到山里藏起来。从此我就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从小立下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由于日寇的愚民政策,我只读了四年私塾后就没有地方继续上学了。后来得知40里路外的根据地有学校,并且不收学费。当时我年纪还很小,每天要走40里的路去当时的如西中学继续学习。在那里我了解了时局的变化,学习了文化知识,这都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了解了党的政策,知道了有组织的反抗才能战胜日寇。
在如西中学的学习,让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都大为提高。1944年,我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新四军,在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江苏中部,下辖六七个县,是我党当时在华东地区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根据地有极高的抗日积极性,全民皆兵,有儿童团、民兵、妇女队各种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儿童团集体进行文化学习,空余时间为村民站岗放哨;民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妇女队为部队提供军需物品的同时,开设识字班,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根据地的生活,使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加入新四军后,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死要死在新四军,活要活在新四军,坚持!不动摇!”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我被分到一师一旅的教导队,后进入文工团,开始了我的政工生涯。
以伤为徽,顽强抗战
1945年上半年的夏天,让我终生难忘,我参加了入伍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战斗。我所在的二团的任务是攻打扬泰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扬泰线是当时苏中地区一条铁路命脉,将这一据点攻下意味着切断了日寇在整个苏中地区的联系,甚至影响着整个华东地区的战局,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这是一场攻坚战,晚10点战斗准时开始,我的任务是向据点内的敌人喊话,劝其投降的同时吸引敌军注意力。当时,我的喊话筒几次被敌人的子弹打坏,但我仍坚持喊话。敌人的注意力被我的声音吸引,这时两个爆破组同时冲上前去,一举将这一重要据点攻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对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拒绝向我人民军队放下武器投降。就在我所在部队准备消灭仍做困守挣扎的日军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背后偷袭。1946年1月12日下午2点,国民党军队2000多人向我所在部队展开了袭击,我军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靠有利地势予以还击,坚守姜堰。13日,继续向敌军阵地展开心理战,恼羞成怒的敌人向我军阵地打来了六零式榴弹炮。一枚炮弹正好打到了我们的战壕旁,一片弹片穿入了我的右腿……
“不能离开部队!要革命到底!绝对不能截肢!”强烈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当时为了继续参加革命,冒着感染后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我拒绝了医生的截肢治疗。随着全国局势的改变,我在受伤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文工团,在后留处工作。腿伤刚好些不久,我又在胶东地区参加了游击战争,打埋伏,牵制敌军兵力。那时,我经常骑着马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进行侦查工作。1947年11月,我参加了谭震林、许世友领导的著名的“东线突围”战役,三个军成功突围的同时,激活了胶东地区的战局。此时的胶东,军民鱼水情深,人民军队与人民心连心,让我深感温暖——“我是幸福的!再苦也要跟着共产党!”
淮海战役开始后,我所在的部队仅用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就行军200多里,在敌人之前从碾庄赶到了永城,用我们的“脚板子”赛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从而赢得了战机。
英雄暮年,壮心不已
解放战争结束后,我继续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只为坚持当年的理想。
1991年3月,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当时心里一阵紧张,感到死将来临,生命就要结束了。医生说:“胃癌只要早治、对症下药,可以康复。”后来我想应该面对现实,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努力争取活下来。想通后,就一心听医生话,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3月28日进行手术切除,先后化疗八个疗程,疗效显著。出院后,又长期坚持服中药,注重养生。经过一段时间,身体完全康复了。至今身体一直很好,每年体检,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记得毛主席在给刘澜涛同志的信中谈过医病良方:“既来之,则安之,乐观豁达,战而胜之。”这一点对癌症病人来说更为重要。面对癌症病魔,就得像当年抗日打鬼子那样,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勇敢地和它作斗争,进而战胜它。这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