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俊，原名李华，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高级编辑。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在地下党领导的《平报》、《浙江潮》等报刊担任编辑。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囚上饶集中营三年。出狱后先后在杭州《浙江日报》、台北《中外日报》、杭州《当代晚报》任编辑、编纂课长、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当代日报》总编辑，《杭州日报》第一副总编辑。在《人民日报》和省、市级报纸发表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100多万字。已出版《报海沉浮》、《三次追悼》、《家乡的老红军》、《所谓右派》等四部著作。主编有《浙江省情》、《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文化交流》（中英文）、《之江风雷》等书刊。20世纪50年代前期曾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省市人大代表、政协杭州市委员。
咬定青山不放松
我这一生，没有拿过枪杆子，却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9年15岁开始走上新闻道路，一晃60年，风风雨雨，几度沉浮。
回想最初与新闻工作结缘，还得从我的幼年生活说起。我出生在一个传统手工业者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鞋匠。1931年，父亲不幸突然病逝，家里生活就更加困难，母亲期望我做个学徒，学门手艺，养家糊口。但抗日救亡运动却把我卷进了时代的洪流。1937年卢沟桥和上海抗战的炮声打破了我进中学读书的希望，却为我开启了另一扇成长的大门。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平，面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腐朽的社会，我心中想呼喊、想宣泄的火焰不禁油然而生，而写作的冲动就像一只小鹿，在我的心里撞击起来。最开始，我学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几个社团作家的作品开始尝试写新诗，虽然都是一些标语口号的堆砌，可也是我宣泄的成果。后来，我慢慢试着写杂文、小品文，揭露和攻击旧社会的种种恶现象。写得多了，我就偷偷给地下党当时领导的《平报》副刊投稿，令我想不到的是，我的诗《时间早已到了》居然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我不禁欣喜若狂，写作的闸门从此打开，一发不可收。
没有想到，我与《平报》的缘分还未尽于此。
1939年8月，在我入党的第二天，组织上调我到《平报》工作，至此，我的60年报海生涯也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
《平报》是一个温暖的战斗集体，大家在政治和生活上都是平等的，我既做副刊《持久》编辑，又做夜班校对，精神上早已没有做学徒时的压抑感，取而代之的是对知识的渴求。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对新闻工作的认识和能力。那时，我几乎每期都要写点小文章，用来填补《持久》的版面。
好景不长，1940年早春，鳌江风云突变。《平报》因翻印党内小册子被国民党发觉，不幸遭到查封。逾月，组织上通知我转移到浙西金华、丽水一带去工作。不满16岁的我，就这样背井离乡去闯天下了。
1940年初夏，刚过端午节，我进入金华《浙江潮》杂志社工作。那时候，原来在《浙江潮》工作的地下党员由于形势的逆转，不得不撤离，编辑部中只剩下郑红范和改名叫“新伍”的我。工作一下子就重了起来，我既帮助编辑稿件，也做校对和会计，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帮着搞发行。写文章的时间就不多了。不过，得益于《浙江潮》杂志社的地理优势，我也结识了计惜英、季音等一批和我一样将满腔爱国热情投入新闻工作中的同仁们。
《浙江潮》从1938年2月创刊，直到1941年1月停刊，历时整整三年，合计出刊128期，这128期杂志所传播的进步思想、对读者所起的教育作用无疑是很大的。可以这样说，在抗战前期金华出版的各种杂志中，《浙江潮》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然而，《浙江潮》强大的影响却令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坐立不安。1941年早春，暴风雨骤然袭来，《浙江潮》被迫停刊，而我也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送进上饶集中营。我囚于集中营三年，这也是我第一次被迫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现在想起集中营的岁月，我还心有余悸——那是一场异常严峻的考验。那个时候我是狱中最年轻的党员，由于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又加上使用的是化名，所以一直隐蔽得很好。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付我们这些犯人，除了严刑拷打，还加上了“政治洗脑”，但我们始终坚信着自己共产主义的理想，坚贞不屈，直到最后那些特务们把我们都编到了“顽固队”，天天上“特训班”。
1944年，我经营救出狱，可是在偌大的温州却找不到党组织。我依然决定用自己的笔，向这个黑暗的社会抗争。为了实践我的誓言，我先后在国统区的进步报纸中担任新闻编辑和副刊编辑，并且在1947年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担任《中外日报》的编纂科长，忠实记录台湾人民的心声。虽然每份工作都为时不长而且困难重重，可我依然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写些杂文和散文。这样，我不仅没有迷失于黑暗之中，反而迎来了黎明——1948年，我终于重回党的怀抱。
1947年下旬，我重回杭州，来到《当代晚报》这个集体中，先担任编辑主任，后来又任总编辑。在《当代晚报》的岁月，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战场上，敌方如摧枯拉朽，不堪一击。而在《当代晚报》编辑社，同样是一个微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和其他地下党员以及进步同志们一道，在夹缝中求生存，力求扩大党的影响，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起来斗争。
我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编辑大权，派人专门收听新华社广播，改写后以“本报上海电话”的方式发表，报道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尤其是对三大战役胜利的报道，都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知道，天快亮了。
此外，我们还致力于宣传解放区的新气象，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断揭露和抨击国统区腐败的政治气象和黑暗糜烂的社会，披露国统区物价飞涨，声援报道浙江当地进步学生运动、人民群众罢工请愿等一系列斗争，起到了十足的宣传作用。
1949年5月，杭州终于成功解放，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这些在杭州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终于熬过了白色恐怖的漫漫长夜，迎来了我们期望已久的黎明。
立根原在破岩中
办一份真正属于人民的报纸，为人民的利益敢说真话，敢记真事，敢批评丑恶的东西，这是我在新闻事业上一贯的追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年间，我为这个追求，受到过迫害、恫吓以及流浪、逃亡。我工作过的进步报刊，三家被国民党查封，两家被强迫改组，但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追求。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新的开始，也是我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新的开始。这一年的5月上旬，我受命创办《当代日报》。《当代日报》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家受党领导的人民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它自1949年6月1日创刊，到1955年10月31日停刊。它不是党的机关报，但除创刊初期的三个月由《浙江日报》社长陈冰直接领导外，其余的六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始终是在中共杭州市委的关心和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出版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城市居民、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引导他们从旧思想的影响下转变过来，这是一个繁重而长期的任务，不是我一个人、一家报社所能完成的。同时，还要与解放初期尚在杭州出版的很多家旧报竞争，如一些公开的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正报》、《民报》、《大同日报》等。当时地下党领导的指示是：“你们还要与继续出版的但又不能取缔和接管的旧报纸竞争，把这些旧报纸陆陆续续淘汰掉。要注意政策，谨慎行事。”在经济上，要自力更生，不能要国家补贴。在这样一副重担面前，年仅25岁的我忘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奋力地去挑。
创业的开头总是艰难的，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十六七个人，又没有副总编辑。报社里的一个人几乎都干两到三个人的活，有些人几乎天天工作都超过16个小时，但不仅听不到叫苦声，反而越干越起劲。由于《当代日报》不是党的机关报，报纸的内容办得比较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新闻多，副刊多，对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都努力地加以报道和反映。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代日报》的一个重大缺点是“民营”色彩还显示得不够，编辑方针不够大胆泼辣，对人民的利益方面还不够敢说、敢做、敢批评。有时还向党报看齐，冲淡了“民营”的色彩。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上还比较“左”的缘故。
虽然如此，《当代日报》在当时还是十分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量由开始的2000多份，逐步增加到1万多份。而且在半年之内就取代了杭州解放前留下来的好几家报纸，如《工商报》、《大华日报》、《西湖夜报》等。
但到后来《当代日报》的经营越来越困难，经济方面的原因不断出现，报纸由于印刷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原因，犯过几次大的政治错误，而且由于《当代日报》不是党报，订购和发行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我虽不断地奔走呼吁，《当代日报》却最终停刊，改组为市委机关报《杭州日报》。但在全国解放后，一张民营报纸出版了六年又五个月，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当代日报》在宣传杭州经济恢复和三大政治运动的情况以及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和杭州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中，都取得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杭州解放后，我被中共浙江省委批准任命为《杭州日报》副总编辑。我主张《杭州日报》在做好市委宣传工作的同时，要做杭州人民的喉舌，要多方面地反映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要比较多地发表他们的呼声、要求和意见，让群众觉得《杭州日报》是他们的贴心朋友，是他们的代言人。但由于当时我们的思想很“左”，片面地把指导性理解为主要是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而不是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报纸摆出一副党报的架势，强调一字一句都要代表市委讲话，严肃有余，而生动活泼不足。我对此很有意见，但由于多重顾忌，在几次编委会上，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或者是说几点意在“抛砖引玉”的意见，希望能展开讨论，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些不了了之的事情却成为一年半后我的“资本主义办报路线”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状”。
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1月结束的反右派斗争，小小的报社竟被揪出占编辑和记者总数30%的“右派分子”，我也没幸免于难。那时候，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瞬间就被颠倒了。当我被宣布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之时，我这个曾经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一个个老同志、老战友面前失声痛哭。然后，我擦干了眼泪，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的灾难，离开了我所热爱的新闻工作事业，于1958年夏天，被分配到余杭县农村劳动了。我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到了尽头。
1979年，2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拨开阴霾，重见天日。我以共产党人的不屈精神，支撑着自己度过了那一段逆境中的艰苦岁月。我被恢复党籍、政治名誉以及原来级别。
虽然恢复了我们这些“右派”原先的清白，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同志们的正常关系，滋生了一批以整人、诬陷人为能事的“干部”。粉碎“四人帮”后，派性和关系网又把这些人保护起来，一个从来没有搞过新闻工作，但能言善辩的人，却窜了上来，身居要津。
我以一个老报人的专业精神给报社提了很多改革的意见，但却一再地遭到诬陷和造谣。当时的我已经50多岁了，“文革”以后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想离开、“逃避”，市委却不同意。我仍留在《杭州日报》工作，既然我继续做着新闻工作，就要继续坚持着我对新闻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做法。那时候，报纸上常登一些不是新闻的新闻，“假、大、空”的东西还很多，文法不通的句子和错别字经常出现，我为此每天都要改到很晚，我辛苦不要紧，主要是对报纸负责。
我坚持着自己的办报原则，但有些人却不断借机会将我调出《杭州日报》的办报机构。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人，我想，只要我行得正、站得稳，就应当无所畏惧，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样，我在新闻工作的岗位上坚持了下来，直到1983年机构改革。
我于1984年转到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离开了《杭州日报》的工作，担任《浙江省情》副主编。
《浙江省情》全书160多万字，涉及全省十个大方面、几十个厅局和10个市、地委，经过300多名同志一年多的时间辛勤劳动才成书。书编成后，我便主动办了离休手续。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离休，实质是离而不休，我仍然拿着笔杆子继续从事着新闻方面的工作。
先是帮助省政协主办《联谊报》，后到省对外友好协会主办《文化交流》杂志，负责部分编务，这是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对外宣传刊物，图文并茂，印刷精致，发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省市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后，又要我担任《东南烽火》、《之江风雷》的主编。这三份杂志，经过我编发和审定的稿件，共有200多万字。
业余时间，再从事写作，几年下来，已陆续写了200多万字。不少文章已被收入《回忆雪峰》、《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老战士诗文集》、《新兴的版画之光》、《人民之声》等书。
既然与新闻结了不解之缘，我就一往情深，执着追求。
我将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