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情七月 红色铭刻——杭州师范大学子渊人才学院第三期学员“红色记忆”重走新四军浙东战役之路暑期社会实践行记
流火的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子渊人才学院第三期学员携手杭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老战士，踏上了重走新四军浙东战役之路的旅程。这是一支打破年龄界限的队伍，80高龄的白首老战士搭配20出头的热血新青年，摩擦出的是穿越历史的火花，更是时代最强音；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短短两天时间里，一行人走访了富阳、安吉、余杭等地的浙东战役遗迹，通过实地探访和新四军战士的口述，再现了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战争岁月；这是一堂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老战士们是言传身教的导师，高耸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俨然成了不朽的课本，对于祖国的挚爱，对于和平的捍卫，早已铭刻在每个学员的心中……
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为期两天的“红色记忆”重走新四军浙东战役之路实践活动拉开了帷幕。一行16人自杭州市区出发向首站富阳新登进军。远行的大巴上响起了杭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信毅领队沧桑但铿锵的声音：“当时是抗战晚期，新登战役是一场指挥得很好的战役，在将军粟裕同志的带领下，我军以少胜多，毙伤顽军1500多人，俘虏719人。这一战役为我军争取了时间，集中了主力，为决战时围歼顽军创造了条件……”年过八旬的赵信毅副会长不顾车辆的颠簸，一字一句地叙述起新登战役的基本情况。赵信毅副会长握着资料的手微微颤抖着，但他的声音却显得坚定而浑厚。
赵信毅副会长的娓娓讲述让时间过得很快，不觉间，大巴已载着老老少少来到了新登镇。表明来意后，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跟我们同行的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关心下一代宣讲团的副团长钱正麟老先生特地以一个标准的军礼向新登的工作人员致意。仅是一个细微的动作，已显露出新四军的风骨。究竟是怎么的故事与经历打磨出了他们的坚毅眼神与不凡气度？怀着好奇与兴奋，我们与带队的五位新四军爷爷攀谈起来。实践队里的张济惠老先生身材最为瘦小单薄，但一讲到当年的故事，他仿佛浑身都有了劲儿。“下午大家要去的新登革命烈士纪念碑，我已经是第三次去了。每次来我都是有任务的，这次也一样。我有两个小学同学参加了新登战役，然后就失踪了，我就在纪念碑上一个一个地找他们的名字，可惜一直没找到，直到今天，过了那么多年了，我还在寻找。这次好了，我用相机把纪念碑拍下来，回去可以好好找。”老人的愿望很朴实，我们也纷纷表示要帮他找，他只是微笑，继续说到，“当学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想参加新四军的，只是哥哥参军牺牲了，母亲因此疯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没办法离开家。”谈到战争时期家里的悲惨境遇，乐观的张老先生依然是满面笑容的，从他的语气里听不到埋怨与委屈，只能听出不能亲自参加新四军的痛惜。下午，亲眼见到新登革命烈士纪念碑的我们心情复杂，怀着对先烈的崇敬以及对现在的幸福生活的珍视，我们和新四军老战士一起向纪念碑鞠躬，表达了无限的哀思。纪念碑在绿树间隐现，肃穆的颜色也使它不那么显眼，然而，新四军爷爷们却在纪念碑周围驻足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也许，对他们而言，这块冰冷的石头下面封存着亲朋好友的一腔热血，那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印记。
在新登进行参观学习之后，实践队驱车赶往安吉孝丰镇。蜿蜒的盘山公路绵延数公里，年迈的新四军爷爷却显得兴奋异常。途经太湖源一带，张济惠老先生道出了其中的玄机：“这里是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啊，尽管地方发展了，但这山山水水还是老样子。”重回这片曾经战斗过、生活过的热土，新四军爷爷们的心情溢于言表。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们也重新审视起眼前的青山绿水，想起“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诗句，不禁肃然起敬。
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映入眼帘，实践队到达了孝丰革命烈士陵园。孝丰是1945年2月至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中的中心战场，在安吉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孝丰革命烈士陵园由纪念碑、烈士墓、陈列馆、将士英烈亭、流芳亭、红军亭、忠魂亭等建筑组成，其中，烈士墓里安葬着171位革命烈士遗骸，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仅14岁。面对这些为国捐躯的年轻生命，我们再次鞠躬致敬，赵信毅副会长还在纪念碑前向我们提了要求与希望：“和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你们）一定要珍惜先烈的流血付出，将来好好报效祖国。”由于已到闭馆时间，实践队只能在第二天一早再来到孝丰烈士陵园参观陈列馆。陈列馆分上下两个展厅，馆内展出安吉早起党组织活动、抗日战争、解放战胜时期革命文物、历史照片、资料和烈士遗物300件（份），比较系统全面地记录了安吉革命斗争史和苏浙军区三次反顽战斗历程。为了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背景，陈列馆的黄馆长亲自充当起了讲解员，结合展品，饱含激情地讲述起了天目山第三次战役的各项情况。临行，我们许诺将“口述历史”的成果册寄给孝丰烈士陵园，以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触摸那段深邃而厚重的历史。
回到留宿的农家山庄，已是日落西山，我们便和新四军爷爷相约去散步，一路上，话匣子又被革命故事开启。新四军战士张道修爷爷首先讲起了他遇险的经历：“当时我和一个老百姓都躲进泥地里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国民党左找、右找，一直找到我躺的那个地方。当时我只有两个鼻孔露在外面喘气，整个人都在泥巴里，他们再前进半步就会踩到我的肚子。我当时就想，‘踩到我们就干（架），踩不到我们就算’。幸好，他们只顾看前面有没有（党员），没顾脚底下。当时是北方的冬天，非常的冷，我在泥巴里坚持到半夜，我是共产党员，党的小组长，是要负责任的，就这样靠吃泥巴撑到离开这个村庄。一离开村庄，国民党就察觉了，而我们通过灵活的作战，逃过一劫。直到天亮，我们又到了一个小河边，遇到一个大娘就问她‘有没有吃的’，她说，‘都让国民党抢光了，家里什么也没有，你要吃我这里还有几捆小葱，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就是新四军’。其实，当时我们除了一个裤头之外，都没有衣服了，都在水里丢光了。天就快大亮了，很危险，我对战友说：‘你们不要动，我到村里去（探路）。刚到村庄，我们没注意，国民党也没注意，只是四处搜寻新四军。一天，突然有人说‘不许动，动动我就枪毙你’，随后，我想办法翻过墙头，进了一户主人大概40多岁的人家。主人人不错，和他说明情况后，就想法子救我们。所以说啊，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条心，鱼和水不能分开。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把我们四个人塞到养猪的高粱秆子里，我们暂时得救了。天亮了，我们又到一个村庄避难，保长热情地为我们准备食物。就这样，在没有刀、没有枪、没有衣服的情况下，我们想尽办法又渡过了一条河，而我们的部队恰好就在河北边。我们四个人都是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但没有凭证，经过一番联系总算回归了部队。”爷爷传神的描述、风趣的语言深深吸引了我们，也向我们传达了非常时期党员的伟大心声，“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我觉得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讲，和平的环境不好锻炼人，恶劣的环境才能真正锻炼一个人的意志。真金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会闪闪发光的，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会想到后退一步，所以共产党员的价值、理想（就在这里）。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入的党，我是党员，打仗无论多困难，我绝不怕死！总之，革命前进道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你们新一代成长起来也很不容易。面对现实，你们任务艰巨，只要抓住核心——读书，把握前进的方向，学业务，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不论付出多少代价。上个星期我和一个老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为了要看美好的未来。同学们，国家未来的重担在等着你们，只要你努力了，目标一定能实现！”
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志正老师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干部中最年轻的，也是恢复高考后顺利考上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他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取消了考大学，1968年的时候，毛主席发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我就到了位于萧山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的领导都是军人，但都是在务农，种植水稻、棉花。农村讲究‘双抢’，棉花、水稻种在一起，就是田加地，总是很忙。那时候白天种地，晚上还要学习政治，开批斗会。大部分在建设兵团的人对环境都不太适应，也有点放任自流，白天劳动很辛苦，还要军训，晚上就聊空天，打打牌，睡睡觉，但是我呢，因为当时是高中毕业，脑子里就有念大学的想法，小时候读书成绩不错，一直想当个化学家，下乡的时候我也带着数理化的书，别人在玩，我却在帐子里看书。也有人骂我是书呆子，认为读书无用，但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浙江大学的，一个是1959年考进的，一个是1962年考进的，他们大学都毕业了，受他们的影响，我也认真学起高等数学、高等物理。我觉得，高中的知识复习时比较容易的，但是高数之类的自学是很难的，也只能自己钻研，不停地看。有时候，有些人也出题给我做。建设兵团晚上9点是要熄灯的，我就养成了熄灯后在头脑里解题的习惯。当时的杭大附中，就是现在的学军中学的一些学生和我一起在兵团工作，他们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要求他们在农村也要认真读书，而他们还没学过高中的知识，我作为连队里少有的高中生就利用礼拜天给他们讲课。1977年的时候，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主张恢复高考，当时从我知道高考恢复到考试还有很多的知识都没学过，比如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而且他们也没学过无机化学。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我就做好准备，给他们辅导。一个月之后，大概是10月份，我们这些人从乡下到萧山一中考试，那两天晚上我都没睡着，一是激动，二是认生。考好之后，我们几个人都被大学录取了。当时我还在农场，录取通知书是寄到我杭州家里的，终于，我被浙江农业大学录取了。到这里，我下乡已经有八年时间了，高中毕业12年之后重回校园，让我感触很多：一个人的理想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特别是你们新时期的大学生，是时代的骄子，担负着国家建设的重任，从现在开始，应该自己有远大理想，这个理想应该跟人民、跟国家融合在一起，为它努力、奋斗，然后实现自己的理想。”陈志正爷爷还为理想的实现，勾画了细致的蓝图，“比如今后你是学小学教育的，那么你以后能不能在杭州市、浙江省，乃至全国作出贡献，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努力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我当时也不知道高考会恢复，毕竟已经过了12年了，但是毅力让我坚持过来了。我在农大期间表现还不错，那时国家包分配，我们可以到科研单位、农技局等地方工作，或者到农校当老师，而我被分到了劳改农场。当时的农场在金华，土地面积有1万多亩，关押了不少犯人。而我看守了半年的犯人后成了队里的生产干事，相当于连长。后来，又当了中队长，再后来成了农业科的副科长。又因为我爱人在杭州，我就到这里来工作了。总的来说，我觉得做什么事都需要坚持，需要努力。”
张济惠老战士则从生活细小处，呈现了他眼中的战争年代，诠释了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新登战役开打的时候，医疗队就住在我的家里，我当时就在家。我看着医疗队救治伤员，为他们包扎，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叫痛的，也没有一个垂头丧气的。尽管新登战役牺牲了这么多战士，牺牲了200多人，700多人被打伤，但是大家还是坚强不屈的，伤员包扎好了就又上了前线。医护人员是很乐观开朗的，伤员也是很乐观开朗的，没有人觉得这战役打得很艰苦，也没有人退缩。虽然我当时没参加新四军，但是这个精神让我很受感动。今天在车上，大家都在休息，我却很兴奋，因为今天驾驶员开过来的这条路，就是当时新登战役撤下来，撤到孝丰的路。（部队）就在那个大山里，当时是没有这样的路的，大家都是步行的，真的很不简单。”张爷爷的笑容还是很爽朗，讲到兴起处还手舞足蹈起来，他动情地说：“这一切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那个时候也体现出来了，就像当时牺牲的战士很多，人应该是越来越少的，为什么队伍反而壮大起来了呢？就是因为撤退的时候，当地的民众是非常支持的，就像我的同学，都感到新四军是正义的、抗日的，是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所以有点知识的都愿意参加。新四军退下来的时候经过我们村庄，一个放牛的都参加了，给地主当长工的也参加了，在城里参加的人就更多了。部队一路退下来，一路都是有人参加，队伍自然就壮大了。正义的东西才能够从小到大，没落的东西往往从大到小。大家都参加是一个趋势，是一种精神。那时候新四军的部队还是很艰苦的，武器尤其匮乏，一个人呢只有五发子弹，剩下的那些都是糊弄敌人的假子弹，说说是‘小米加步枪’，但步枪也不是人人有的，估计是三分之二的人有。主要武器还是刀和红缨枪。这样对抗国民党部队，十分困难。退下来的时候，新四军还做了几件好事。当时老百姓没东西吃，新四军就把国民党和地主的粮仓都开仓，就让穷苦人来领粮。到了安吉孝丰这个地方，部队自己也没有粮食了，就到山上挖毛笋，拿笋当粮食。毛笋吃多了很容易便秘，有士兵坐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饿，也可能是因为毛笋吃多了，肠胃受损。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四军还是把粮食先给老百姓吃。那天，学校里有个座谈，要求学生爱国，我就体会到这个部队的爱国有几个表现：比如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师从团长到士兵要抽人组成一个团去援朝，全师没有一个人不打报告（参战）的，包括我。我们还写了血书，要求抗美援朝。最后呢，全师抽了一个团的人去援朝，被点到的人很高兴，不点到的人反而有意见。我没轮到，还因此生了三天的闷气，心想怎么没点到我。朝鲜战争是非常艰苦的，但为什么整个部队，不仅仅是个人，都有愿意参战的情绪呢？就是一种精神。现在学校里常说的爱国就是铁军精神，就是爱国精神，不怕牺牲，不怕艰苦。（去）越是困难，越是艰苦，越有危险的地方感到越光荣。这种精神就很好。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我们整个部队都要参战了，就要考虑谁能去，谁不能去，不能去的要留在后方。领导根据朝鲜战场上的情况，就表示‘女同志不要去’，就动员女同志下前线，但是完全动员不了。直到领导说了‘你们去了要给部队带来麻烦的’，才把她们压下去。而她们就说：‘我们绝对不给部队带来麻烦。’最后除了身体很差的，男的女的都去了。文工队的女孩子也表态，不给部队添麻烦。部队在安顿的时候给大家发棉衣、粮食、枪、手榴弹，考虑到女孩子负担不能太重就不给她们发，她们却坚决不肯，就说：‘你们拿多少，我们就拿多少！’我那时在营里工作，负责马车，就是谁东西拿不动了，不能走了，我就把他们送到车上。首先，我的背包、枪、子弹从来没放在马车上，而小姑娘们尽管嘴巴很硬，但走到三八线毕竟有几千里地，确实非常辛苦，看着她们背不动了，我让她们把背包放上来，她们就是不肯。这就是一种精神。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靠这种精神。”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让张爷爷终生难忘。他是负责记录战况工作的，住在一个朝鲜家庭的一间茅草屋里，当时这个家庭共有五个成员，其中有两个女孩，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男婴，张爷爷也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每逢中国节日，志愿军的每个人都会发两瓶二锅头和一些甜点，张爷爷都把这些送给了这个家庭，而他们对张爷爷的举动非常感激，并将礼物视为珍品。一日，张爷爷出门办一些事情，走回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远远地看到一个山坡站着一个小女孩，定睛一看，原来是这个家里的孩子正在那里等着他。张爷爷加快了速度，赶到了女孩的面前，女孩羞涩地将紧紧捏在手心的朝鲜打糕用双手递给了他，并示意他吃，张爷爷看着黑乎乎的打糕，这才缓过神来，原来今天是朝鲜过年的日子，家里将打糕做好后，小女孩带着打糕早早地在这里等候，由于等了很久，女孩放在手心的打糕被汗水浸湿，打糕也被握得黑了一圈，张爷爷抑制住了眼泪，将打糕塞进了嘴里。安详平静的日子总是被战争无情地摧毁，翌日，美国军队在村庄的上空扔了很多颗炸弹，张爷爷住的房子附近也遭殃了，很不幸的是，那户朝鲜人家的两个小女孩死了，小男婴被妈妈绑在了身上，头耷拉着。张爷爷告诉孩子的妈妈，这样背着孩子，孩子会很痛的，她抚摸了孩子一下，表情很绝望地示意张爷爷，背上的孩子也死了，她只是不想这么快地失去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张爷爷好几次都听到这个妈妈，猛然坐起来，重重地在胸口捶打三下，然后倒下继续睡。天亮了，村庄的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了一起，谁都没有流泪，只有一个小女孩因为自己的弟弟死了躲在一旁悄悄地抹着眼泪，这一天，很多村民都拿起了家中的农具加入到了志愿军的行列中来，随着队伍的扩大，一直到了双方军队谈判停止战争，张爷爷离开了朝鲜。张爷爷的口述呈现了朝鲜民族的坚强，也彰显出我们中国人民军队为正义而战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天色渐晚，我们将畅谈的地点由室外转向室内，分组和新四军爷爷面对面交流。赵信毅副会长算是我们的老校友，他娓娓讲述起学生与新四军、与革命的关系，话语里透着深沉的感情：“党中央考虑到部队要充实一些有科学文化的人，所以军官招生，杭州的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宣传部长都动员大家参军参干，成为志愿军，加入军事干校。在参军参干的过程中，我们的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浙江大学啊，杭高啊等很多学校的学生都积极报名，贴出大字报，表示服从祖国的分配，不做‘刺刀下的工程师’，要让祖国挑选，还写血书明志。报名的人很多，当时杭师95%的人都报名参军参干了，全市大学、中学、社会青年一共有1万多人报名参军参干，参军参干就是参加志愿军，参加各类军事干校，包括空军、海军等，后来，经过体检等，有6000多人被录取。我们的学生觉悟非常高，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的部长的报告很动人，很有文采，杂文特别有鼓动性，他每天晚上都写报告，写得不满意就撕掉，直到写出满意的。而我体会到，学生是革命的先锋，只要教育得好，启发得好，引导得好，觉悟是很高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杭州的学生运动搞得很好，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当时全国有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都搞得不错，国民党回来后对学生进行了镇压与报复，鉴别他们是不是汉奸。学生反对国民党出卖内河航运权，进行了反抗，马寅初是在队伍的第一个，可谓‘一马当先’。那时候，闹出了美国士兵强奸我们中国学生的事情，群情激奋，全国学生抗暴，我们杭州也有几千学生上街游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还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更好地把群众发动了起来，地下党发展起了‘三反运动’，也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全国都轰轰烈烈进行了这些运动，杭州、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好多人被打死，被逮捕，也就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引发了‘五二0运动’，百姓们打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反对内战，同时带动了工人、市民反抗国民党。所以说呢，在1946、1947年的杭州曾发生过两次打米店的风潮。米店是国民党垄断的，他们与奸商勾结，抬高米价，常常有粮食也不卖。这样自然激起了工人，尤其是黄包车夫、丝绸工人等底层民众的不满。《浙江日报》求是周刊还专门以如下标题报道了此事：内战逼上饥饿线，天堂重起米风潮。这个标题，我现在还印象深刻。黄包车夫和丝绸工人的生活都是非常苦的，做一天工也没多少钱，而国民党囤积米粮不卖，就引发了抢米风潮。此外，当时的浙大学生会主席被国民党抓去迫害致死，这引起了全国学生的极大愤慨，引发了长达半年的反抗运动，上海、天津等15个大中城市的10万人参加了这次运动。所以说，学生只要引导得好，革命性真的很强。”纵观杭州地区学生运动的全局后，赵信毅副会长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现了学生革命运动的成长历程：“我自己也参加了解放前的‘保卫学校，迎接解放’的斗争。我到杭州已经比较迟了，是1948年下半年，当时快要解放时，国民党准备把杭州重要的工厂、学校、设备迁到南方去，或者能破坏的就破坏掉。因此我们要保护城市，特别是电厂、报社、电信局等要害设施，而浙江大学在这方面是起到先锋作用的。他们造起了围墙，用游泳池来储存水，也把粮食运进学校来贮存，将医学院的女同志进行培训，组成救护队。学校里还安装了警报器，如果有情况就可以立即集中学生。另外，还把校外的女同学，比如浙大附中的女生都迁到了校园里。可以说，浙大做得最好，而且他们还组织同学去看望住在城隍庙里的流亡学生，进行交流、学习，因此学校里95%以上的师生都全力保护学校，反对破坏。苏步青教授也亲自参加围墙的修建。我当时是杭师的学生，在南山路校区，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也把粮食运进了学校，几个地下党员从大学路把粮食一袋一袋背回来，把咸菜也储存起来，还组织纠察队，彻夜巡逻，防止特务、败兵冲进来抓人。我们那时候很穷，买不起收音机，是一个地下党的语文老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才买了一台收音机，用来收听党的各种消息，再由我们出成海报，在校园里进行宣传。（我们）在食堂里面、校园里的必经之路上都张贴宣传海报，宣传‘已经解放南京了’、‘已经到浙江了’等消息。我还亲眼看到了国民党败兵的撤退，当时我在南山路校区的三层小楼上向下望，看见国民党的败兵没日没夜地向前跑，有的还有车坐，有的则衣衫褴褛，穿戴破破烂烂。有一天下雨了，国民党的败兵就把商店里的雨具，雨伞、雨衣之类的，全抢走了。国民党还抢了杭州一家公交公司的10多辆公共汽车，而其他的汽车已经被地下党员隐蔽起来了，公共汽车目标太大，没办法隐蔽。我就在那个三楼看他们拼命逃跑。我们班只有我一个地下党员，我就带着木棍一类的武器彻夜巡逻。也有人提出把粮食分了，大家各自回家，但是杭师的师生还是坚持保护学校。1949年5月3日，也是我们杭州解放的那一天，在下午2点钟，枪炮声不断。我作为党员，主动要求出校门侦察情况。我一出校门，南山路上枪声大作，子弹从头顶飞过。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已经在一公园那里站岗了，而国民党败兵有一辆车开过，解放军就进行阻击，便开枪了，而解放军也有伤亡，就奋力把国民党败兵的机枪手打了下来，他就倒在我们杭师门口，我也就亲历了枪战。那时候，我就贴着墙壁站着，心情很激动。更激动的是，5月4日晚上，南下干部的代表、浙东游击队的代表、解放区代表，还有杭州全体地下党员在大华电影院，也就是现在的新华电影院，召开了会师大会，进行了各方面会师。原来当地下党，身份都是隐蔽的，但那时一看，咦，这不是我的老师吗？那不是我的同学吗？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啊，想想那些人原来是认识的，但是不知道是我们的同志，很有意思。我们还在会上宣誓要加强团结，就在这难忘的、激动人心的一刻，各方会师了。”
次日，应杭州市余杭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山沟沟接待站干部的热情邀请，我们一行人又赶赴余杭山沟沟参观学习。山沟沟拥有杭州市唯一一个介绍新四军的展览馆，学员在一片山清水秀间找到了久违的淳朴与宁静，更发掘了新四军历史背后的坚韧与不凡。与带领我们开展本次实践活动的新四军爷爷一样，山沟沟接待站干部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军人的硬朗与矫健，眉宇里透着正气。让我们很感动的是，接待站里有一位已经77岁高龄的爷爷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专程亲自驾车从临平赶到余杭，其他干部在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时还准备了图文并茂的书面材料，并且陪同我们参观了新四军被服场旧址。临行前，我们和新四军爷爷再次同桌用餐，畅谈人生，触摸历史，撩拨未来。席间，钱正麟爷爷则再三勉励我们，多次强调：“未来是你们的！”
回程的车上，学员们翻阅起资料和实践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历史的卷轴再次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只是，这一次，耳旁多了新四军爷爷的讲述，双脚寻到了先辈们的足迹，那段沧桑岁月对于我们而言多了一份无与伦比的鲜活。为期两天的实践活动已圆满结束，但铭刻在我们记忆中、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红色因子”将随着先辈的期许，一起绵延在激情燃烧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