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顺，福建福鼎县人，1923年生。解放前曾任瑞安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温州地委常委。1935年，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12岁便加入浙南特委机关工作。1939年，全省党代会举行期间，被调到秘书处，此后四年多，就一直在刘英身边工作。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任温州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中共温州地委书记。
我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鼎县，那是靠近温州苍南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许多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所以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接受他们的革命教育。那时候主要靠发传单，课堂宣传等方式来传播中共的革命思想。而我的小学——镇中心小学，实际上就是中共鼎平县委机关所在地。
忆英魂烈绩耀温州
我16岁时就跟着刘英同志做事了。刘英是一位很有本事很有作为的优秀党员干部。后来，他带着我从福鼎来到浙江省委机关。那时浙江省委机关在丽水县开了一家百货商店，这家百货商店实际上是一个交通总站，而我就是在这个交通总站里跟着刘英同志工作的。刘英当时是省委书记，他化装成百货商店的老板。由于我年龄比较小，虚龄也只有16岁，所以我就化装成学徒。我们的真实身份和我们当时的住址，只有我、刘英和另一位老同志王德善（音译）知道。
三年后发生了“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决定让刘英同志立即搬回浙南地区。刘英同志就先派了我返回平阳（当时平阳还没有归属温州），寻找浙南特委。在我找到浙南特委之后，刘英也跟着来平阳了。刘英是位很有号召力、很有心的好同志，他担心全省各地干部思想不一致，所以在他来到平阳之后就把我们全省的干部都集中到平阳来学习。然而，当时在平阳我们党里竟出了叛徒——有一个宣传部长叛变了！他投靠国民党，让国民党知道了有许多中共党员在平阳集中上思想培训班。那时国民党在平阳有三个团，立刻就过来围剿我们。而我们这个部队人很少很少，只有20多杆枪，打不过国民党的。但是刘英同志带领我们英勇突围，虽然艰难，但最终脱了险。
从平阳脱险出来以后，也就是1943年，我跟着刘英一起回到温州城区。不料后来，台州的一个叫李少静的家伙——这个家伙很坏，经常贪污——在一次和我们的游击战中知道了刘英同志在温州城区，就向国民党告发了。这样，国民党就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国民党派了一个诸暨的特务去了温州，结果那天夜里，刘英同志就在温州城区的小南门被捕了，后来便英勇就义了。刘英同志牺牲以后，浙江省委机关也就没有了。浙东各个地区只能各自组织起来打游击战。
那时浙东各个地区部队的人都很少，只有三四十人，没有多少枪，而国民党却很厉害，所以我们游击战打得极为艰苦。记得当时在丽水县，那里山很大、树很多，但是刘英同志曾经带领我们在那儿打过游击，所以大家对地形都很熟悉。我们在那里搞了一个根据地，办训练班，新的根据地就开发出来了，党员人数也逐渐发展起来。就这样，坚持游击战争，最后基本上把温州解放了。
同全国各省的解放比较起来，浙南温州地区的解放算是搞得比较好的。因为温州地区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尤其是同依靠内外红军合力解放的海南岛相比，更加凸显出温州自力解放的难能可贵。
1948—1959年 峥嵘十年建浙南
1948年以后，我担任过瑞安县委书记，而后又调任到温州当地委常委、农工部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长（地委负责管理农村，市委负责管理城市）。我有过两次在温州从政建设的经历，这是第一次。那个时候，温州人民生活很困苦，经济落后。我到任温州以后，始终牢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脱离群众，要多为群众利益谋福，让温州人民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的生活。于是我便开始狠抓温州社会经济建设。
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当时某个外省农村实行承包生产的方法，觉得非常不错，便在新桥（温州地名），把各个县委副书记召集起来开会讨论是否该实行联产承包，以及在哪里联产承包。最后决定在永嘉（温州地名）试点搞联产承包。李润和（音译）当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他把永嘉的联产承包搞得很好很热火。一开始我还不放心，但是后来我去永嘉探望的时候，看见稻田很干净，农耕兴旺，我便放心了，放心让全区都把联产承包搞起来……一直到1959年，温州解放10周年的时候，温州经济已经发展得很好很快，作为市长的我还写了一篇《浙南光辉的十年》的文章。
1959年底，我被调离到湖州长广煤矿公司当一把手，全家人都过去了，而且一去就是20年。我的老伴吴华芳到现在还是煤矿公司的人。
煤矿工农情，“文革”忍艰辛
我一家人——我、六个孩子，还有我老伴，当时全都搬到了长广煤矿。那里很荒凉，只有荒山没有房屋，我们把毛竹砍下来做成一个茅草房，住在里面搞煤矿，很苦很苦的。而且煤矿经常发生瓦斯爆炸，经常出事情，我在那里前后有20年，我儿子郑晓群也在矿下工作。虽然煤矿工作辛苦，但好在同志之间都相处得蛮好的，互相帮助，十分友好与和谐。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更苦，那时候没有人来抄我家，因为我家没有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只有我老伴、六个小孩、父母。而我被迫离开家被关起来了，关了四年，四年都不能回家。每天夜里10点钟起来下井劳动，一直劳动到天亮。早上8点钟才能从井底上来休息。中午吃完饭以后开始批斗。那个时候批斗都要挂贴牌、戴高帽，脸上被批得到处都是血。就这样过了四年，每天批斗，夜里上班，下井采煤，白天短休。那时候我是靠那里的工人支撑下去的。工人与我的关系都很好。我由于没有采煤的经验，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很危险，而老工人有经验有方法，不断地提醒我哪里的墙要倒下来了，哪里有危险赶快跑。和工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将永远铭记。
虽然“文革”那段岁月艰苦卓绝，无奈蒙冤，但我仍相信我们党，相信我们党的宗旨原则——为了搞社会主义，为了搞共产主义。所以我始终坚信我们在“文革”岁月里所受到的苦难都是渺小的，将来一定能得到平反！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不改变，哪怕受到打击遇到挫折，暂时不舒服也可以，而光明一定就在不远的前方！
力挽狂澜救温州
20年以后，也就是1978年，此时的温州在历经“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已经是满目疮痍。在“文革”中，新华社曾发表了《看资本主义，请到温州》这样一篇指责温州复辟资本主义的文章，温州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顶着巨大的压力被调回温州，任温州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那时候是没有人敢来温州的，因为温州被指责为“资本主义的天下”，被“文革”毁得很厉害，派性很严重，派系斗争都用真刀真枪的，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了，生活很困难。待我回去继续抓生产、带领温州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已经逃走了。
虽然温州人那时很穷，但是穷则变，变则通。实际上温州当时并没有搞资本主义，在搞社会主义呢——我到任后一直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个时候中央也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一点好的，另一派坚决反对。浙江省委就是属于坚决反对的一派，所以我在温州只能在私底下搞联产承包。有一次已经将生产任务分包给农民了，但是被省委领导发现了，就把农民所有的锄头都搬走了，不让搞联产，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好在后来全国思想都转变过来，要求向安徽凤阳学习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州的联产承包才得以继续搞下去。由此可见当时温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阻力之大，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大胆创新的精神。
温州人很聪明，发展经济很有头脑，而且不怕苦。如当时乐清柳市的八大王，带头搞“前店后厂”（前面开店后面开工厂），一直到现在，发展得很好。在那时候虽然作为“经济犯罪”被抓起来，但是后来都被平反了，还被作为光荣的带头人物加以宣传。总归一句，如今的温州人，富起来了，已经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名牌，遍布各行各业，遍布全天下。我想，我也算是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贡献了一个老党员的能力吧。
共度晚年，安享天伦
我离休都20多年了，自己看看书和报纸，画画，学习，写字，做做家务。家庭生活自己能够自理，没有保姆。我和老伴身体都很好，站得也很直，就两个人自己生活。有时候叫别人过来搞下卫生，不过烧饭做菜都是自己做的，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文革”的磨炼，不怕困苦，什么都会干也能干得很好。
我的六个孩子，一个在日本，其他五个都在杭州和温州，经常回来看我们或通过电话联系。他们全都过着和普通百姓一样平凡的生活，因为我从来不让他们有干部子女的心态，对他们的要求只有自食其力。他们也很自觉，从小品德就很好，没有官腔，如今的生活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奋斗出来的。我和我老伴所给的教育只有告诉他们，告诉所有年轻的一代：你们要有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不要变，这个很重要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哪怕受到打击，只要识得大体，只要心意不要变，一切都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