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猪八戒的形象则代表着人性贪恋实实在在的世俗享乐的一面。对他说来，拥有女人、过得去的财富以及可以充分享用的食物是重要的，他也愿意以辛苦的劳作来获得这些；若有另外的女人肯同他“耍子”，则属于意外的收获。因为好色，他不断受到女妖甚至菩萨的戏弄，这让人感到可怜和忧伤。他的人生哲学与取经这一趋向理想主义和精神至上原则的行动有天然的冲突，因为那纯然是不可理解的荒谬。所以在取经路上一旦发生问题，他总是急于建议“把白马卖了，给师父买一口棺木”，这是取消取经行动的最彻底的方法。但尽管猪八戒有那么多的毛病，他还是属于“好人”的队伍，对他的嘲滤也仍然是善意的。因为他身上的毛病实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弱点的放大。这一种文学形象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他的出现，显示中国文学对人性的弱点有了更为宽容的态度，也预示着中国文学中的人物类型会向日常化和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尽管粗蠢的更像一个俗汉的猪八戒总是遭到机智的英雄孙悟空的调侃和捉弄，他们在取经路上的争吵还是很有味道，因为他们都有李贽所说的“童心”。
其实，就是《西游记》中诸多妖魔鬼怪，也并不尽然是丑恶恐怖的。作为一部娱乐性很强的神话小说，作者显然不取一种严厉的道德评判态度。所以，神佛有时也可笑，妖魔有时也可爱。好些妖魔原本是从天界逃脱出来的，到了人间逍遥上一阵，做些恶事，或完成其风流宿缘，仍又回天界勤修苦炼，这与猪八戒、沙僧的经历并无根本的区别。像黄袍怪爱百花羞公主，罗刹女因母子分离而痛恨孙悟空，都很可以理解；就是牛魔王一面在外拈花惹草，一面又还费心讨好原配夫人，他的辛苦也应该同情。所以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也让人读得饶有趣味。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神话为素材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够发达，《西游记》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描绘出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陷。这部小说带给人们无穷的快乐，因为它是那样想人非非而又真实可信，那样海阔天空而又活泼可爱，它的文字也灵动流利，体现了中国文学在一旦摆脱思想拘禁以后所产生的活力，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晚明小说
晚明戏曲小说的创作高度兴盛，因此有必要将其分别介绍。
以《金瓶梅词话》为代表，晚明小说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发展，就是开始从传奇转向写实，由不平凡的英雄的故事转向普通人的日常性生活。小说由此在更为深入和充分的程度上显示了它的重要功能——在虚构和想象的世界中审视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困境，进而表达人对生活的渴望。在白话短篇小说集——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和凌濛初编撰的“二拍”中，我们同样感受到十分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氛。
白话小说无疑代表了晚明小说的主要成就，但因此而疏忽了文言小说的发展却也是不恰当的。宋懋澄所著《负情侬传》、《珠衫》为“三言”中最出色的两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提供了重要基础，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况再次说明雅、俗混融是中国后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金瓶梅词话》《金瓶梅词话》是古代第一部以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它借用《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做开头，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人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与这家庭相联系的社会景象，直到西门庆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故事以北宋为背景，但实际反映的是具有晚明时代特征的社会面貌。
这部小说的成书及早期流传情况和之前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有所不同。在它问世以前，并没有内容相近的雏形作品存在。《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是位博闻多识、留心民间文艺的人，但他在读到小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从书中借用了屠隆的《祭头巾文》这一情况来看，小说的完成应该不早于万历初，而它很快在几位名流间辗转传抄。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种种迹象表明，它应是一位文人独立创作的成果，最初的流传范围也是在文人群中。
现在所能看到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均有程度不等的修改。小说作者以“兰陵笑笑生”为化名，他究为何人，自明代起就有各种猜测性的说法，现代研究者也提出种种推考，但迄无定论。
《金瓶梅词话》因为有较多性行为的描写，长期被看作是一部淫秽小说。确实这种描写过于暴露而且缺乏美感上的考虑，它与晚明较为放纵的社会风气有关。从艺术方面来看，小说也多有粗糙之处，如细节不甚严密，夸张和写实不够协调等等；在文体上，作者喜欢运用说唱文学的手段，文中大量插人词曲之类韵文，也颇显得累赘。但现代研究者还是对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
小说男主人公西门庆和三位女主角中最活跃的潘金莲，都是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人物，他们的行动支配着小说的主要脉络，他们的生活态度与命运也构成了小说的主要色调。
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金瓶梅词话》以不少篇幅通过他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官商关系。晚明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被商人所拥有的金钱力量严重侵蚀的时代。虽然《明律》关于不同身份的人物的器物服饰有区分等级的明文规定，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西门庆一家物质享用的奢华，远远超出于一般官僚。而官僚阶层面对金钱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纤贵。第三十回写到位极人臣的蔡大师因收受了西门庆的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在过生日之际，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这位携大量金钱财物来认干爹的豪商。第四十九回又写到文采风流的蔡御史在西门庆家做客，受到优厚的款待，还得了两个歌妓陪夜，对于他的种种非法要求，无不一口应承。凭借金钱买通政治权力，使得西门庆敢于为所欲为，相信钱可通神，“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
但作者同时也揭示了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和封建政权多少仍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小说中有两处描写颇堪体味。一是四十九回写歌妓董娇儿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红纸大包封着”的一两银子，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嘲笑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里显示了富商对文官的寒酸的卑视。另一处是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对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指捐官），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这里却又表示了对“文官”——国家机器中的核心成员——的向慕。他虽然能够收买一部分政治权力为己所用，却不可能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显示自己的力量。
在小说中西门庆是一个极富于生命力的人物，这种生命力是由金钱支撑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实可理解为金钱的化身。作为豪商，西门庆既缺乏社会活动空间，也缺乏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念，于是，生命力的肆滥的宣泄，尤其是对异性永无休止的追逐，成为他体认和表现自身存在的方式，直到纵欲身亡。在他死后，他的一群门客做了一篇极为滑稽的祭文，对他的性能力加以热烈的歌颂，这种对死亡的调侃透出可笑而阴寒的气息。
潘金莲在小说中同西门庆真可谓天生一对。她美丽、伶俐、乖张，具有色情狂和虐待狂的性格，有时十分冷酷。但仔细读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她的邪恶是在她的悲惨的命运中滋长起来的。潘金莲出生在一个穷裁缝的家庭，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学弹唱，学得“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后来又被转卖给张大户，年方十八就被那老头儿收用了；再后来她又被迫嫁给“人物猥猿”的武大。她虽美貌出众，聪明灵巧，却从来没有机会在正常的环境中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来到西门庆家中，她不用说不能与尊贵的主妇吴月娘相比，也不像李瓶儿、孟玉楼那样有钱，可以买得他人的欢心；但她又不甘于被人轻视，便只能凭借自己的美貌与机灵，用尽一切手段来占取主人西门庆的宠爱，以此同其他人抗衡。她的心理是因受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与享乐，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正是基于对其命运的哀怜，在现代改编的关于潘金莲的文艺作品中人们给予她较多的同情。
《金瓶梅词话》不是以某种正面的人生观、价值观写出的批判性小说，作者也缺乏一种明确的立场来处理人性的矛盾，但至少他对人性的复杂是有理解的，他在这方面的考察也很深。所以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也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像前面说到李瓶儿有不同的两面，而潘金莲也并不是单纯的恶人，就是西门庆的“恶”也不是以简单的符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慷慨豪爽、“救人贫难”，多少表现出市民阶层所重视的品德。他对妇女从来就是贪得无厌地占有和玩弄，但当李瓶儿病死时，他也确实表现了真诚的悲痛。小说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十分细致。一方面，西门庆不顾潘道士提出的“恐祸将及身”的警告，坚持要守在垂危的李瓶儿身旁，当她死后，不顾一切地抱着她的尸体痛哭；另一方面，作者又借西门庆心腹玳安之口指出：“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这里并不是说西门庆的感情是虚假的，而是说西门庆因为想到李瓶儿嫁他时带来了大量的钱财而格外心疼她，贪财是他的感情的重要基础。而这种真诚的一时冲动的感情，却又不能改变西门庆好色的无耻本性，小说接着又写他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灵床的对面奸污了奶子如意儿。大体说来，《金瓶梅词话》刻画人物形象，论精确细致是有所不足的，草率之处常有，但作者确实具有很高的智慧，能够轻松自如地把握人物的基本特性，以较为丰富的性格层次来塑造人物形象。
在传奇性小说中，故事情节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金瓶梅词话》，它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了，作者常常在一些琐碎的、似乎可有可无的细节上下功夫，借此构造鲜活的生活场景，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像第五十六回写帮闲角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他的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种描写就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言完全可以省略，但却尖锐地反映出在金钱的驱使下人性足何等的可悲与可怜；正是许多这样的“闲文”，渲染了小说的总体气氛。至于《金瓶梅词话》的语言，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总体上说是非常有生气的。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与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称赞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请他关照生意，之后留他宿夜，来至翡翠轩：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要留题。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风雅的形态与卑俗的心理交结在一起。作者不露声色，就写尽了两面。这种文笔，后来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极大的发展。
《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传》一百回，原署“西周生辑著，然藜子校定”。清人杨复吉《梦阑琐笔》说：“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胡适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证，认为它确为蒲松龄作。但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对此表示反对。小说中称明朝为“本朝”，称朱元璋为“我太祖爷”，且不避康熙名讳，大体可以断定为明末之作。此书在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1728）的《舶载书目》中已有记载，其刊行年代大约是在明末清初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