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金是差不多同时并存、分据中国南北的政权。女真族的金王朝建立于——五年，十多年中先后攻灭了辽和北宋。一二七年，金兵南下占领北宋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北宋宣告灭亡；康王赵构即位后辗转南迁，最后落脚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延续了宋王朝的统绪，史称南宋。宋、金间时战时和，但大体维持了沿淮河一线相对峙的局面，终了，金、宋又相继亡于蒙古族的元王朝。
一、南宋初期的诗词
南宋初期的诗词作者，生活经历多横跨北宋与南宋。时代巨变的冲击，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北宋诗词所缺乏的强烈的情感；同时，由于抒情的需要，这一时期许多作者对诗与词的界限也不再分得那么严格。
陈与义等南宋初最出色的诗人是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北宋政和年间入仕，金兵南侵，他从陈留向南流亡，经数年颠沛，才抵达南宋都城临安，历仕至参知政事。
陈与义被方回列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而现代研究者或表示不赞成。他推重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诗，并以“涉老杜之涯浚”为写诗的最高目标（见《简斋诗外集》），他的诗很讲究字面的研炼和构思的奇巧，这可以看出他跟江西诗派至少有重要的相通之处；但他作诗，既注意到“不可有意于用事”（见徐度《却扫编》），而且虽“用心亦苦”，“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但很少是写得艰深拗硬的，他的奇巧主要依赖于敏锐的感受和活跃的想象力而不依赖于学问，这是他和黄庭坚等人的明显区别。
在两宋之际，陈与义的诗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鲜感。他写景抒情，常常兼有新颖精巧与自然清丽的特点，如“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雨晴》），非常细致地写出雨后初晴时的变化，语意新奇却毫不怪特；“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团访之》）写客居他乡的寂寞心情，看似平淡而实为工巧。又如《雨》：
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归。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
此诗是陈与义早年沉沦下僚、在汴京等待授职时所作。三四句不直说秋风引发客愁，而托情于物，写燕子在秋日即将南去，感觉前迹虚渺如梦，梧桐在雨中凋零，已非昨日之态，从中透露出一种失落感，用意颇曲折，语言却很清俊。五六句层层透人来写，江西派的味道尤重，但仍然不晦涩。
在经历“靖康之难”后，陈与义诗除了保持早年的若干特点而外，其感怀世变之作多苍凉悲慨之气，则是早年所未有的。作于逃难途中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通虏至》诗自言“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明他从情感上与杜甫有了直接的契合，也更亲切地理解了杜诗的精神内涵。因而他南渡以后所写的诗，每每有近似杜甫的风格，如《登岳阳楼》“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除夜》“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又可惊”，都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错综在一起，写得慷慨悲凉。下面再录其《牡丹》诗为例：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牡丹是陈与义故乡洛阳的名花，离乡十年，人已老去，故乡犹收复无期，所以当他凝视着异乡的牡丹时，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说。诗中没有直接的议论，但在鲜明的形象中，人们能够体会到诗人深深的家国之念。
两宋之际被归为江西诗派的诗人尚有吕本中和曾畿。和陈与义相似，他们也都有咏叹乱离之悲、感伤国运艰危的诗作，如吕本中《兵乱后杂诗》“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之句，极为沉痛；曾畿《寓居吴兴》“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二联，写出了很深的无奈。在诗歌理论上，吕本中提倡所谓“活法”，要求写诗既不背于规矩而又能出于规矩之外（见《夏均父集序》），赞赏“胸次圆成”（《别后寄舍弟三十韵》），宗旨虽不出黄庭坚、陈师道之范围，却有某种纠偏的意义。曾畿接受了吕本中求变的思想，常有些写得清新活泼的诗作，论者或以为开了杨万里“诚斋体”的先声（钱锺书《宋诗选注》）。如《三衢道中》：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鹏四五声。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章丘（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富有文化气氛的仕宦之家，自小多才艺。长成后嫁给亦属仕宦之家、爱好金石学的赵明诚，婚后夫妇在一起常常诗词唱和，购置图书，欣赏金石。总之，这是典型的高级士大夫家庭才女的生活经历。
李清照以词名世，但在其少量传世诗文中也有佳作。著名的《金石录后序》以他们夫妇所搜罗的金石器物及书画的聚散过程为线索，反映了时代动乱造成的文物丧亡和个人身世之悲苦，情意真切，有些细节相当动人。而《夏日绝句》之慷慨雄迈，即使宋代男性诗人笔下亦不多见：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由于生活的剧烈变化，李清照前后期词的情感表现也有显著区别。前期词中常有一种贵族化的生活气息。如《如梦令》写传统的惜春题材，非常巧妙地通过对答，借着使女的粗率、漫不经意，衬托出女主人的情懒、娇贵和对时光流逝的敏感：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绿肥红瘦”是很新颖又非常感性的造句。又如《醉花阴》之“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都显示了作者运用语言的才思。在这些词里浮动着难言的惆怅，它也是作者情感丰富、感受敏锐之个性的表现。
爱情尤其离别相思之情，是李清照前期的词中最重要的题材。这也属于词的传统题材，但过去大多是男性作者以女性口吻来写这一类词，是拟想的产物。而李清照是把自己的亲身感受与内心体验写在词中，它的真挚细腻、委婉动人是一般词人难以达到的，如《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美丽的形象、清雅而灵动的语言，构成感人的风情。“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一种轻盈；“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一种缠绵，呈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娇柔。
而在南宋所作的词，感受的敏锐依然在，却充满了愁苦悲凉之情。《永遇乐》写元宵佳节，回忆“中州盛日”的情形之后，对照着这样的寂寞与酸辛：“如今憔淬，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而《武陵春》写到“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的念头之后，结果却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久经飘零，独在异乡，生命成为追怀往日幸福和在此追忆中感受一切美好尽皆毁灭的载体。有时候，她的愁绪表现得非常沉痛乃至凄厉，如《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张元斡、张孝样由于词的形式上的特点，它比诗更适宜于表达跳荡的和变化不定的情绪。在靖康之变的巨大冲击下，文人的悲愤心态和词的艺术形式得到契合，由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遂在一些词人手中获得发扬，张元斡。张孝祥更是其中的代表。
张元斡（1091—约116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北宋末为太学生，曾被抗金名将李纲辟为属官。绍兴年间，胡铨上书请斩秦桧，遭到流放，张元斡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为他送行并抒发不平之慨，当时即广为传播：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上，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后，成为主战派阵营中的活跃人物。他比张元斡小一辈，但由于写作背景与词风相近，人们习惯将二人并列论述。
张孝祥感怀时事的词作以《六州歌头》最为著名，这个词调几乎全是短句，节奏急促，作者特意选择它来表达一种激愤不平的心情。“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是淮水边界令人伤怀的景象；“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竞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是志士失意的悲慨；“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是对妥协主义者尖锐的讥刺，而最终归于：“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以中原民众的失望来激发读者的共鸣。词在写法上较平直，却也有淋漓畅快的好处，在当时感动了许多人。但从艺术上看，张孝祥吟咏人生情怀的词作《念奴娇·过洞庭》更为出色：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泛舟在一片晶莹澄澈、浩渺无垠的世界中，诗人的心灵也变得与自然一样广大而澄澈；自我的精神形象脱出琐屑的人间，独对字宙，恰然自得。词中可以明显看到苏轼前后《赤壁赋》与《水调歌头》词的影响，但一种孤傲之态却是苏轼所没有的。毕竟张孝样更为年轻气盛。
二、南宋中期诗词
南宋中期，未与金之间形成相持不下的对峙状态，孝宗隆兴年问的北伐虽告失败，但“隆兴和议”的条件却较之前的“绍兴和议”有所改善，事实上也是对这种状态的确认。
总之，这一阶段是南宋文学最兴盛的时期。诗歌方面，所谓“中兴四大家”中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还有一位是尤袤），词领域的辛弃疾，都各有特色；陆游和辛弃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范成大与杨万里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曾数任地方大吏，升迁至参知政事。晚年退职闲居于家乡的石湖畔（在今苏州郊外）。
范成大一生经历很广，其诗涉及的社会生活面也相当广泛，较多反映农民的处境和生活状态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从艺术风格来说，其诗的面貌也较复杂，有学中晚唐诸家的，也有受江西派诗风影响的，而最受人们注意的，则是用七绝形式写成的反映社会风情的诗篇，其中他于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最有名。
使金绝句记录了他在北方的见闻与感想。其中写到在金人统治下一些历史遗迹和北宋时代的名胜之地的情形，汉族民众的生活及他们对南宋收复中原的期望，金国落后的风俗习惯（这里也包含着一些民族偏见）等等。范成大完全是在北宋灭亡后生长起来的，但从这些诗来看，却有一种旧地重游、不胜沧桑之感的味道。因为这里表达的是民族情绪，是一个汉族士大夫对本民族文化发源地陷于异族统治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其中有些写得相当感人，如《宿州》：
狐鸣鬼啸夜茫茫，元是官军旧战场。土怕不能藏碧磷，三三两两照前冈。
虽然不作议论，但对战争的残酷的慨叹、对死者的哀悯却谥于言表。又如《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这是写往日北宋都城汴京的百姓对宋王朝的眷怀和对南宋统治者的失望。在北伐无望的情势下，作为南宋的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追问对于他的内心是极大的冲击。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后因与当权的韩佗胄政见不合，隐居多年。他是一位对理学很有兴趣的人物，《宋史》将他列人《儒林传》；他所开创的“诚斋体”，则是宋诗在江西派诗风盛兴之后的一大变化。
在《荆溪集序》中，杨万里自述其学诗的过程是“始学江西诸君子”，而后学陈师道的五律、王安石的七绝，而后又学唐人绝句，但“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即感觉作诗很难；到了淳熙五年（1178）的一日，于诗“忽若有寤”，以前效仿的对象都不再学了，“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而且，从此“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写诗变得非常容易。
“诚斋体”的优长之处，首先是能够从极平凡的生活和自然景象中发现诗意，这种特点其实在杨万里自称于诗“忽若有寤”的淳熙五年之前的创作中就可以看到，如《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靖蜒立上头。
这是一首风趣轻快的小诗，表现出作者对自然之美的一种突发的感受和在诗中如摄取瞬间镜头般呈现这种美感的能力。不过，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觅诗，也很容易导致琐细无趣，所以杨万里又常常在这些俗常景象中融入自己的带哲理性的体悟，这样写成的诗，不仅保持了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两首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人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三首》之三）
由于杨万里的诗注重从寻常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趣、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力图以浅求真，他在语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诗中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且句子大多写得完整而连贯，以求在日常化的形态中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这构成了“诚斋体”的一个基本特征。
陆游陆游（1125—1210）字务观，中年自号放翁，出身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的一个名宦之家，祖陆佃、父陆宰均至高位。陆游生长于忧患之秋，他记忆幼年时常看到长辈在一起谈论国事，“或裂毗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跋傅给事帖》），这一家庭氛围自小给他以民族意识的熏陶。
但陆游在仕途上一直不大顺利。二十九岁那年他曾在省试中名列第一，然而在次年的礼部试中却被秦桧一党黜落。孝宗即位后主战派占了上风，陆游也受到孝宗的赏识，特赐进士出身。后任镇江、隆兴二府通判。但张浚主持的北伐失败，隆兴和议签订，导致主和势力抬头，陆游也遭罢黜，归乡闲居了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