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白居易及新题乐府诗宪宗元和四年（809）前后，元稹、白居易等人有意识地运用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围绕自己的创作，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理论主张。以前人们曾把这一新诗潮称为“新乐府运动”，井将张籍、王建、李绅等创作倾向与之相近的人包括在内。这一诗潮的高峰期为时不很长，但这些诗人还写过很多其他类型的诗作，在他们——尤其元、白——不同的诗作中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现象。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洛阳）人，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历仕监察御史，因敢于直言触怒宦官被贬。中年后仕途渐顺达，曾一度任宰相（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元和四年，元稹看到李绅所作的“乐府新题”二十首，深有感触，依其部分诗题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在诗序中，他说明自己的写作动机是“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即这种写作首先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其中像《上阳白发人》写民间女子被囚禁深宫，空耗青春年华；《华原磐》以两种乐器作对比，要求君主辨别正声邪声；《五弦弹》借五弦比五贤，希望君王征召贤人，调理五常；《法曲》写安史之乱前后习俗变化，痛惜雅正习俗的消失……这些诗所涉及的都是元稹心目中重要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但元稹并不是真正具有儒家政治热情的人，他的这些诗多空洞议论而少艺术形象，语言也显得夸饰浮靡。此后他还写过另一些乐府诗，或沿用古题或自立新题，仍然以“刺美见事”为原则（《乐府古题序》），内容较前稍为具体，但由理念出发而导致的毛病依然存在。如《田家词》写农民苦于重赋力役，到了最后却说：“愿官早胜仇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不遣官军粮不足。”这真是为官家想得久远。
元稹的新乐府创作总体上是一个失败的纪录。但他早年就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他真正爱好和费心创作的抒发自身生活情感的诗，有不少是写得很出色的。如《春晓》：
半欲天明半来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这诗当与元稹在《莺莺传》中涉及的恋爱经历有关，它把诗人在似梦非梦的回忆中迷茫的情怀刻画得十分感人。而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写得情深思远、哀婉动人。如《遣悲怀》三首之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邦（今陕西渭南）人。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遗，是其从事新乐府创作的高潮时期。元和十年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因越职言事而得罪，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时作《与元九书》，系统总结了他的诗歌理论，但同时也结束了他所主张的那一类政治诗的创作，其人生态度逐渐向佛教靠拢。此后，他又任过忠州、杭州、苏州刺史，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越到晚年，他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后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捐钱修寺，自号香山居士。七十五岁时卒于洛阳。
无论从创作还是从理论上说，白居易都是新乐府诗潮中影响最大的诗人。
还在元和初年，白居易在他与元稹“揣摩当代之事”而写成的《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诗以补察时政》，系统地谈到了诗的功能与作用。他强调从诗歌中可以了解社会问题，观“国风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所以国君应当效法古人，建采诗之官；在元和四年所作的《新乐府序》中，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诗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里“为君”是第一位的，“文”则处于绝对依附的地位；在《读张籍古乐府》中，他通过表彰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认为具有“风雅比兴”内涵的诗，能够感化“放佚君”、“贪暴臣”乃至凶恶的女人——“悍妇”。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还对当时人们最为推崇的李白、杜甫这两位大诗人提出尖锐的指责，说李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诗虽胜过李，但像《新安吏》、《石壕吏》等符合“风雅比兴”标准的诗在其一千余首传世之作中“亦不过三四十首”。在这里白居易表现了很大的骄傲，而骄傲的根据并非因为他是更有才华的诗人，而是因为他的诗在政治上更有价值。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贬谪江州时写下的《琵琶行》，则围绕作者所经历的一件小事展开，具有叙事诗的构架，又充满抒情气氛。开头记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偶遇一弹琵琶女子并请她演奏，然后写那女子自诉其由繁华而凄凉的身世遭遇，令作者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那女子重弹一曲，诗人和她都深深地沉浸在伤感的乐声中。
《琵琶行》所写的事件非常简单，而叙事结构却十分精致。作者从对对方的同情而引人自身，在相似的命运中渐渐忘却了身份地位的差别，写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失落之感，如陈寅恪所言“主宾俱化”（《元白诗笺证稿》）。诗中细致描绘音乐的一节十分精妙，它不仅通过富于创造力的巧妙的比喻使音乐的节奏变化极其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还由此显示了演奏者情绪的起伏变化。“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它开始是零散的，像是欲语还休的情态；继而“低眉信手续续弹”，流畅的节奏表明情绪渐渐活跃；此后乐声由慢而快，“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喻示了各种复杂情绪的交错涌动；最后经过一个小小的回旋跌宕而进入了高潮：“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接着这惊天动地之后又突然煞住：“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归于一片寂静。这种描写和下文琵琶女自诉身世的内容相互呼应，以暗示手法发挥了抒情作用。
刘禹锡、柳宗元中唐诗歌在艺术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有些诗人尽管对诗坛的影响不那么大，却仍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刘禹锡和柳宗元就是这种情况。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柳宗元等人参与了由王叔文领导而很快宣告失败的政治变革活动，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此后长期在外地任职。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长安，官至太子宾客。
刘禹锡的咏史诗素来为人称道，上述特点在这类诗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在咏史诗中刘禹锡有时也会发出唐人惯常的议论，像《台城》所谓“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看似尖锐，其实没有多少意义。倒是那些并没有给出结论的诗篇，更能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如《西塞山怀古》：
王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当运势已去时，吴人的一切努力固然悲惨地崩碎，可是时过境迁，晋人当年雄猛的气概也同样荡然无存。如今只有芦获萧萧，只有默默无言的大自然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这诗内涵着对人的存在意义的不安，因此透出一种苍凉的意绪。又如《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鸟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东晋王、谢这些显赫士族的旧迹都已湮灭，人们不禁会叹息一切繁华与高贵都会被时间洗刷净尽；但历史仍然在变迁中延续，燕子作为自然的永恒性的象征，依旧年年归来。
刘禹锡多次贬官南方，对那里盛行的民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所作模仿民歌体的诗篇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也极有特色，以下两首尤为传神：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之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睛。（《竹枝词》二首之一）
诗的语言朴素而轻快，散发着民歌的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前一首意象的运用和后一首双关语的运用，却还是相当精巧的。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与刘禹锡同样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先后任永州司马、柳州刺史，四十七岁时死于柳州任所。
柳宗元诗仅存一百四十余首，多作于被贬之后。柳氏自称“自幼好佛”（《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在永、柳二州期间，他也常与禅僧往来，所谓“万籁俱缘生，窗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巽公院五咏·禅堂》），“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表明他试图从佛理中得到解脱。但政治上的失败和长久被放逐边地所造成的悲愤和怨艾并不那么容易消除，他的诗中有时会表现出唐诗中并不多见的尖锐的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如“海畔尖山似剑链，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正如宋人蔡启所说，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蔡宽夫诗话》）。不过柳诗中更多的是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虽然也有伤感的底色，但情绪不像前一类诗表现得那么刻露，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这是一个清冷静寂的寒夜，人因为不能融入自然而获得平静，格外地感受到内心的孤独，远处的泉声和山鸟偶尔的一鸣也会引起内心的惊动。又如著名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本质上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相通，都是把世界描绘为一片空茫，以之衬托自我或象征自我的形象，借以表现孤傲的心境。但两者相比，陈诗在苍凉中带有雄迈的情绪，而柳诗更突出了孤绝的感受。
至于空灵淡泊的意境在柳诗中也时有所见，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世间的一切都会消散，人也可以活得脱略形迹，缥缈若虚。其实这诗中也有孤独感存在，但由于佛学哲理的作用，它变得轻淡无迹。不过这恐怕不能说是柳宗元诗的主调，前人或过于夸大柳诗所谓“淡泊”的一面，将他与陶渊明、韦应物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柳宗元其实始终是一个敏感的、不能忘怀世情的人。
二、晚唐诗歌
这里说的“晚唐”是指文宗大和以后的约八十年（828—907）时间。其中前三十年为晚唐前期，主要诗人有杜牧、李商隐等。这一时期唐王朝进一步走向衰败，时代把一层失望与沮丧的阴影投射在文人的心中，他们的作品和以雄壮、奔放、自信为特点的所谓“盛唐”气象相隔更远了。
杜牧、许浑等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土，早年长期为地方大员的幕僚，四十岁以后相继在黄、池、睦诸州任刺史，也曾短期任京职，官至中书舍人。杜牧出身于仕宦名门，祖父杜佑为三朝宰相兼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他也非常渴望在政治上有大的建树，并且写过不少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论著，如《罪言》、《孙子兵法注》等等。但一方面其仕途经历跟他的自我期许相比是很不如意的，另一方面唐王朝的衰败之势也实难有挽救的办法，这使得他的心境常处在强自振作与颓唐自放不断交替的状态。
杜牧早年为人作幕僚时，常以一种落魄公子、风流文人的姿态流连于酒市妓楼，他的一部分诗作描述了这种生活情形，在旧时有人喜爱有人反感，但总之是很出名。例如《遣怀》：
落魄江湖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诗带着点自嘲，却又不无风流自赏的意味。从中可以感受到由于在王朝衰微的情势下社会的道德压力会有所减轻，文人在表露自我心理时往往更为坦然。
杜牧诗作中最著名的则是怀古咏史一类。他是一个志向远大而又相当自负的人，当感觉到没有机会在实际政务中施展身手时，不禁会对历史发生深沉的感慨。如《赤壁怀古》：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把现实的人生与社会问题放在历史中来观看，固然可以借时空的扩大而冲淡了它的阴影，同时却也会因为更强烈地感受到岁月倏忽变幻，引起另一种人生的惆怅，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所写：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令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朝代兴亡变化，古今相续，一切旧有的繁华与悲欢都消失了它痕迹，而现在的一切亦将如是。第二联的时间感觉是很特别的，似乎自然和人世的变化被压缩成迅疾而单调的重复镜像，读来令人惊悚。而当心理的压迫变得难以忍受时，杜牧也常常以一种带有超越感的旷达来寻求解脱，在《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中他说到“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在《九日齐山登高》中又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这些诗中一面显着洒脱无羁和看破红尘似的高逸情致，一面又透出诗人内心其实是不可解脱的痛苦。
当然，杜牧的性格终究是比较豪爽开朗的，他的眼界又高，从前面举出的诗中可以看到那种颓唐的情绪并不显得局促阴暗，而是多少透出几分意气风发、俊逸明丽的气格。至于单纯的写景抒情之作，有时更显出明亮和高朗的感情色彩，如《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生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从诗型来说，杜牧最擅长七绝和七律，而七绝尤其为人称道。他是极富于才华的诗人，七绝的集中与明快，最宜于表现其敏捷机警的才思。杜牧诗的语言既是轻快流畅的，却又并不是元白诗那样趋向浅俗的类型，而是写得精致而俊逸飞动，毫无生涩感，这也是才气过人的表现。
许浑字用晦，是杜牧的朋友，大和六年（832）进士，当过睦州、郢州刺史。他擅长近体诗，也以怀古之作著名，如《金陵怀古》：
玉树歌残正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家，禾泰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睛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诗中也是以自然的永恒和人事的短暂相对照，第二联尤其突出地表现出一种繁华归于寂灭的荒凉感。这种写法在许浑其他诗中也很常见，如“荒台麋鹿争新草，空苑凫骛占浅莎”（《姑苏怀古》），“行殿有基荒荠合，陵园无主野棠开”（《凌歊台》）之类。从技巧来说，许浑诗也是堪称圆熟的，但与杜牧相比，可以发现那里面缺乏一种从特殊的个人境遇、个体生命感受中发出的热烈冲动，多少有些泛泛而论的感觉。前人讥刺许诗用语、意境屡屡重复，尤其爱写水，有“许浑千首湿”之说（见《苕溪渔隐丛话》引《桐江诗话》），就是因为他喜欢写漂亮的诗却又缺乏兴奋点，因而缺乏特异的感受吧。
另外，张祜也是一位与杜牧相友善的诗人。他的《题金陵渡》写得很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