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基督教的根本态度是上帝创造出万物是用来为所有人的需要服务的。上帝创造万物在于满足上帝所有子民的需要，任何人都无权以别人缺少物品为代价而占有剩余物品。基督教强调所有人的平等，强调需要用最不幸的人的情况来衡量我们的社会。基督教关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所有人的平等性的概念，要求我们从全球观点出发来看待人们的需要，而各国财富明显的不平等是对基督教社会设想的破坏。西方一些基督教研究者正从基督教的教义中不断发掘出积极的思想，并进一步作积极的解释。不幸的是，这种积极的思想被有权势的人曲解成一种保守的宗教和政治的信条，它不再强调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而是强调人类固有的罪恶，这就使大多数社会变革成为不可能。
由于基督教教义的思想中既有积极的成分又有消极的成分，所以它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是双重的。解放神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世界上被压迫者、无权势者对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和政治世界的回答。对于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及政治上受压迫者来说，现行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折衷方案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各种机构所导致的苦难是不公正的和非人道的。
总之，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不是把人分开，而是创造一种开放的态度、合作的态度，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相互依赖已经不可避免，实际上人类将一起枯萎凋谢或一起兴旺繁荣。
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
中世纪一般是指四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从四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各地燃烧遍了人民起义的烽火，冲击着奴隶制帝国的统治。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废黜，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也是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结束，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封建制社会时期。在整个中世纪，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进行着长期的斗争。到了十世纪，西方的经济和人口再度上升，中世纪进入了兴盛期。文化上也恢复了创造力，宏伟的罗马式、哥特式教堂建设了起来。首先，我们来看看中世纪的政治思想。
基督教的服从和一仆二主
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徒对政治和哲学的看法与异教徒并没有很大差别。因此无论基督教徒还是斯多葛派都可以相信自然法，相信世界受神的意志的统治，相信法律和政府有切实维护正义的义务，并相信所有人在上帝心目中是完全平等的。基督教的创立者甚至把基督教徒尊重合法当局的义务深深地刻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当法利赛人试图欺骗耶稣，要他反对罗马政权时，耶稣说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恺撒的物当归结悄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圣保罗也有一段宣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就是说，服从是上帝赋予的一项义务。
这样，把恺撒的东西给恺撒，还要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就意味着基督教徒要承担一仆二主的角色。每个人都是两个国家的公民。对基督教徒来说，更大的国家不是人类的家庭，而是一个精神国土，一个真正的上帝的王国。这样随着教会宗教势力的扩大，皇帝的神化就成为可能，继而成为必须，最后又成为不可能。因为自治和自主的教会同国家已经处于同等的地位，甚至具有比国家更高的地位，神权和王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是必然要发生的。
神权论
神权论是在中世纪一种十分流行的思想，它认为权力来自上帝，尘世间的一切权力均来自神。在教会的倡导下，这种思想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思想实际是教会组织金字塔结构的反映。
教皇权利的理论依据来自《圣经》。《旧约·马太福音》提到耶稣基督曾经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使徒彼得，这就意味着把权力交给了他，把他作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实现对尘世教会的统治，教皇就是彼得的继承人。随着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斗争的加剧，神权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说法。
最早提出教权至上的是教皇尼古拉一世（858~867年在位）。他反对国家干预教会的事务，竭力维护教会的独立，认为：“国王兼任祭司，皇帝兼任教皇的日子已经过去，基督教已经将这两重职务分开了”。另一位为教权而斗争的教皇是格里高利七世（1021~1085年在位）。他系统地阐述了神权论的思想，指出，罗马天主教是耶稣的第一位门徒彼得创立的，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是教会的最高首领，其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因此，教皇不仅在教会的内部事务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其他方面其地位也超过任何世俗国王和皇帝。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掌管罗马教会最高权力的教皇也是至高无上的和神圣的，他对一切人拥有审判权，而不受任何人的审判。他甚至说，教皇有权力废黜不服从教会的君主，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的誓约，给他们以开除教籍的。处分；也有权颁布禁令，禁止在不服从教会的君主的领土上举行公共祈祷和圣礼。
我们知道，《圣经》中记载了上帝创造两个发光的物体，即太阳和月亮。格里高利比附说，教皇的权力是太阳，皇帝的权力是月亮。月亮的光来自太阳，皇帝的光来自教皇。这就是有名的“日月论”。
后来还有两位教皇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神权论。教皇英诺森（1198~1216年在位）把教皇的权力推崇到了极点。他说基督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教会而且是全世界，自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这种理论出发，他广泛插手各国的事务。
卜尼法斯七世（1294~1303年在位）于1302年发布了“一圣通谕”，正式规定教会权力高于一切世俗权力。
除教皇亲自鼓吹神权论外，神学家们还从理论上提供论证。
经院哲学为神权的辩护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重要的意识形态，它除了为宗教教义辩护外，还为神权辩护，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公元1224~1274年）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追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力图将信仰和理性调和起来。他认为人本性上是社会的动物，国家是自然的制度。阿奎那还从人除了他的物质或自然的需要外还有超自然目的的看法出发，认为国家并不是处理人这种更为根本的目的的，教会才能指导人达到这种目的，他还把国家解释成从上帝的创世中产生，国家由上帝赋予意志和职能的。
按阿奎那的观点，国家是从属于教会的，国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自治的，有其合法的职能，但人的精神上的目的并不能通过人的权力也就是国家的权力来达到，而只能通过神的权力而建立起来，国家不应设置任何障碍来破坏人的生活。
总之，在经院哲学中，阿奎那的体系是最完善系统的。人们称它为托马斯主义，今天最大多数的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均系托马斯主义者。托马斯主义是我们理解西方宗教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它利用人们日常的感性经验来宣扬神秘的宗教信仰内容，使宗教更具有迷惑人的理性色彩和哲学思辨的光环。所以，阿奎那的神权论有他自己的特点，即在神权和王权之间搞某种平衡，但又要维持神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阿奎那认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是从神权得来的；因此世俗权力要受宗教权力的支配，如果这是由上帝如此规定的话；即在有关拯救灵魂的事情方面。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应先服从宗教权力，然后再服从世俗权力。可是，在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方面，应该服从的是世俗权力而不是宗教权力。”这里，阿奎那在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作了一些分工，一个管精神，一个管物质。然而他认为，“教皇的权力在世俗问题和宗教问题上都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永远“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他的权力必然不会丧失，他的统治权将永不消逝”。他认为，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要享受上帝的快乐，而这单靠人类的德性是达不到的。这要靠神的恩赐，唯有神的恩赐才是永生。他说：“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类的政权才能导使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统治只能属于既是人又是神的君主，即属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在使人们成为圣子时，已使他们享受天国的荣光。”在他看来，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如肉体之服从灵魂，犹如哲学之服从神学，自然物之服从超自然物是一样的。
阿奎那一方面肯定君权神授，一方面对君主制大唱赞歌。他认为，由一个人掌握的政府，比那种由许多人掌握的政府更容易取得成功。他说一人统治是最接近自然的，总是呈现一片升平的气象，公道之风盛行，且财富充盈而民情欢腾。多人统治常常由于相互倾轧而陷于分裂，造成纷争不断。他强调是天意要让从单一的根源中产生的善的力量强些。他分析说，上帝创造万物时就有高低之分，“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充当奴仆”。他甚至说连暴君也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彼得教导我们，不但要服从善良温和的君主，而且也要尊敬乖戾的君主”。但他又说，上帝给他的臣民派了一个暴君，是为了惩罚臣民们的罪孽，不会让暴君统治的日子过久过长，会扶立温和的君主来代替他们。一个君主应当担当起类似灵魂对肉体，上帝对万物的那种职责。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万物贯彻一种秩序，并证明使徒的不谬：即神安排一切。
三、中世纪的历史观念
基督教对历史概念的革命性影响
根据基督教的创世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并且其他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灵魂不再被看作一种在永恒中的存在，每个灵魂都被看作是一种新的创造物。灵魂不灭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被否定了。历史不再是人类自己智慧和才能的创造，而是由于上帝的智慧，由于上帝的恩惠，人的欲望才被导向有价值的目的。因此，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实践。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从基督教看来，历史既然变成了真理史，它同时也就放弃了意外和机遇，而古人则常使历史沉溺于这些东西，它认识了它自己所固有的法则，这不再是一种自然的法则，甚至不再是星宿的影响（奥古斯丁反对异教徒的这种学说），而是理性、智慧、天意了”。基督教对历史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答案，克罗齐认为是对人类精神的构成的一份永远有效的可靠财富。
基督教思想为历史观念带来的第二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打破了古希腊关于历史的循环论观点，在天意的指引下为历史带来了秩序的观念。正如阿奎那所说的，天意要为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在他看来，人的所作所为，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智慧，而是由于上帝的智慧，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新的观念。按照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历史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目的，是一种一定会贯彻下去并且通过人类的意志活动而体现出来的目的。
基督教思想对历史观念的第三个革命性的影响，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态度。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选民，没有什么特权的阶级，没有哪个集体比其他的集体更重要。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基督教不会满足于一些民族的局部和特殊的历史，要求一部普遍的历史，一部世界史。
这种新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过程，历史的历程不过是客观的天意的计划的实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甚至连最明智和拥有权力的人也都卷人其中。上帝是有远见和富有建设性的，决不允许什么人来干扰他的计划。历史事件的总历程就是一种准则，它是用来判断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所塑造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观念的变化是空前的，也是深刻的。
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念
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年）是中世纪早期的神学思想家，他写《上帝之城》是为了反驳罗马异教徒对基督教的责难，历时十四年。上帝之城这个说法在《圣经》上有过记载，是指天上之国。他将上帝之爱作为道德的中心原则，力图把社会的历史纳入基督教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神权高于一切的社会历史观。
他认为人类可以分成一方面是爱上帝的人，另一方面是爱他们自己和尘世的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就有两种对立的社会。爱上帝的人他称为上帝之城，爱他们自己和尘世的人他称为尘世之城。
这两种城邦并不与教会和国家等同，在教会和国家中都有那些爱尘世的人，因而这两个城和教会与国家是相互交错的。由此出发，他提出一种神学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的模式。他认为最伟大的戏剧就是人类历史，作者就是上帝。历史从创世开始，穿插着像人类的堕落和上帝以基督为化身这样的事件。历史的发展包含着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之间的斗争。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与上帝的最终天意有关。罗马的陷落不是由于基督教的破坏性活动的结果，而是帝国之中弥漫着猖撅的罪恶，这种罪恶正是基督教信仰和上帝之爱所要阻止的。所有的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命运、社会的命运，进而知天意，并将上帝之爱的统治建立起来。这就是一种神学的历史哲学。
以这种社会历史观为基础的神权至上论，一直为教会的神权政治服务，教会常常会引述上述奥古斯丁的观点来为教会的绝对权威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