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作为人性中心的驱策力是“权力意志”，也就是统治环境、统治他人的意志，这种权力意志较之单纯的生存意志具有更多的内容。在他看来，生活的最强和最高的意志不可能在可怜的生存斗争中得到表现，而只能在战争的意志、权力的意志、征服的意志中得到表现，你自己也就是这个权力意志，世界也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
在哲学中，一般把对以伦理规律和对生命见地为主的哲学系统称为生命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就是生命哲学的一种极端表现。尼采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要重新评价一切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和思想文化。他批判传统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认为它们提供的价值体系都是颠倒的，忽略了争取权力、铸塑超人的意义，是造成人们怯懦的原因，而时代需要的是权力意志这种强有力的、肯定的内在驱动力。
尼采甚至用他的权力意志论来曲解社会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一个过得去的、尚不自觉的形式……社会主义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宣传手段。因为，它知道，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必然要形成整体行动，形成某种‘权力’……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则是为个体利己主义服务的：十九世纪的通病之一。无政府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宣传手段；社会主义利用前者制造恐怖感，它则利用恐怖感来震慑人心，恐怖主义开始了。首先——它把胆子大的人。亡命徒拉到自己一边，特别是在最精神性的事情方面，尽管如此，个人主义乃是权力意志的起码阶段。”从以上这段话，我们看得很清楚，权力意志绝非谋求一点点的个人利益，而是要建立权力、征服世界、掠夺弱者、确立霸权，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逻辑。尼采认为人具有一种十分可怕的野蛮人的自然属性，就是掠夺他人、渴望拥有权力，扑向弱小的、更讲道德、更为和平的种族，在起初高贵的社会等级常常是野蛮的社会等级。正因为尼采把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实质说得太露骨了，又放肆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口号的虚伪性，所以连资产阶级都不大喜欢他。必须指出，尼采对资本主义文化虚伪性的揭露，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固然有其尖锐性，但是尼采是想用一种超人统治的国家来取代它。
尼采说，历史并不是向着某种抽象的进化了的“人性”来发展，而是向着某种特别的人的出现来发展，“超人”就是历史发展的目标；只有当优越的个体敢于对所有的价值进行再评价并对他们的内在意志进行自由反应时，这个高级阶段才能达到。人总要被超越的，超人正代表这种发展体力、智力和感情力量的更高水平。超人将是真正自由的人，对超人而言，除了权力意志的障碍外不存在别的禁令，超人是生命力的自发证实的真正具体化，超人充实、雄厚、伟大、完整，是创造新世界、新文化的承担者，超人也是权力意志的实践者，是扑向弱者而建立霸权的英雄。
尼采歌颂战争，认为战争能为那衰弱下去的民族灌输粗扩的攻城掠地的精力，灌输无情无义的憎恨和杀人不眨眼的冷静，以及对自己的生死和亲人的存亡毫不动心的骄傲气概。一句话，战争将会铸造超人。悄撒就是尼采心目中的超人；他还说过他自己是好战的，进攻是他的本能。
如此看来，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把尼采抬出来作为偶像，以训练他们征服世界的“超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尼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尖刻揭露中，去认识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质。
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尼采拒斥西方的传统道德，尤其是基督教、犹太教的道德。他的道德思想是其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延伸。
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是典型的奴隶道德，它产生自各种虚弱的感受。由于自己的虚弱，不兔对强者及有创造力者觉得愤懑不平和怨恨，为了抑制这种不平，奴隶的心理就形成一种对人对事的新评价，而把弱者病态者视为最高价值。基督教的谦虚和博爱的伦理思想就由对这种价值的曲解而生，博爱实际上是由对虚弱的怜悯而来。尼采认为基督教想用一切方法把弱者和畸形者保护起来是违反主人的权力意志的，是一种江湖骗术。
尼采的理想是超人，是天才，认为人类的历史由于有了超人才有意义。充满高贵的骄傲的主人道德，必须把一切传统价值重新估价，尤其要克服基督教的奴隶道德。主人道德必须揭露出自怨懑不平而来的种种有害的价值欺骗和曲解，尤其是对肉体的轻视，同时还要超越传统对善与恶的判断方法，争取一种超越善与恶的新态度。
尼采认为弱小者总是期望有破坏强者的力量，要对强者复仇，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态度，是一种否定生活的意志，是一种消亡和衰败的原则。在他看来，生活本质上就是占有、损害。征服。剥削、镇压、强加于人……他还极力为剥削辩护，认为剥削是一种本能的权力意志，因为这是历史的一种基本事实。
在尼采看来，欧洲的道德由于否定了权力意志的首要地位因而是不诚实的，基督教是最有诱惑力和最邪恶的谎言，当基督教要求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时是多么地与人的天性相悖，天性的指令是要“恨”你的敌人。
他认为，基于权力意志之上的道德仅是那种小心伪装起来的奴隶道德的一种诚实的说法而已。从主人道德的观点来看，“残酷性”一词仅属于基本权力意志力量的一种自然表现，平等只能意味着每个人的水平下降为群众的平庸，只有一种更高的文化才能使超人的发展成为可能。
在尼采看来，人的苦乐偏见反映了一种对增长权力的努力追求。痛苦是一种运用权力去克服障碍的刺激物，而快乐则代表着一种增长了的权力。总之，一切为了权力，一切为了超人。所以，尼采哲学的实质是清楚的。
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是德国历史哲学家，出生于布兰肯堡，就学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190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1918~1922）、《普鲁土主义和社会主义》（1920）、《人与技术》（1931）和《抉择的时刻》（1934）等。
他为什么要写《西方的没落》这本书呢？他说过，当时1911年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努力要从危机的外部表现去进一步理解其内在机制。为了有效地理解时代，就必须把它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大，直到把一个具有正常结构的有机体的高级人类本身的故事的秘密搞清楚。他经过研究后认为，正在逼近的世界大战不再是民族感情、个人影响和经济倾向所引起的一时性的偶然事故，而是历史有机体几百年前就注定和要发生的。他的结论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东西。
在《西方的没落》中，他除了提出历史形态学的概念和把历史研究对象分成各个独立的单元外，还对西方文化的没落进行了大胆预言和分析。他的言论和尼采的一样惊世骇俗，使人在听惯了歌颂的言词之后，感到耳目一新。
他主张唯意志论、生命哲学，赞扬非理性的力量（血、本能、性、宿命、意志），把它们看作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在他看来，所有文化都要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大阶段，周而复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于历史研究。他将历史上盛衰交替的各大文明看成是受生命周期制约的历史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会经过生命的年轮，都会有孩童、少年、壮年和老年各个发展阶段。帝国主义也是任何一种文明都要经历的阶段。他把战争看成是人类最高贵的事业，认为民族的前途是由它与其他民族和强国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在施本格勒看来，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浮士德”式的风格，在时间和空间有追求“无限”和“延续”的意志。它向上要追溯自己祖先的荣耀，向下要追求未来的目标，使自己成为上帝，就是这种意志最大的满足。施本格勒用浮士德精神的极度扩展来说明西方工业化文明的畸形发展：在机器的网络中，“一个渺小的人像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般在其中移动，最后，他觉得自然界就在他脚下似的”。人的生活已被机器推上了一条他既不能站住、又不能倒退的道路。施本格勒认为，西方文化进入文明阶段之后，将是一个充满战争、动乱和灾难的年代。在这个时期，精神上失去了凝聚力的大众为虚伪的民主政治所操纵，其结果必然是一两个大国建立霸权，进入帝国时代。西方没落的征兆还表现在文化艺术方面，丧失了创造力，堕落为刺激、奢侈、享乐、单纯追求感官享受。
种族主义思想
他的种族主义倾向与尼采及以后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是一脉相传的。他以血和土作为种族的基石，并赋予一种非常神秘的性质，这是理性和科学的东西所无法说明的。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却贩卖德意志中心论；在他看来，西方所能指望的民族是普鲁士，它将扮演罗马在古代文化中的角色。
施本格勒和尼采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们都对西方的传统价值进行评价，而且结论是叛逆性的。他们都对西方文化中虚伪的一面有深刻的理解，能够说出其他一些人不敢说的话。施本格勒还在对历史的理解上作出贡献，指出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是每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他关于战争的预言是应验了的。他用生命的冲动和渴望来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成为德国二十世纪生命哲学的代表之一。他关于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研究对历史哲学是有贡献的。
六、小结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奏响了理性主义的凯歌，从牛顿力学到进化论的科学思想，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刷新了人们的思想。人们重新发现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人置于宇宙万物的中心，高度赞扬人类理智和精神的作用，发展科学、发展经济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