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者应该根据时势的改变不断更替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的方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只能自取灭亡，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地适用政道，则是基业长兴的必由之路。备受推崇的王、霸之道，黄老之道，孔、墨之道，中、韩之道，也是各有所长，能因事因时讲究方法的运用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一、物极必反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变成了坏事，而看似有违仁道的事，但由于拿捏的恰到好处，反而变成了好事。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郈这个地方给权臣季氏做官，季氏希望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河。子路为了鼓舞工人的干劲，尽快完成工程就掏自己的腰包买来粮食做饭给大家吃，按应有的礼数招待做工的人。孔子听说后，马上派子贡前去，把子路做好的饭都倒掉了，把锅灶、饭碗也毁掉了。子路迷茫地对孔子说：“您这不是阻止我行仁义吗？”孔子说：“按礼制，当皇帝的爱普天下的老百姓；当诸侯的爱境内的老百姓；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你的爱超出了范围，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在汉武帝的时期，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朝见汉武帝，他的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合乎礼仪。汉武帝看到以后，表面表现的很高兴，但内心却很气愤，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土地不过才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的领地比他们大多了。好好干吧！以后或许可以称帝加冕。”
献王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去后放荡形骇，纵情声色，以消除武帝的戒心。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要行仁义、献爱心、表礼数，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职责和名分。正如尸子所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就是智；恰如其分地行动，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可以成为聪明人了。”
所以说行任何事都要守自己的本分，先干好自己分内的事。任何时候都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的君王才称得上英明。
由此可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都是为人处世不变的真理，是世世代代都存在的，没有向任何人隐瞒，也并不是尧汤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时代就故意离开了。之所以尧汤的时候国泰民安，夏桀、商纣时民不聊生，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君王没有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真理，用好这些真理天下才能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
荀子说：“古代羿的法度并没有遗失，只不过后来没有这样的人了；大禹的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所以法度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宋国某人有个治疗冻疮皲裂的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有这个秘方却没用他来谋生发财，而是世世代代以漂布为生。一次有个客人听说了，出一百两金子购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这时越国向吴国发难，吴王就命他带兵迎敌。冬天到了，越国与吴国展开水战，吴国的士兵因为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受到割地封侯的奖赏。同样一个药方，有的人用来封侯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可见，许多法门都是普遍存在的，关键在于运用。看起来不可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思路，用反常规的方式去适用，奇迹也就随之产生了。
君王在实施政令的时候也是如此，相对不可更改的法令，用一种灵活的方式去实施，肯定会事半功倍，深入民心的。所以说，制度历代都有，关键在于运用。
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限制，达到这个度，事情就会圆满成功，达不到或超过这个度，事情要么不够完善，要么“物极必反”走向反面，这是许多君王在施政时最难解决的问题，把握好事情的“度”，坚持事情的原则，看准时机，审时度势是一个成熟的君者成就霸业的关键。
（一）仁的反作用
君者治国之道，在于仁义道德、赏罚分明。这只是大的方略，关键还是要看实施的情况，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不但治国不成，反而有害。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法度不完善，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合适。其实，所谓法就是先王的遗址，就是兴国发家的策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去贯彻执行，法度再完备也无济于事。
治国的方法都包括哪些方面呢？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项，是五帝和三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治国方法，其本意是要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君王或官员在实行的过程中却时常会生出偏私，造成仁爱的流弊。《礼记》中讲过：从礼制上讲，家族的施舍不应该普及于全国。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孔子云：“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
由此可见，仁爱的原则是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避免出现私人的恩惠。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是被君王禁止的行为。
（二）义、礼、乐、名的反作用
义、礼、乐、名原本都是治国为民的操行标准，但有时却由于实施者的不当行为而走向反面，适得其反。
义，原是衡量一个人操行的标准，但有人却因义而被利用，曲解了义的本意。真正的大义是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死亡仍保持气节。像赵国宰相虞卿那样，不做宰相，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像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因为信义而为，然而从本质上看他们都背弃了国家利益，他们之间的义只是狭义的朋友的情义，为了成全朋友的情义而废弃了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无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这类事情，都是为了私人情义而忘记了国家大义，这就是义的流弊。
礼，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言行，使人们更加恭敬和严谨，但如果礼的规范过于严格，使人们无所适从，人们就会因排斥礼而产生懒惰和散漫，这就是礼的流弊。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华而不实，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切实去做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像曹公你这样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这说明，礼节繁琐到了人难以做到的程度，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乐，原本是陶冶人们性情的，是人们放松心志，修身养性的好方法。但过度行乐就会淫逸放浪。这是乐的流弊。《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之音.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之音。”严安亦云“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逸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礼仪太繁琐，就徒有其表；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就导致虚伪。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这说明，把握好乐的度对治国理民至关重要。
名位等级的设立，是为了标明身份，明确尊卑，但过分追求名位难免会生出骄慢的态度及篡夺的野心，此乃名位的流弊。不同的官位享受的待遇级别不同，所以才制定出礼制，以规范上下尊卑的关系。为表彰有德行的人，对他们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但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可见其对名位的看重，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也就不稀奇了。
综上观之，任何制度和行为如果不能以正德的操守去实施，不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适度而行，都会使其走向反面，产生流弊，而且越是完善和完备的制度生成的反面作用越强大。所以，君者在实施政事时要警惕流弊的反作用。
（三）法制和文字的反作用
建立法制，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生活更有秩序。但法令的繁多同样也会导致违法事件的滋生。这就是法制的流弊。《道德经》中写道：法令越多，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礼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辨别了。”又说：“法令一出台，奸人就产生，号令一下达，欺诈就来了。”所以，法令一旦制定和下达，就要想到该如何避免流弊的发生。
实施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要威慑和惩治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昏君却用刑罚来实施暴政，刑罚越严格，产生的暴政也越残酷。这是刑的流弊。
奖赏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却容易产生卑鄙的竞争行为，削弱奖赏的积极作用。这就是赏的流弊。
文子说：“圣人创造文字，为的是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加强记忆，使聪明的人可以记事。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可见，文字的发展也同样会产生流弊，成为某些奸佞之人的作恶手段。
例如：庄子说：“两个读书人盗墓，大儒说：‘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懦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儒说：‘《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生前不布施，死了还含着珠子干什么。快把它拿出来！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由此看出，如果存心不良，掌握的知识越多，可能其邪恶之心越重，知识反而成了盗贼的资本。
（四）忠的反作用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忠臣并不能救乱世，反而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他这样说的依据是：舜的父亲品行不好，但舜每次都原谅了父亲的恶行。结果助长了父亲的恶行。夏桀有不少忠臣，但仍然不能阻止他的暴政，反而使他更罪恶滔天。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之下。为君者若懂得这个道理，就该要求部下既要尽忠，又不能过分，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越忠越促进奸的形成。
汉朝的名臣京房与石显有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势力。后来秦朝大乱，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让姚平耻笑。”
由此观之，正先的忠，反而导致天下大乱。所以，忠君不一定是爱君的表现，“忠”出了君权的限制，“忠”君的结果就是灭君。
（五）智慧的反作用
有智慧，善谋略的确可以使事半功倍，但也难免会走向反面——事倍功半。
例1：庄子说：“为了防备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人们总是把财宝放在保险柜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是世俗的小聪明。一旦大盗来了，把整个保险柜都拿走，这样看来，智者的聪慧反而为强盗保管了财富吗？”
所以孙子说：“小敌的武器是大敌的战利品。”就是这个道理，那些被称为圣人的人，智慧少人能比，但其聪慧却助使庸君坐上了宝座，说是助纣为虐也是有道理的。
例2：从前齐国城镇相连，人口众多，六畜兴旺，渔业发达，一片繁荣，方圆二千余里，国家典章制度齐备，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完善，这些都是聪慧圣人拟制的法度建立的。然而田成出来后，杀了齐简公，做了齐国的君王，但田成子所到手的，除了一个齐国，还有圣人的制定法度。所以田成子虽有盗贼之名，但他倚仗圣人制订的合理政令，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也不敢讨伐他，传了十二代之久。由此看来，是圣人之法成全了这个大强盗的事业。
（六）廉洁的反作用
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人家送了一头牛感谢他，子路告诉了孔子，孔子说；“子路做得好，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
子贡从别国赎回来一个人，却没向官府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鲁国谁还敢赎人？”子路做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是劝人为善。子贡不收人家赎金，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廉洁也要讲究度，不能什么地方都讲廉洁。对该讲廉洁的地方讲究廉洁可以正民风，而在不该廉洁的时候保持清廉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风气的好坏往往是受上层的影响，如果上层“正”风盛行，则下面的风气自然会好，如果上面的风气不正，则直接导致下层风气败坏。
孔子曾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哪里有呢？朝廷，是天下的中枢。如果中央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上面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上面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者，都不是靠威严而是靠感化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上面争吵不休，下面就争斗；上层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上层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互相伤害了；上层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所以，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上层，上层风气的流弊导致下层风气恶化。
（七）选贤任能与严刑峻法的流弊
国家要强大，人民要乐业需要君王能选贤任能，通过人才的适当运用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
选用贤能之人处理国事，能教化百姓，公正司法。只有贤者有其位，能者有其职，其恩泽施于天下，百姓方能安居乐业。但是，如果过分的崇尚政治，官员之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趋炎附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政治就走上了流弊，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被冤杀，或被遣退隐。国家因此而变的混乱，民心浮摇。
所以，君王选择贤臣首先就不能完全听取世俗的舆论，不能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评价就否定或肯定一个人。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舆论的推荐，就可能把坏人当成好人，把蠢人当成聪明人。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诋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于是又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找到真正的贤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