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岁,她离开纺织厂。
坐过办公室,站过柜台,在娱乐厅唱过歌。短的有两天,长的有两三年。
唱歌那段时间半夜摸索着回家,中午起床,十二点的时候到灶间煮牛奶或是泡饭。灶间布满煤气发臭的味道。外面有小孩子对着墙壁踢球,邻居隔着过道在说话,自行车踏过发出咕噜噜的声响。阳光从对面的玻璃窗上反射过来,她常常睁不开眼睛,忘记自己站在哪里。
一只半寄生的虫子,依靠着自己,和男人,蠕动在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方。为了得到一点,却总是付出去更多。
三十二岁,很偶然的,她认识渡边,来上海开酒吧的日本人。
没有阳光寂暗的下午,她独自坐在星巴克滨江公园店透明的玻璃房子里。这并不是她可以经常光顾的场所。穿着唯一漂亮的春装,捧一杯正在冷掉的咖啡,站在落地窗边茫然。对面是繁华的外滩,汹涌而过的人,车。
渡边匆匆走了进来。
很多年后,她明白他的出现对于她的意味。一朵花,开放了,然后凋落。
一些似曾相识的味道,只是这样。
来上海四年,说一口夹生的类似山东腔的上海话,习惯频繁点头,穿布茄克衫和米色长裤。微微发胖。
渡边,涉水的苍凉,边缘的寂寥,不能确定的方向。她说不清楚自己是喜欢他,还是喜欢他的名字,或者他名字后面遥远的国家。
她从不感觉到和他互为异族。不知不觉中,她变得宽容起来,再不是从前忍不下一粒砂的小学女生。所有她不喜欢的举动,都能在朝玻璃窗外张望几分钟后悉数忽略。
他们相处很好,平常的情人,做一些情人之间喜欢做的事情。星巴克是他们经常会逗留片刻的地方。
滨江店透明的玻璃房子里,她和他面对面坐。透明的,她不知道她是被关在玻璃的里面,还是外面。
认识渡边第二年七月,她搬出亭子间。
穿过灶间的时候,做午饭的邻居对她微笑,有点讨好的意思在里面。偶然被发现她和渡边在一起之后,她习惯了面对这种隐含意义的微笑。
没有带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她想从这七个平方里带走的。
突然之间的消失。
不用工作,也不用做家务。住在常熟路的公寓里,睡觉,看电视,或者在落地窗边站一个下午。楼下的绿地里常常看到和小狗走在一起的寂莫的年轻女人。多是和她一样,被养在这里。
有过一个傍晚,楼上的女人进来坐过一会,除此,再没有其他人走进这间房子。
渡边有时来,也有时好多天影迹不见。
她跟着他去过一次日本,扎幌,位于北海道的城市,家境在当地也许平平,她却已觉殷实。他果然是没有家室的,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骗她。然而他也并不因此就会把余下的半生统统交给她。
他们在扎幌住了半个多月,十足的观光客。回程转道东京,两天后回到上海。他放不下他的酒吧。
从来不去追踪他的去向,因为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或许并不爱她,只是把她当作一样自己喜欢的物品,摆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她或许也并不爱他,但,他是唯一带她离开亭子间的男人。
从前除了唱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亭子间,但是现在她并没有得到意想中的快乐,哪怕是安宁。阴暗也许早深植在她的内心,会一直跟着她走,难以摆脱。
睡不着觉的深夜,坐在狭窄的窗台。外面灯火璨然,照出房间装饰的华丽。她是华丽上面一个黯淡的布景。华丽城市里的一粒灰尘。
她和渡边,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早已确定的事实。
她唱起了歌,并且不知不觉,唱得很响。已经那么久没有唱歌,她的喉咙竟然有些失音。她突然想起她的母亲,终年坐在水果柜台后面,听说年轻时有很动听的嗓音,在文艺小分队唱过红灯记,扮过李铁梅的。她遗传了母亲唱歌的天赋,却从没有听过母亲的歌。她的母亲,时间流去之间大概早忘掉了唱过的歌。
她庆幸自己还会唱。
常熟路的公寓,她住了十一个月,将近一年。
渡边回日本。留给她一笔钱。足够她无虑的生活几年。
六月中旬, 她回永嘉路的亭子间。
天气应该很热了,弄堂里的风却有些凉爽,吹着她,吹着她穿的伊都锦的黑色长裙。棕榈阔大的叶片,蔷薇粉红的花朵,从墙边探出。
象是只离开过半天。
她走进弄堂,灶间。对邻居藏不住的诧异,平和的笑。
上楼的时候,她听到背后短促的笑,有人小声说:大概被日本人甩掉了。
第二天,她出去找工作。
晚上,这一片住户惊异地发现又有他们听熟的歌声在楼道里飘荡。
她站在浴缸边,弯着腰,洗一盆衣服。
等夏天过去,冬天再来的时候,她三十五岁。
自来水哗哗地流下,她听到自己的歌声,穿过阴暗的卫生间,厚重的墙壁,一直穿进六月的风里。
上海不需要她的歌,这么多年,只有她需要自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