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能慷慨赴死，却从不重视自己的生命演化成视他人的生命亦如粪土。幕府末期，一些武士主张“攘夷”乱杀欧美人士，引来法军报复，幕府不得不下令肇事者剖腹谢罪，其场景令法国人震惊，主动要求停止。在战争中，日军战败，多数指挥官都选择自尽，连伤兵也集体自杀。这种“淡定而决然地去死”的态度是日本武士的追求，沦为战俘意味着奇耻大辱。在太平洋战争前，东条英机曾对战俘问题公开表示：“我们在日本对于战俘有我们自己的看法，自然使日本之对待战俘，多多少少与欧美不同。”自己愿意身殉是武士们的抉择，但对于敌方的俘虏和平民，他们一样任意杀戮，未免过分推己其人。
内核空洞的哲学思想导致武士精神充满表面文章。修外在而及内心不算错，但若只有皮毛功夫，反倒容易导致心灵扭曲。徒有概念外衣的“禅宗”精神指南，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武士的内在空虚。武士生活于战乱之中，随时要为主公赴死，日本的地理环境又恶劣，灾害频仍，这都使得武士具有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危机感，需要禅宗的顿悟生死观和神秘主义论来调和。不过，禅学在武士手中，空洞虚无的人生观被放大，成为自己做出违背人性之举的借口。
武士的身份优越幻觉加上“种族优秀”的迷魂汤混合发酵。武士在日本传统社会中是特权阶层，即使是低级武士，也可以对平民甚至工商作威作福，在女性面前更是男权至上的样板。因此，日本武士有强烈却偏狭的“荣誉感”。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此种优越意识又和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子民”等混杂起来，形成了日本人特有的种族优越论意识。对于弱者，日本可以视如草芥，随意处置；对于强者，则流露出强烈的自卑恐惧和被害妄想。而这两种倾向都足以导致日本武士做出最极端、最无理性的疯狂举动。
说到武士，不得不提被称为“武士之上的武士”的乃木希典。中国驻日使馆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超高层建筑六本木大厦（六本木ヒルズ），百度日本分公司就在楼内。近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也有部分会场设置其间，所以我曾流连过一阵子，无意中发现楼内居然还有一块“乃木大将生诞之地”的石碑。原来大厦的旧址，是这位日本帝国“军神”的诞生地。乃木的闻名，最轰动的莫过于他和妻子在明治天皇死后双双自杀殉葬，当时震撼了全日本，被军国宣传视为武士道的“典范”，是武士“全忠死节”的道德理想的“完美体现”。
武士道的初期发轫，理论背景离不开朱子（朱熹）理学。自镰仓幕府后期开始，武士必须遵守“忠诚、廉耻、信义、俭朴”等美德，而到了德川幕府，一些儒学者将武士道理论系统化、规范化，成为整个武士社会的操守典范。作为武士道行为楷模的，则是中国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江户时代，这些人物被称为“本朝武士之鉴”。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而营造对中国的歧视贬低，所以歌颂“杀身成仁”的英雄渐渐以本国为主，但文天祥的故事直到二战结束前都是日本的教科书内容。
文天祥可谓以身殉已经破灭的赵宋，乃木以夫妻俩人的性命殉正常死去的一位天皇，似乎有些过分。他过分的还不止这些。古诗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1904年日俄战争中，乃木率第三军团围攻抚顺，历时155天攻克。乃木完全不顾士兵死活，号召进行“肉弹”式攻击，不顾伤亡地以强行仰攻。13万兵力中伤亡达5.9万人，在战场的核心203高地，6.4万人伤亡1.6万，战死者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一个小小高地，投入6.4万人，这是不折不扣的人海战术。可是，查阅日语维基百科的“人海战术”词条，仿佛这个词只能和中国和俄罗斯扯上关系，也算是一个小笑话吧。
小议日本足球
进攻是日本的文化，所以，日本的足球事业也相应地体现出了一种霸气。
1998年的东亚四强赛，世界杯首次出线的日本队在主场0∶2完败于未能出线的中国队，日本媒体把身体素质出众的中国队比作日本未来的小组对手阿根廷队，一片悲鸣。那是中日男足对抗中方的最后辉煌，此后十余年内，中国队即便面对日本二队也只能期待勉强混个平局。之前的东亚男足格局中，中国水平在日本之上，所以才有迟尚斌、沈祥福那一代国脚都曾旅日的经验。1993—1994年间，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职业化进程，结局却是对比极其鲜明的跃进与沉沦。这当中的蕴意，已经超越了足球这个体育运动的范畴，具有更重大的象征意义。我把它和19世纪后期的两国国运对比，得出惊人相似的结论。一个是蒸蒸日上的明治维新，一个是徒有其表的洋务运动，最后，后者成了前者刀俎上的鱼肉，而原因很简单：自作孽。
我来日的1996年，J联赛仍处于初始阶段，当时就发现了一个与中国甲A的迥异之处。一直到1999年为止，J联赛都没有平局的概念！两队交手，如果90分钟内战平，则加时30分钟，依旧战平的话点球决胜负，一定要分出输赢。需要提及的是，该段时间内也没有升降级制度。这个罕见的制度对日本足球的根基打造，可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球员的体能和攻击意识得到了极大的锻造。1996年的J联赛已有16支球队，则每支球队每年理论上可能要打30场120分钟的比赛。要想不拖到加时赛或偶然因素很大的点球战，就要不断进攻，力求在90分钟内解决对手。
于是，2002年世界杯开幕前，特鲁西埃在国立竞技场山呼海啸的球迷呐喊声中承诺要进攻，“因为进攻是日本的文化”。其次，这种赛制对球员的心理素质锤炼有不容轻忽的巨大作用，并形成了一个90分钟内精神高度集中的传统。随便举几个例子，2003年，日本队在客场第90分钟进球击败夙敌韩国队；2004年亚洲杯，日本队在第85分钟被巴林队反超，随后在第90分、第93分进球逆转；2005年四强赛，日本队在第87分钟进球，战平中国；同年联合会杯，第88分钟进球战平巴西；同年世界杯预选，在离终场还有20秒的情况下进球，击败朝鲜；2006年，在第94分钟进球，逼平波黑……我曾粗略统计过，近四五年来，日本队的扳平和胜局中，最后一分钟进球的有十余次，最后五分钟的就更多。这说明了什么？决不仅仅是运气，运气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眷顾一支队伍。
因为工作的缘故，旁观过不下数十场日本队的比赛，也接触过一些日本足球界人士。以中田英寿、小野伸二等为代表的特鲁西埃那一批球员，成长过程和我的旅日生活正相对应，颇有亲切感。中田一代完成了日本男足的亚洲霸业，但真正的功臣是前足协主席川渊三郎等领导者，他们制定了完备的发展战略并有效地付诸实践。他们是日本足球界的伊藤博文、福泽谕吉，而中国足协连李鸿章、左宗棠也不可见。尽管中国舆论经常把矛头指向球员，但稍了解内情的人会强烈感受到，球员不过是恶劣环境下的可悲牺牲者。日本雅典国奥主帅山本昌邦曾私下说，他若是能拥有曲波那一届的中国国奥球员，“有信心在奥运会上拿奖牌。”一言以蔽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
朱广沪还是深圳队主帅时，曾来日本想找几个外援，有六七十名日本青年球员报名，以分组对抗的形式进行了一天的选秀。帮助朱广沪联系场地和球员的是一位曾在甲A联赛初期效力过广东太阳神、四川全兴等中国俱乐部的日本球员，如今早已退役，和这些中国足球界人士比较熟悉。有人说起他当年的体能，仍充满敬意，因为在广东太阳神、四川全兴，他都是“最能跑”的。朱广沪笑着问他：“现在还是那么好？”他用中文回答：“不行不行。”我注意的是，咱们中国足球不是强调抓体能吗？不是号称体能上比日本有优势吗？怎么一位在日本名不见经传的球员，在中国职业联赛两大俱乐部都是体能强人？
我一直在朱广沪身边，他对两件事很感慨。第一是这些大多并不熟悉的球员被临时捏合组队，配合却非常默契，每个人在跑动中抬头保持观察，不认识就叫队友身上的号码来交流。朱广沪说这体现了日本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基础极为扎实，我告诉他日本全国高中生足球锦标赛冠军决赛在国立竞技场举行，NHK电视台现场直播，现场观众六万余人，他不禁摇头叹息。傍晚结束后，朱广沪和我站在体育场门口等车，落选的日本青年们一一经过，向朱广沪鞠躬致意：“您辛苦了。”他问明这句话的意思后，又一次摇头叹息。
中国足球的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希望？简单地说，以某位日本足球界人士的话作结：“什么时候中国的足球彩票能像日本这样立足本国联赛，中国足球就会好起来了。”但愿如此。
虚无的萌
不论是对方多么“萌”还是被“萌”到了，都离不开动漫、电玩中的虚拟女性角色。
东京池袋东口的繁华商业街里，开了一家冰激凌贩卖店，店内的服务生都是少女，穿着被认为很“萌”的女仆衣裙。我那天经过，看到外墙上用日英中等国文字赫然写着“不许拍照”，可一位香港游客拿起相机就“咔嚓”一声。店中某少女一点儿也不“萌”地喝斥他“不许拍”，那位仁兄悻悻地转身，却也有一丝得意：反正我拍了又能怎样？
这个“萌”店的源头，自然是在秋叶原首次登场的女仆咖啡店，如今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冰激凌之外，女仆酒馆、女仆烤肉等不一而足，唯独女仆中餐馆目前还没听说。在海外，中国北京、中国上海、中国台北、新加坡、汉城、曼谷、多伦多等地陆续有类似店铺开张，势头不小。只是在我这种电玩和动漫的门外汉看来，实在无法体会“萌”的种种妙处。
“萌”这个词今天因为流行，变得有些泛滥，几乎能等同于漂亮、可爱等诸多形容词。譬如说，某人的某件着装很“萌”，可能就是好看的意思。但在日本的“萌”文化里，我倾向于认为它的语源有两个，一是意义上的，即萌芽、萌发的萌，它除了指被形容为“萌”的少女形象（基本上是虚拟的动漫、电玩角色）处于含苞待放的生理状态之外，也指向迷恋者的情感之被萌生出来；二是发音上的，“萌”在日语中的发音和“燃”相同，表现的是前述迷恋者被点燃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