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受害者及家属想要个说法或得到赔偿的心情，这是他们不容剥夺的个人权利，也是对人道尊严的捍卫。但在现实境况下，若以诉讼的方式来说，结果基本是注定是失望的，过程也未必会如他们所想“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恶行径是广为人知的。战后审判中因此而被处死的B/C级战犯约920人，荷兰（236人）、英国（223人）、澳大利亚（153人）都多于受害最巨的中国（149人）。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迟到的诉讼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无意中加强了今天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几无胜算的诉讼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中国、中国人的弱者形象。与相识的一些日本人提到这一话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受害者“本当に可哀相です（真可怜啊）”，但这仅仅意味着表面上的、甚至是礼节性的同情。
和客观上“示弱”的索赔诉讼相比，另一类诉讼更有必要，却鲜有实例可寻。
特别是这两三年里，日本的媒体存在一股热衷中国负面报道的“ブーム”。此一浪潮的根源是日本对变动中的中国越发强烈的戒惧与茫然，但表现为民众对华恶感比重的增高和媒体推波助澜的混杂互动。在主流大报的中国报道中，右翼色彩的《产经新闻》说出“中国媒体都归解放军总参谋部掌管”不足为奇，自由主义色彩浓重的《朝日新闻》也杜撰“去长野欢迎奥运火炬的中国人每人得到了大使馆发的两千日元”。一家发行量较大的周刊则说，姚明的父母“是中共强制撮合结婚”，为了进行“人种试验”，姚明是“试验产下的怪物”。北京60年国庆演练当晚日本共同社记者“被打”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了发生原因的细节说明，但以《朝日新闻》为例，其报道仅说中方“表示遗憾”，原因“中国警方没有解释”。所以，日本媒体涉及中国报道的水准往往极其低下，缺乏良知的擅改、隐瞒与偏见和钳制新闻自由其实是一丘之貉。
对付这种几乎是信口开河的“报道”，法律诉讼倒不失有效的手段。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政要，多次起诉《经济学人》、《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外国媒体涉嫌诽谤，并且每每以胜诉令对方道歉赔偿告终。
姚明的那个例子，如果起诉恶意诽谤应当极有胜算，而多少会警醒一下越来越口无遮拦的日本媒体。这样的官司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吧。
爱美的国民
我们常说做事希冀“尽善尽美”，在日本人这里，“尽美”似乎比“尽善”更重要，抑或“尽美”本身就是“尽善”。
电车或地铁的车站里，有时会看到挂满整面墙壁的画展，作者是附近中小学的学生。某些展览有特定的主题，某些则任由孩子们自由挥洒。倘若有点时间，我很乐于驻足观赏这些稚气未脱的作品，也能从中试着了解日本儿童的心灵。虽然我对美术没有什么鉴赏力，但其中一些画作的构图与色彩，表现出了让观者惊奇于作者年龄的水准。类似的儿童画展，在不少公共场所都有展示，事实上也展示着日本人对美育的重视。
如此看重美育，是因为爱美。
戴季陶的《日本论》有一个显示他不凡眼力的章节，即“爱美的国民”。他把“爱美”视为日本之所以强盛、发展的两个最基本力量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洞见，超出了那些絮絮叨叨于什么君主立宪的前辈和同侪。戴季陶说：“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高尚当然只是一面，粗俗的另一面其实也有。《浮世绘》的很大一部分渊源，本来就是春宫画。但普遍这一点应当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至今依然。
不过，戴季陶对日本人爱美的论述，停留在称道肯定的层面，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似乎也认可了“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的日本式观念，所以未曾涉及当“美”被当做终极追求的时候，会发生过犹不及的扭曲。最常见的例子，是“美”与“善”的冲突。至美非但不一定意味着至善，相反，可能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日本文学中，被誉为“耽美”、“唯美”的大师级人物谷崎润一郎，是一位极具标志性的研究对象。他的美学观追求虐待快感和官能享受，自诩为“恶魔主义”。在名作《春琴抄》里，盲女琴师春琴与仆人佐助畸恋，佐助为了保持毁容的春琴在自己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欣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谷崎的“唯美”虽然另类，但日本人的爱美之心，使他们对大众美育的普及深入下了不少工夫。1950年，战后的百废待兴阶段，以“振兴日本美术教育”为宗旨的美育文化协会成立，成为幼儿园到大学的美育教师们的专业组织，并发展为日后的财团法人。以美术教育为例，日本从幼儿园起步的层级传授，使得民众的鉴赏力与创造力都得到提升，进而回馈经济产业，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大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无论是服装、平面视觉，还是工业外观、建筑等各个领域，日本的设计师成就有目共睹，其源头应当来自扎实的美术教育。任何一项事业，若能达到举国普及的程度，就必然会有所成就，就像乒乓球。
另外，美育和日本人经常被称道的一个特点——认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常说做事希冀“尽善尽美”，在日本人这里，“尽美”似乎比“尽善”更重要，抑或“尽美”本身就是“尽善”。因此，他们带着对“尽美”的宗教般的热情去发掘、打磨、修缮，自然也就达到了认真的境界。
九年前的春天，在东京曾和已故的画家陈逸飞先生畅谈过几次。陈先生向我讲述他的“大美术”概念，以及他在时装行业上的事业心。他说：“说到美术，大家就以为不就是画画儿？这个误区必须要走出来。”我提到与日本相比中国教育中美育环节的薄弱，他也深有同感，并说曾就中国美育的内容、现状等缺陷向高层反映过，希望能得到重视改善。如今，陈先生遽归道山亦有四年了，想起那时的情景，教人格外欷歔。今夜写作此文，谨敬心香一瓣。
谈论日本，最后总是要说回中国。戴季陶说：“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这话当然意有所指。在那一章的结尾，他苦口婆心地道：“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啊。”
中国的青年们，你们听到了吗？
图书馆
自中央以下直到地方，各级图书馆馆长都在本地公务员体制中处于较高的级别，显示出了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曾说过若有一天离开日本，有两样事物最堪怀念，一是铁道，二是图书馆。
之所以对图书馆这么看重，主要是受过刺激使然。十八年前考上大学，最向往的就是那号称藏书160万册的图书馆。可是，入学以后才发现，我能借阅的开架书库藏书大概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需要填写资料的闭架书库则可窥而不可求。为了借几本英国文学作品，我不得不和脸色乖张的管理员陈述法学专业学生阅读侦探小说的必要性，她或许是感到不耐烦，总算恩赐了一本。后来，我在校外找到区立的图书馆，交了押金办个期刊阅览证，虽然书刊有限，好歹不用受欺。那座图书馆是一栋敝旧的建筑，后来的命运应当和少年宫、工人俱乐部之类的公共设施一样被地产商“开发”了吧？
初来日本的寓所不远处，就是东京某区立图书馆的一座分馆。因为靠近规模较大的团地（国营公寓）小区，这座分馆的声势也颇壮观，我进去之后顿有流连忘返之感。后来，不管搬迁到哪里，安定下来就去找附近的图书馆，不论大小，每一次都给人以深切的感动。目前居住地是一座人口50万的城市，共有五座图书馆，总藏书80余万册，最大的中央图书馆落成不久，设备先进舒适；此外还有两个图书分室和几辆汽车组成的“移动图书馆”，方便较为偏远的住户。只要拥有当地的住民身份，就可以办理一张证件，除了书籍杂志，还有大量的音像制品，全部免费借阅。一旦有想借的书刊或音像制品本馆没有收藏，可以通过流通系统从所在市、县的其他图书馆调来。这种公立图书馆的建设和维持费用来自民众的税金，对于爱书人而言，为这个交税是心甘情愿的，并且也身受其益。
在外国人居民较多的地区，图书馆内或有一定数量的外语书籍，一般是汉语、朝鲜语、英语、葡萄牙语等几个语种。本市的中央图书馆内，中文书籍大约有一千册，娱乐性的从金庸、梁羽生、古龙到安妮宝贝、韩寒等，严肃的有古典诗词曲赋到新文学大系。不知道负责选购者是哪一位，作为小型书架，基本上做到了雅俗共赏、学娱兼备。
图书馆在日本所受的重视，从一个细节上可见。日本的国家公务员薪俸等级中，首相以每月2255000日元高居榜首，和首相平级的是国会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月薪2073600日元）；接下来的一级包括内阁大臣、最高检察署署长、两院副议长，还有一位就是国会图书馆馆长，月薪1513800日元。自中央以下直到地方，各级图书馆馆长都在本地公务员体制中处于较高的级别，显示出了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现代图书馆在日本的历史不过110年。此前是皇室、贵族、武士的文库时期，日后出现了逐渐扩大的庶民文库和贷本屋（租书店）。福泽谕吉在欧洲考察的记述中，详细介绍了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书籍馆，掀开了新的一页。1899年，明治政府下达图书馆令，将图书馆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环，导致日本的图书馆数量出现了飞速的增长，从该年的全国32座变为1912年的541座。此后，图书馆的发展脚步几乎毫不减缓，1936年，全国已经有了4609座。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在这个时期的意义，更主要是作为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宗旨是宣传“良善的知识”，“排除不好的东西”。所谓“良善的知识”，其核心不外乎是天皇的《教育敕语》代表的国家主义信念；而“不好的东西”与其说诲淫诲盗的书刊，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观念等“异端”思想。
今天的日本各级公立图书馆，恢复了社会公益设施的面貌。加上私立图书馆，一共有3126座，藏书3.7473亿册。另外，大学图书馆尚有1660座，藏书3.896亿册。日本是书籍的出版大国，但学术性著作肯定也面临着销路不佳的处境。我总觉得这么多图书馆的另一项功能是客观上“消化”了学术性著作，毕竟，一本书只要大部分图书馆都能购入的话，至少就有了几千本的销量。对于社会的文化事业发展来说，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風俗
日本是“風俗”业大国，其中的业务形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去日本走了一圈，可千万别说您考察了日本的“風俗”。
“風俗”应当是现代日语和汉语最容易产生误会的词语之一了。在日语中，它的本意和汉语基本相同，就是指某地的风土人情、习俗世相。后来，对于麻将店、舞场等娱乐场所，官方因为担心影响社会风气，即所谓伤风败俗，要求这些店铺办理“風俗许可”，渐渐地就把此类需要许可的店铺称之为“風俗店铺”。提供性服务的色情业，当然也要申请“風俗许可”，于是就有了“性風俗”。这个词继续流行简化，乃剩下“風俗”，变成色情业的代名词。日本的词典中也特别注明：“風俗”不说清楚的话，会导致严重的曲解。若自称考察“風俗”，就等于坦承寻花问柳了。
日本是“風俗”业大国，其中的业务形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以消费金额来看，从最便宜的2000日元（ピンクサロン，粉色沙龙）到100000日元以上（高级ソープランド），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日本对各个产业的市场规模有详尽的数据统计，比如说汽车业，2008年大约是49.4兆日元；再比如24小时便利店业界，2008年约为6.7兆日元。不过，“風俗”产业的统计就非常困难。一来因为不少业者逃税漏税，更有大批色情店铺的后台是黑社会组织，能够用洗钱等方式转移收益；二来一些店铺虽然只是为陌生男女提供见面聊天场所，但双方此后会发生金钱肉体交易，而这一块金额就没法计算。所以，关于日本“風俗”产业的具体规模，有的数字说是1兆多，也有的认为多达7、8兆，总之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整个广告业界的市场规模也不过3.9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