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多了，其中也有堪琢磨的。前几年，旅日华人棒球巨星王贞治作为日本国家队主帅，率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在那前后，我在某神社看到一只“绘马”上的愿望竟然是：“期望王贞治快点加入日本国籍。他怎么还不加入啊？”这个口气显然表明“绘马”不是王贞治教练本人所写，而来自于某位对他在国籍上仍不是日本人而颇为焦虑的粉丝。
祖籍浙江青田、母亲是日本人的王贞治，曾在日本棒球界创下旷古烁今的伟大成就，甚至有日本球迷把他的地位和天皇相比。1977年，日本设立国民荣誉奖，第一位得主就是王贞治，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非日本国籍受奖者。如果姓王的华人对日本人自我介绍姓氏的话，只要说“王選手”或“王監督”的“王”即可。
日本是强者崇拜的社会，王贞治身为外国人，以实力赢得日本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喜爱。但是，这个“王教练快点加入日本籍”的小“绘马”折射出了另一种心情。
2002年，媒体爆出王贞治已故妻子存放在东京一座佛寺的骨灰被盗。事隔很久之后，有人打匿名电话到王贞治执教的球队，用骨灰勒索300万日元，警方介入调查但无疾而终。2003年，产经系的富士电视台在一个搞笑节目中，把王贞治的头像放在马桶坐垫上，遭来棒球界的强烈批判而被迫公开谢罪。
假如说把王贞治这些遭遇和他的外国人身份联系起来过于敏感的话，还有两个例子，不知道是否纯属巧合。
旅日围棋大师吴清源在棋道领域的地位，比起王贞治之于棒球，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1961年，在即将迎来首届名人战的前夕，吴清源在路上散步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虽然性命无碍，但棋艺受到严重影响，很快告别了巅峰状态。无独有偶，韩国旅日棋手赵治勋九段因在日本围棋史上首度包揽“大三冠”（名人、棋圣、本因坊），声势如日中天。但1986年的棋圣战前夕，赵治勋突然遭遇车祸，被撞成重伤，所幸年轻的他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日后重现了辉煌。赵治勋车祸案发生后，韩国舆论大哗，联想到之前的吴清源车祸案，“阴谋论”的指责纷纷涌现。然而，日本方面也有种种辩解：吴清源最惊人的时代是在中日交战期间，将日本同代高手统统打到降级，那时候并没有人对吴清源下毒手。同理，赵治勋的“大三冠”是1983年就已达成，刻意制造车祸的说法值得商榷。这么说来，确实言之有理，吴清源、赵治勋在自述中也都把车祸当成不幸遇到的意外事故。然而，在日本围棋界，成就最高、几近统治地位的两个外国人先后成了交通意外的受害者，不能不说是非常少见的概率。
在日语里，“外国人”和“外人”这两种说法看似意义相同，实则有强烈的感情差别，后者暗含了“非我族类”的歧视或敌意。“外人”在日本社会的成功，即便是在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过去的现在，还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连王贞治的国籍，也成了那位日本人的心头大事。不过，日本人又是非常现实的，所以巴西人拉莫斯能成为日本足球队的核心国脚。征战1998年世界杯的那支日本队中，有一位举国舆论众望所归的巴西球员吕比须；2002和2006世界杯的国家队阵容内，又有巴西人三都主；2010年，上场的将是名字古怪的混血儿斗莉王。
既感人也吓人
按照各宗教法人报上来的两亿多信徒总数，每个日本人身上要摊到至少两种宗教。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还不止于此。
早在清朝，就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是个严重问题，甚至要为中国近代史以来的衰败与挫折负上很大责任。如今谈及社会风气，对国人没有宗教精神而痛心疾首的人士亦大有人在。有人更批判国人的宗教观念充满功利盘算，很不纯粹坚贞。可是，要说不够纯粹坚贞，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可比咱们厉害。
按照各宗教法人报上来的两亿多信徒总数，每个日本人身上要摊到至少两种宗教。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还不止于此，圣诞节去教堂，元旦参拜神社，时不时到佛寺施舍香火钱，今天皈依这个明天改宗那个也不值得奇怪。初来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吃惊于看到佛教僧侣们挈妇将雏喝酒吃肉，搞不懂对外在形式很在意的日本人何以到了宗教这里却变得相当洒脱随性。
新兴宗教立正佼成会在1946年到1950年期间的调查表明，入教者的动机是因为疾病的占48%，贫困占18%，家庭不和占18%，这个结果被学界概括为“病、贫、争”，看起来虽然比较功利，却是人类寻求信仰安慰的传统而普遍的动机，也符合战后日本社会百废待兴的状态。对比之下，近几十年来生活富足之后，崛起的新兴宗教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幸福的科学”调查其信徒，有69%的人是为了“追求真理”，其次，10%的人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这两个宏伟志愿听起来都蛮感人，仔细琢磨却也有点吓人。尤其是看到教主大川隆法以通灵本领，让孔孟老庄、天照大神、耶稣圣母、林肯甘地、空海道元（日本佛教史上高僧）等地球历史名人都从他口中说出“灵言”这一招，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宋代词人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词中提到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等多位前贤，就被岳飞的孙子岳珂讥为“白日见鬼”，若和大川教主的《灵言集》相比，简直连小巫都没资格。
“幸福的科学”并非特例，作为日本新兴宗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个信徒数十万、号称要“拯救人类”的世界真光文明教团教主冈田据说是五天人事不省后得到神的启示，和吾国史上的洪秀全何其相似乃尔。宗教信仰属于个人自由，只要不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可新兴宗教的“末世论”和“救世论”就比较值得关注，尤其是在末世究竟何时怕说不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把敌意矛头指向简易的外国“敌人”。幸福实现党主张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修改和平宪法；而另一个曾因全部白色装束被电视台追踪报道的“千乃正法会”教徒，东奔西走是为了躲避“共产主义者用电波对日本的袭击”。
假如以为这些教团的信徒都是底层民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幸福的科学”派出参选国会议员的信徒不乏日本四所顶级高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的毕业生，职务的来头则包括索尼、松下、日本央行等耀眼招牌，中国漫画迷熟悉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作者佐藤文也等文化界名人亦在其列。他们，所谓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信仰“幸福的科学”？连日本媒体也不禁如是问。
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精神空虚。进了名校或大企业，有了财富和地位，物质生活的满足可能会让人对人生的意义与目的越发迷惘满怀疑虑。这不是日本人独有的问题，全世界有很多人遇到了类似的困惑，并因而转向了对心灵的进一步追问和探寻。这个过程未必是简便顺利的，有时甚至意味着灵魂的痛苦拷问与煎熬。不过，日本人或许有点例外，因为其特点是内在的“空”，自然就少了很多的艰难挣扎。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与刀》里着重强调的有趣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加以说明。她指出，有的日军士卒在被俘前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后却能完全扭转，俨然变成帮助盟军的“模范士兵”。本尼迪克特说这些日本人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实际上，前述的信众们与之近似，才会轻易地被一种新兴宗教的玄谈灌了顶。
多嘴几句，日本一些新兴宗教一直想在中国拓展“事业”，如“幸福的科学”就以授权出版“日本畅销书”的方式，推销大川隆法的“哲思”。有兴趣者不妨看看中国新世界出版社的《常胜思考》（大川隆法著），据称是“引领人生走向成功与幸福必备的一本书……给予了中国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甚至是人生上的建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咱们的学术“超女”于丹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庄子的心》，出版社正是“幸福的科学”，翻译者是在日本的“孔子直系子孙”。这世界是不是很奇妙啊？
日本人的“型”文化
日本社会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企业“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力排众议，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又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带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之关联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学说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收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型”——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灶台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
“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确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消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500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在中国的书店里，看到过一些日本的财经、企管、经营类书籍，常常闪烁着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赫赫大名。可是，我觉得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那些有关日本“超强”中小企业的著作，他们的成功经验有更大的借鉴启发意义。在我居住的琦玉县，有家极小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资本金500万日元（30余万人民币），从业人员六名，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铅球制造者。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以来，历届奥运会铅球项目金银铜牌得主全部指定使用该企业的制品。这间小小的有限会社，又何尝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山田洋次导演的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