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
我住在第十宿舍，王东住在第七宿舍，我在中文系，他在法律系，我们志趣相投，相互攻击，真挚的友谊像窗外的枝丫一般自然生长。那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段，我们浑然不觉辽宁大学已经为我们悄然注入了放肆的基因。那也是东北文化的特征之一。我们多少都有点儿玩世不恭，这么说还是客气的，实际上是有点儿不知尊重为何物的狗杂种习气。当然，我们对文学大师们满怀敬畏。这是一点珍贵的滋养，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去芜存菁，变成好人，直至放肆无忌也显露出有益的一面。唯独王东是我们中的特例。早在20岁，他看上去就像个正人君子，实在是太早了些。
论心千古无完人，其实他也常讲流氓话，但他克己复礼是真的。他是个尊重父母的家伙，按我的意见，尊重得过分了，毕业后遵从父母的意愿去了日本，又不停地思念着几个故友和文化意义上的故国。如此一来，这个正心诚意、博览群书、富有见识的人，一晃儿已在东京工作了15年。他孤独地走在雨中的池袋，烈日下的六本木，因地震而瑟瑟颤抖的秋叶原，从不忘悉心观察日本高中女生们短裙与长袜之间的那一段“绝对领域”。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日本，王东是可以替代我们自己的眼睛的素质精良的体察者。他这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阴差阳错，没有像别人一样用来争名夺利、醇酒妇人，也没有像他自己曾经期许的那样横扫文坛、气吞万里如虎，都用来认识这个让中国人感情复杂的岛国了。
他对我们每个朋友都怀着爱，他聪明却从不滥用他的聪明，他的道德感比我们的加在一起还多。简略地说，这就是人杰嘛。这样的人，合该写更重要的书。可是天知道为什么，如今他娓娓道来地写了这些关于日本的文章。我读了之后，感慨于他涉笔成趣，写得地道，把自己的15年的漫长时光变成了我国的一笔资源。可我又为他考虑多过其他，我会想，这值得不值得？
有句北京话叫“门儿清”，王东对日本就“门儿清”。早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兴趣广泛到芜杂的地步，小说、戏剧、诗歌、电影、音乐、宗教、历史、政治、军事，乃至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奸情，举凡人类生活的边边角角，无不涉足其间。到了日本之后，不管什么行业，从色情业到政治，他都插一腿，搂一眼。这就叫见识吧？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他能看得透彻。他学识丰富，又擅用思维工具，这才是超出一般人的地方。一个可以很好地介绍日本是怎么样一个国家的作者，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不管怎么说，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日本是个绕不过去的国家。
好多年前，王东就对我说过，对待日本，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所谓的仇日、畏日或者亲日，而在于不知日。这样的认识，一百年前就有人有过，可是如今景况，依然如故。我们常对日本不服气，可是搜罗理由，有什么呢？再说不服气顶什么用？当年深谙外情的李鸿章说，不能打，打也要缓着打，请俄英调停以待新舰到港，结果慈禧不服气，奕、翁同和等人更不服气，战火立燃，以至甲午惨败，同治中兴的果实覆灭无存。国运毁尽，厄运如多米诺骨牌，波及今日。不知日之祸，一至于此。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2005年夏天，我站在那儿，读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我们是有自尊心的中国人，一字一句读下来，你说是何心情呢？
时值炎夏，林间蝉声大噪，我更料想，勉力支撑危局的李中堂，当年来到此地，已经73岁，被日本刺客劈面一枪，日记中说疼痛难忍，而日本人逼迫甚急，又是什么心情呢？李鸿章说：“此血可以报国矣。”我的心情，那会儿就叫感慨万端吧。一个国家，让它的全权代表混到这个份上，尊严是完全谈不上了。这个国家的后代，怎能不督促自己有点儿出息呢？
唐德刚先生说晚清，“该战而不战，不该战而战。”这就叫进退失据。何以如此呢，我看一是我们自己不行，二是我们不知道人家有多行、哪里行。有了第二条，第一条断然跑不了。这是陈年旧事了，可是我们知道，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旧事。历史总是去而复回的。因不了解日本而导致方寸大乱，过去有，未来未必没有。这算是危言了，目的却不是耸听。我们的国家要有出息，固然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不愚蠢。假勇敢而真愚蠢的事已经太多了。
我们为什么不了解日本？过去不论，单说现在。粗浅而言，我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者大多只读过三本正式地介绍日本的书，一本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本戴季陶的《日本论》，再加上某册关于日本生活的有趣的流行读物。一般读者则顶多看看漫画和村上春树。在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层面，我也略有了解，印象是，我们的对日研究也深陷到普遍性的学界弊端之中，做学问不能真心诚意，而且思维老旧，政治束缚太多。资中筠先生（女）就说，“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百年已逝，我们还在浪费时光。
王东这本书，技术出色而界面友好，我们正好拿来增广见识。他讲的是他对日本及其国民的印象、故事，内里却是专业人士的眼光。外国人看中国，常觉得魔幻，我们自己看中国，也觉得魔幻，却明白一切皆有理路。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让我们获得身在其间的视角，一旦读完，顿生“日本人是这么回事儿”的认识。能将精准的认识置于细节之中，算是一项成就了。
“对每个朋友都怀着爱”，就是王东让我写序的原因。他就是想我和关军的文字出现在他的书上。对于日本，对于中日关系，王东比我专业万倍。我在这儿出现，仅仅是因为在青春年代与他有缘相逢。
当年他常来第十宿舍下围棋，下完就惬意地侮辱我，因为他总会赢。不过总的来说，他是温文尔雅的君子。别人常常对任何事信口开河，他则沉稳多思，那时我就发现，当我们谈到什么时，他总是深思熟虑，随时凝练自己的判断和见解。他苦读不辍，对新锐的知识永远敏感。他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博尔赫斯、格雷厄姆·格林和布鲁诺·舒尔茨的人，这在今天都是平常名字了，当年可了不得。至今我还记得《玫瑰色街角的男人》带给我的小小冲击。那会儿你连博尔赫斯和舒尔茨的书都找不到，只能在图书馆的期刊中搜寻零散的翻译篇目。它们藏在各种奇怪的犄角旮旯里，我一篇都找不到，可是王东总能像只猎犬一样找到每一篇。这大概得益于他是一个侦探小说的贪婪读者。没错，他是个广闻博识、兴趣泛滥如洪水的人物。这样的人，当他正值20岁、22岁的年岁，自然充满豪气，志气不凡。那时王东总是说，将来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于我，可以做他的嘉宾，或者做记者给他照相。这话我可不要听，不是因为他把我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听了豪言不好意思。可是他特别好意思说。
这样一个人，去了日本，他的志向就与他的题材阻隔了。如今他写了这样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就占了便宜。它也卖时价是不是？并没有因为作者的见识文笔而多卖两块。等什么时候再见到王东，我要报复他，如果他不为当年视我为扈从而道歉，我就要在北京的某间饭馆里给他举行一个颁奖仪式。你知道，玩笑精神正是岁月的赐予。至此我感慨已多，刹住了，你买了这本书，等不及看正文了。希望王东的这些累积了15年的经验和更久的见识的文字广受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