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子编成后，胡仁宇遍请重庆文化名流题词，并题名《恩海集》出版。这部集子留下了郭沫若的题诗和小跋：
中年哀感废蓼莪，罔极亲恩似海波，读罢述阡三叹息，遍地棘荆多龃麂。
抚摩颊臂明肥瘠，贤母伤心目已盲，最是弥留思子语，裂人肝肺荡心肠。
茫茫浩劫实空前，满地胡尘已五年，欲得报恩归不得，由来忠孝两难全。
君子吃亏方可做，小人毒恶猛于蛇，且将心力酬国家，秉母遗言莫惹他。
读罢寰九所述
胡母宋太夫人行状，率成四绝，以专哀感，兼以劝慰寰九，古人云：君子要常常吃亏方才做得，方今国难当前，节哀节变，尤应有以自广，私人仇怨，可暂时付诸东流水也。
民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郭沫若呈稿
画家吕霞光送来《思亲图》作为丧礼。在画面空白处，郭沫若又题词：
爱是生命的源泉，作画之得以存续，赖有母爱，一切物汇之得以生存，亦赖有母爱，故纪念母爱必须自爱其生，自爱其生，非贪生怕死之谓，乃当使此生赋有充实崇高之意义，不虚其生也。故遇必要而杀生成仁实亦爱生之极。
这部集子还收录了郭沫若为《莲台》之画所作题词，在胡仁宇悼念亡母的留言簿上的题词。郭沫若为何在《恩海集》中留下如此多的题词，反复表达“孝”之主题？墨迹是心迹的反映，其中有郭沫若自身亡母之痛的深切体验。郭沫若远在日本以传记回顾童年时代时，深情地描述了母亲在人格、诗教方面对他的教育和影响。而自己一别多年，从未归家，“生不能侍晨昏，病不能奉汤药，死不能视含殓”。在他撰写的《先考膏如府君行述》、《家祭文》等祭奠文中，反复提及母亲最终死于思子病，他出走20年不曾归家，郭沫若母亲“倚闾之泪，迄未尝干”。郭沫若对母亲最揪心的愧疚之情久久不能平复。因此，同乡之谊，亡母之哀，引发他的情感共鸣，故上述所题序跋及诗词乃发自内心感怀。
在抗战这一特定的时期，郭沫若回归传统，践行“孝”道，有政治的诉求，也有个人的情感体验为基础。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孝”，是同样道理。在孝道方面，给予马一浮榜样的，是他的二姐明珪，鲁迅描绘的《二十四孝图》中种种触目惊心的行状，不难在马一浮的二姐身上找到原型。明珪从小受《烈女传》的影响，以曹娥为榜样，立誓侍奉父母，终身不嫁。母亲因患肝癌，明珪竟剜下臂上肉做药引；为确证母亲病状，明珪多次尝母粪便；母亲昏厥之时，竟引帛自勒，愿陪母受苦甚至殉葬；母逝后，因哀伤过度，很快香消玉殒。二姐对“孝”的践行发挥到极致，给马一浮以相当深的刺激。他曾写《哭二姐》长诗，其中便描述了二姐剜臂和药的情景。父母及二姐的早逝，哀痛之情再加之青年丧妻，几年后岳父再议以妻妹嫁与马一浮时，其妻妹又以病亡。几分榜样，几分宿命，马一浮终身不再娶，为继往世之绝学而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因此，马一浮把“孝”看作儒学文化体系推演的公理性前提，是以切肤之情感体认为基础的。
但郭沫若在纪念册上留下的墨迹亦不能完全看做私人话语。除了郭沫若，在《恩海集》中还有当时云集重庆的重要人物50人左右的题词，作家有夏衍、茅盾、胡风、老舍、田汉、洪深、冯乃超、郑伯奇、白薇、姚蓬子、臧克家、王亚平、姚雪垠等。亡母之祭的话题经这些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发挥汇集后，这部《恩海集》也就和郭沫若的祭父仪式具有同样的性质，即具有抗战时期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展示的重大意义。如胡风题词：“以乳以血以爱哺养后代，即乳以血以爱奉仕国家。为后代争光明，即为先人尽孝思之至道。”因此，众多文化人在这本纪念册上的题词活动，实际上也是在文化领袖郭沫若引领下，将母教、母爱发扬光大为“以孝民族，以忠国家”(茅盾题词)的一次宣誓活动。它具有对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进行文化认同和确证的重要意义。
而马一浮对“孝”的阐释，也并不重在血亲关系的强调。他认为人是由天地诸元素化合而生，由此推论：自我之身因由天地孕育，因此就是为天下而生，而属于天下，“谓此身受之父母者，不敢毁伤，则身非汝有。不可得而私也。以此身即父母之身，亦即天地之身也”。以这样的推论，马一浮先生将自我之身与天下合为一体，天下为公，君子为天下，为公而行，就是尽孝。马一浮先生以“孝”为儒学基石，打通“孝”与“忠”、“仁”、“礼”、“义”的联系，将此合而为一，“移孝作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些看似玄虚的理论，实际上为唤起民众、献身国家的行动找到了精神信仰的支撑，在道德和文化的层面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四
抗战时期关于“孝”道及儒学义理的倡导，是官方的政治需要。战时国民政府将儒学作为正统的民族文化，通过儒学复兴来弘扬民族文化。而“孝”作为儒学的重要范畴，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而大肆张扬，以政府行为大力推广。正是有蒋介石、陈立夫、陈布雷等最高政要的倡议，有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才有马一浮先生复性书院这种传统教育方式的可能，但在炸弹遍野的民族危亡时刻，坐而论道，将修身养性、反诸求已作为纯粹的讲学目标，却显得很不合时宜。马一浮认为，从长远看，书院此举是延续民族文化之命脉的大计，殊不知在现实的运作中却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尴尬，一是国民党政权的控制和干预，二是来自文化界本身的疑虑和批评，三是青年学生求学目的与复性书院办学目标的错位。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已有多篇文章论及，本文不再重复。但是第三点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在《复性书院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书院办学以来与各方的冲突。如1940年所记：
九月十日星期二晴
主讲函刘百闵先生，催询陈部长复书并八、九月补助费
注：教育部于六月十八日发来代电，要书院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这违反了陈立夫当初“对书院始终以宾礼相待，一切听凭自主”的诺言，故主讲愤而于七月六日致书陈，提出辞主讲，要陈“别延名德主持讲事”，信系寄刘转交的，月余未得复，故催问。
书院从1939年9月开讲以来，刚好一年的时间，马一浮先生就感书院难以为继，从1940年9月开始，就与教育部和董事会展开了拉锯般的讨价还价。9月提出辞职后，12月陈立夫专门来乐山拜访马一浮，说明公文系误发，并一再挽留，马先生同意再延续半年，此后又不断提出辞职。如1941年《复性书院日记》又记：
七月四日星期五睛 警报
张立民、刘公纯两先生与培德联名函寿毅成先生，告以主讲坚辞之故。
注：求去之主因是政府在各方面对书院加以干涉、限制，不能真正做到“一切听凭自主”；次因是两年的讲学实践仍不能让学生做到“著重躬行，不尚口说”，还是“泛泛寻求者多，真实体究者少”，甚至存“人我之见、胜负之心”，对“答问”中、课卷评语上有贬词，就意不能平，觉得教学效果不大。但从董事会来电看，对这两点均未能察觉，只简单地认为是经费不足，故去信告之。
因此，马一浮先生坚持辞职的原因，除政府的干预外，对学生的失望是重要原因。在与书院内外好些青年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学生的价值取向与马一浮先生所持尺度的差异相当大，而先生在坚持办学理念方面又绝不妥协。他在与青年的信中反复申述：“书院所讲，一秉先儒遗规，原本经术，冀有以发明自心之义理而已。非如佛氏之高言弘法度生，亦不如时贤动以改造社会为标榜，以救国为口号也。期于喑然自修，求之在己。”只要青年在求学动机上与此培养目标有异，先生即取劝阻入学的坚决态度，因此书院最终的结果便可想而知。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马先生的办学目标及理念在文化界中产生较大争议。即便是性情温和、宽容大度的叶圣陶先生也在与友人的信中委婉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
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先生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即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应无所为而为也。
所以，马一浮先生以自我体认的方式，将儒学六艺作为一种公理性知识来信仰且践行。这种执著的态度使他对上，因政府控制与自由讲学的理念产生冲突，且在学界同行中无法找到志同道合者；在下，找不到打造为通儒的栋梁之材。书院开讲不到半年，马一浮即与好友熊十力分道扬镳，与政府讨价还价，又遇书院经费严重不足、学生资质不尽如人意等困难。复性书院勉强支撑到1946年东迁回杭州，最终于1947年被废置，马一浮为之倾尽心血的文化乌托邦终是昙花一现。
（作者单位：陈俐，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王海涛，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