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水江流域天柱县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调查
张新民
一、引言
余自2002年以来，便密切关注清水江文书之抢救整理情况。自知一介书生，岁月催老，馀日无多，况民间契约文书，事涉专门，成果已丰，决非余之研究所长，晚年易辙改道，耗时费力，必难有所成就，而徒贻泛滥无归之讥也。窃思之，若不旁骛他业，颛志传统思想文化领域，总结一生积累，以温润体贴之情，逐一摅志成文，则自信所造必多，贡献亦稍大矣。尤可叹息者，已成之书稿多部，皆鳞装散乱，久藏筐箧，徒延岁时，无暇整理，难以出版，每深憾焉。故一面对诸生，即内怀愧涩耳。盖师尊不必弟子显，师卑则弟子易为屈。师既无成就，弟子颜面何光哉？土夫立身久已无范，世风亦随之浅薄矣。然余明知如此，仍舍长就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上下奔走呼吁，数十次前往文书庋藏地调查，又辗转翻阅大量文献，论证文书史料价值，以为坐看一代文献凋零，必难逃历史罪责，虽忍人亦不足以形容之，又谈何闻性与天道之旨耶？而既视其为性分内事，以为天命所在，不为即不忍，不忍即不仁，遂多方转辗联络，力求玉成厥事，而终因私家力薄，乃集合众力，及抢救征集，并整理公布出版，以厌世人之需求，壮大学界之阵容也。
清水江契约文书大量散落民间，纸质脆裂，文字易灭，故最为首要者即为蒐求，其次当为整理考释，再次则为公布出版，最终化私藏为公用，天下学人皆可取用，而各自成就其专业也。故余之所以关心兹事，实悚然于宝物幸存者有尽，散佚澌灭汲汲可危，蒐求之视其他诸事，不能不先列为急务矣。故余之呼吁，亦以抢救整理为主，而各地政府部门之抢救工作，亦因此得以规模化、系统化。不数年间，入藏归档者竟逾十万，文书从此长存天壤间，免去与草木同腐之厄，斯亦天不丧吾华夏文化之幸事也。
余又以为，清水江文书数量之多，已足可与徽州文书、敦煌文书，并埒合称为三大文书系统；惟研究成果欲与徽学、敦煌学相颉颃，则必专一以赴，急起直追，始可后来居上，蔚成清水江学专门学科。故2009年，余尝代表贵州大学中国书院，与天柱县人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整理公布契约文书。盖契约入藏档案馆，得以长留天壤间，固不失为一大好事，然倘若扃深锢，不能对外公开，徒令学界兴叹，亦难免不留遗憾也。区区微愿，则以此为契机，开创政、学两界合作之局面，扩大公共资源之利用开放范围，促进乡邦文化建设发展，俾治斯学者，皆有材料可依，有途径可循，而不致贻笑学界，以为黔中学人胸量狭小，乃至非仅无识，亦根本无人也。而余所订之抢救理董原则，均反复强调原件一概留存当地，由政府及村民以多种形式，善加珍藏保管。理董工作只依据照片或复印件著录考释，同时尊重文书持有人及征集者之利益，以适当之署名方式公诸世人，亦方便依照归户性特征田野调查。而余之所以反复强调文书归户性之重要，亦取鉴古器物出土地点地层之于考古关系甚大，均有裨于史实之核准考证，不能不再三告诸吾国之治斯学者也。
中国史学之发展，固有待于方法之突破，考证之缜密，学问境界之提升，解读范围之扩充，问题意识之开拓，研究态度之严谨，然第一手史料之提供，亦为一大关键，决不可轻忽其触媒之因缘。而余之多年呼吁抢救文书，着眼处亦在中国史学之发展，凡古书已证明未证明者，无论否定或肯定，均必须多方取证材料。若一味驰驰骋新说，忽视基本之史料，则其说愈怪奇巧辩，其结论愈不可信。倘史料一旦获取，则必须系统整理考释，尽快公诸学界同好，以俾世人互资取用，催生更多学术成果也。惟整理考释也者，工程浩繁巨大，涉及问题甚夥，虽聚集众多青年才俊与役，仍颇感费时耗力。盖开荒垦地，斩荆芟榛，欲其瓜果满架，大树葱郁荫覆，必有前人劳作在先，后人始可乘凉受益也。比较言之，其中之一大困难，即为地方特殊俚语俗字之训释，尤其事涉苗侗两族语言差异，孰当采敦当弃，往往未易遽得确证，非准确对音即不能解决问题。遂多次谋议前往当地集体调查，兼实地踏勘清水江两岸村落分布情况，了解其既为苗疆走廊，则功能意义究竟何在，而终在今年(2011)四月一日至六日成行，形成以下调研报告，或可供世人酌考焉。
二、天柱县地理沿革及其区位特点
为确保调研成果准确可靠，行前曾穷两周之力，查阅当地相关资料，并随手摘录，汇为类别，以备比照核对之需。
余欲前往调查之天柱县，位于贵州省东部，分布于清水江西面，东邻湖南会同、芷江两县，南接黔省锦屏县及湖南靖州县，西连省内三穗县，北靠湖南新晃县。南齐时曾设东新市、南新市二县，属东牂牁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屯溪后溪千户所，属靖州卫。二十五年置天柱守御千户所，属湖广靖州。所谓“天柱”云云，乃以城北“石柱擎天”柱石山景观得名。万历二十五年(1593)置天柱县，与守御千户所同治，并析绥宁、会同二县地益之。因县址山形宛如凤凰，民间又径称其为凤城。建县之前，天柱所吏目朱梓尝“单骑入寨，宣布朝廷德化，许遵旧议建县。二苗老(苗酋傅良嘴、陈文忠)率先，诸苗输诚纳款，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君。朱以苗裔归附之诚，乃上便宜数十事，切中肯綮”。朱梓之所作所为，实乃国家认同之有意识引导，代表治理苗疆之“王化”策略，不妨视为以后不断持续发生之“国家化”文化变迁象征性事件。而建县之后，已为首任知县之朱梓，复乃召集民众修筑县城，“诸苗自行输木兴工，创堂宇二所，其文庙、明伦堂等项，各有人承造”。可见国家力量进入当地时间甚早，儒家价值植根当地速度亦颇快，乃至“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好勇习战之风，日益丕变”，不仅国家认同不断加强，即习俗风规亦大有变化，实乃中央王朝经营清水江流域之一大方略突破口，成为开辟其他所谓殊域异邦之一大文化转输地。
入清以后，当地沿革亦屡有变化。不可不举者，如雍正五年(1727)，当地改隶黎平府，十一年，复改属镇远府。乾隆元年(1736)，置远口巡检司，归隶天柱县。民国三年(1914)，改远口巡检司为远口分县。二十五年(1946)，省远口分县入天柱县。今天柱县所辖乡镇主要有风城镇、邦洞镇、坪地镇、蓝田镇、翁洞镇、远口镇、坌处镇、高酿镇、石洞镇、白市镇、社学乡、浪马乡、竹林乡、江东乡、注溪乡、地湖乡。
清水江发源于都匀斗蓬山，流经丹寨、麻江、凯里、台江、剑河、锦屏等县，于锦屏县茅坪镇杨渡溪杨渡角处，开始进入天柱县境。又流经天柱境内坌处、远口、兴隆、白市、翁洞等地，最后由翁洞镇经金紫村出境，注入沅江再汇入洞庭湖。流经天柱境内全长77公里，流域面积达1945万平方公里。明代地理学家王土性称：“贵州设山上中高而而外低，如关索，乃贵镇山，四水外流，内无停蓄。北二水，一出涪江，一出沪江。东一水，出沅江。南二水，一出左江，一出右江。”所谓“东一水”云云，即指同属沅江水系之清水江及阳河。而清水江与沅江实同为一江，不过上游、下游之区分而已。其流经天柱县境而注入清水江之支流，以及支流之支流甚多，遂相互形成水道网络体系。可举其名者，略有八卦河、摆洞河、硝洞溪、汉寨溪、圭大溪、三门溪、鉴江、三团河、朗江、金龙溪、姚家溪、半溪、大溪、汉溪河、渡马河、瓦窑河、塘涧溪、瓮瓦江、岩鼓河、柳溪河。境内生活之少数民族，以侗族为最多，秦汉以来或称“武陵蛮”，或名“五溪蛮”，元明以来则多称“峒人”、“峒蛮”，亦时呼“洞苗”、“洞民”、“洞家”。其次则为苗族，本为三苗后裔。据宋人叶钱原为《溪蛮丛笑》作序云：“五溪之蛮……聚落区分，名亦随异……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声习气，大略相似”；可知苗西迁武溪地区后，亦一度统称于“五溪蛮”总名之下，明以来则径称“苗”或“洞苗”。或借用清人之说法：“自周汉至宋元，专号曰‘蛮’；而由明以来，又专曰‘苗’，总之，苗、蛮一也。”又其衣多尚黑，时或称黑苗，多集中于“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等处，族类甚众，习俗各殊，衣着尚黑，男女俱跣足陟岗峦，披荆棘，其捷如猿。”可见由蛮而苗，虽表面仅为一称谓之改变，实则仍有民族身份之隐喻，表征国家看法之转移，虽难免不视为异在之“他者”，然看法则渐接近于实情。而余则反复强调，无论侗族或苗族，当然也包括数量不少之汉族——均按自然村落错杂而居——其进入贵州腹地之一大天然凭藉，即为清水江文化走廊。故均可谓为清水江之开发者与创造者，都在当地留下生活与劳作之历史性足迹，都是土地经营与林木贸易之垦殖者或权益者，代表生活世界不可或缺之主位性或在场性。至于侗款、苗款、议榔、鼓社，以及后来不断强化之宗族制度，则是其有效管理自己之一套自治方法，不能不源自天然自发之认同情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之保存或珍藏，清水江日夜奔流不已之流淌声，以及江流两畔之葱郁山脉与锦绣大地，皆为当地乡民曾经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之具体性见证，值得今人重新发现其之存在性历史，重新进入其生存、生活、劳作与交往之日常世界，理解其情感、价值、伦理及信仰之精神天地。
由于古代西南地区大量散居聚集之少数民族群体，中原学者历来误读或泛称其为“苗”者甚多，故清水江两岸之广大地区，襄昔又多径称其为“苗疆”“苗地”。清人方显《平苗纪略》以为当地“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馀万，不隶版图，不奉约束”，然自雍正年间开辟苗疆后，则逐渐纳入帝国行政体制范围，“王化”力量不断拓殖扩大，帝国力量已足以控制其生存空间，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亦急遽加快，“生苗”遂开始变为“熟苗”，“边疆”则日愈接近“腹地”。天柱作为开拓较早之“王化”示范区，其地缘性之桥梁勾道作用实不可轻易低估。易言之，中央王朝庞大一统秩序之扩张，沿清水江下游之天柱等地区，不断向上游之其他异文化区推进深入，而最终得以实现其“王化”之边疆治理方略者乎？此乃当地生活文化体系嬗变之一大转捩关键，善读史者当不可轻易忽视也。
开辟苗疆即意味清水江航行权之彻底获得，能够直接利用水道交通所提供之便利，扼控其他毗连地区，掌宰大西南局势。又通过大西南掌控主动权之获得，有效扼制西北蒙古势力。盖清水江“上控黔东，下襟沅芷，囊百蛮而通食货，顺江流而达辰常，山川耸峻，楠木东流，界在黔楚之交，尤为峒苗砥柱”。不难想象在国家边疆治理视野中，其区域战略地位为何等之重要！所谓“剪除凶孽，令民得安枕，以仰副皇上绥靖边疆至意”云云，便说明开辟苗疆并促使其朝着国家化方向发展，实乃中央王朝长远治边方略颇具关键性意义之历史性环节。而清水江作为经济、文化、政治之航运交通大道，则不仅足可延伸国家行政理性力量，亦能打道民间村落交往空间，演绎无数之历史故事，倾诉史家之心灵呼声，值得重新探寻其固有之真实，揭开其神秘之面纱。故特将余调查日志，合编为一文，虽难免流水账簿之嫌，然既为实地踏勘所得，则自有其存在之价值耳。
三、采访地方知识精英
四月一日，上午正式出发，前往天柱调研，集中时间精力解决文书考释疑难问题，了解清水江文明之过去与未来。同行者为黄诚、龚妮丽、卢祥运、安尊华、马国君、罗正副、王凤梅、张中奎、廖峰等十人。四时即醒，兀坐待明，六时起床，七时会聚众人，转金阳乘车，九时出贵阳城。下午三时抵天柱，入住鉴江酒店。所谓鉴江者，亦清水江之支流，而取用为店名，则可知其重要。
稍作休息后，即赶赴档案馆，考察文书入藏情况。档案馆办公条件已大异于昔日，文书收藏亦极规范，非仅数量已增至一万二千馀件，且均已全部录入电脑，按照数字化程序编排，检索极为方便快捷，清晰度亦颇高。入藏最早者为嘉靖年间之文书，已嘱人拍为照片。而文书系统已涵盖数代王朝，价值意义岂非大矣哉！晚整理调研提纲，人静乃睡。
四月二日，上午九时邀请天柱苗、侗两学会专家座谈，与会者凡三十人，先集中后分组，解决问题甚多，凡滞惑疑似者，一经说明，即豁然开朗，如获至宝。其中如当地契约文书，每有言“砍二不砍三”者，虽知其关涉林木种植砍伐，然其具体含意究竟如何，则殊难判识。一经询问，始知为仅出典两次林木种植砍伐权，第三次砍讨权则必须收归典主。又契约屡见“封”字，当为计量单位，然具体数额究竟多少，详情仍不得知。通过调查乃知，一封为三十六枚铜钱，方法为先将钱放入钱糟，摇动排齐，然后用牛皮纸包住，以便存放携带，故民间统称为“封”。而一边乃当地糯禾凉晒计量单位，约为十二斤，查光绪《天柱县志》可知，然经当地专家点明，乃恍然大悟，亦足证自身读书功夫不够。噫！尺短寸长，信不诬也。
与汉族文化区相较，苗疆计量单位差异甚大，代表另一类型之礼俗风规，清人早已觉察：“苗民入市，与民贸易，驱牛马，负土物，如杂粮布绢诸类，以趋集市。粮以四小碗为一升，布以两手一度为四尺，牛以拳数多寡定价值，不任老少。其法将竹篾箍牛前肋定其宽侧，然后以拳量竹篾，水牛至十六拳为大，黄牛至十三拳为大，名曰拳牛。买马亦论老少，以木棍比至放鞍处，从地数起，高至十二拳者为大，齿少拳多价差昂，反是者为劣，统曰比马。届期毕至，易盐，易蛋种，易器具，以通有无。初犹质直，今则操权衡，较缁铢，甚于编氓矣。与亲党权子母，以牛计息，利上加利，岁长一拳，至八拳则成大牛，至数十年即积数十百倍，有终身莫能楚者，往往以此生衅，虽父兄子弟叔伯甥舅，见利即争，且有爱重贿而相卖，争财产而相杀者，惟在司牧者善导之耳。”具见苗汉交易，互通有无，显然计量方法不同，亦皆形成惯例，均各有其规则可守，遂能形成公共空间之贸易活动，即传统所谓集市。而苗疆民风质朴，虽不敢遽云无有变化，然市场秩序之动力，显然出诸自动自发，属于民间自治，非人谋强迫为之，亦少见国家干预，则可断言也。试观其计量方法，实乃扎根于民间习俗，并未凭借国家行政理性力量，推行统一之标准，则尽管多元必有不便，民间差异难免不导致实质之不合理，然既获苗汉两文化圈民众认可，形式已颇为公平，故交易活动遂能长期维持发展，正面意义亦始终远大于负面影响。惟风俗古今无恒，文献可征者寥寥，欲求读解畅遂通达，则每感茫然无下手处，棘手者不胜其烦且夥矣。盖乡土知识与生存之场域本有密契之关系，必为适应生存环境而产生，亦与生活之方式大有难解之缘，实乃因应生活世界而存在，固然可以规范之方式将其客观化，亦必关联内涵价值之礼俗风规。故凡能释疑解惑者，皆为吾之师也。古人所谓不耻下问云云，幸今日复睹其践履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