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方方访谈录
４月２３日，第十六个世界读书日。当日下午，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方方来到三峡大学，参加由共青团湖北省委等主办的“第二届全民创新阅读名师进校园”活动，向三峡大学数百位师生作读书演讲。晚上，宜昌市作家协会主席、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社长张泽勇带领部分宜昌作家与方方进行了文学交流，随后，方方接受了本报记者一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这也是时隔两年后本报对她的又一次专访。
读书是我灵魂的一部分
记者：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也是著名作家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逝世日。我想，联合国把这一天定为读书日，多少向我们道出了作家、写作和阅读的无所不在的广阔联系。请问方方主席，您作为一位卓具影响和创作丰厚的作家，是怎样看待读书和写作的关系的？您个人有什么样的读书趣味？最近买了哪些书？
方方：对我个人来说，阅读是我每天的功课，须臾不曾离开过，读书是我灵魂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生命的盐和水。诗圣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话道尽了读书和写作之间的秘密：书读多了，自然会写作，而每一次写作，又多从读书开始，它们互为因果，密不可分。当然，还有一种人，只读书，不写作。我要说，这类读书人，应该得到我们大家的敬意和尊重，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重视读书的伟大的文化传统。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个中国小孩只要在读书，家长都是非常高兴的。我们那时很多初中生就读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大部头著作，但我们的孩子们现在读书太功利化了，整天都在忙着做作业，阅读视野太窄、太浅。当然，这不是孩子们的问题，而是我们教育体系的弊端。
在读书上，我是个杂食主义者，读了很多闲书、杂书，最喜欢读历史、文化和建筑方面的书。当然，我也很关注国内优秀作家的作品，比如王安忆的《天香》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家里有十多个书柜，卧室、客厅也都是书，因为我的购书量很大，甚至热衷于网购。前段时间写《武昌城》，我不但查了大量资料，还阅读了很多有关武昌、有关民国时期的书籍，因为只有这样，写作才算是坚实的和可靠的。
最近买的一本书是《禅的行囊》，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比尔·波特继《空谷幽兰》后的又一力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者和研究者，作者于２００６年春进行了一次穿越中国中心地带的旅行，追溯了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支脉之一的禅宗，其各代祖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游历经历，并诉说了他多年来对禅的深深体悟。
向宜昌读者推荐三本书
记者：今天，三峡大学的学子们分享了您的读书经验，其实，这种分享的层面还可更广些。我想问，您最近在读什么？如果让您向宜昌读者推荐几本书，您会首先推荐哪几本？
方方：我刚才看到了你们晚报推出的“燃一炷书香”特刊，做得很好，作家们的发言也很精彩，这也是一种经验的分享。我现在正在读《先秦艺术史》，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湖北省社科院的楚文化学者邵学海先生。这真是一本好书，它向我们展示了先秦的魅力、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魅力、文化的魅力。我向宜昌读者推荐这本书，另外还要推荐楚文化的守望者、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台湾著名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巨流河》是一部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钦佩辛亥志士的忘我情怀
记者：刚才您推荐了冯天瑜先生的著作，因为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一百周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口。湖北和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湖北作家当然不可能缺席。请问，湖北作协在此有何动作？回望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您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方方：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地，武昌首义，充分显示出湖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湖北作协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临之际，当然要有所动作。我们作协重点支持了两位作家写作有关辛亥革命的长篇小说，一是牛维嘉的《辛亥首义家》，一是宜昌籍作家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今年八九月份，我们将为这两部小说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我个人来说，前些年我写过有关辛亥革命的长篇散文《红楼前的革命》，现在正在写作一部有关辛亥革命的中篇小说，四万多字，这部小说将从正面写辛亥革命，届时请读者关注。
前不久，我应邀创作了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录片文学脚本，讲述的就是武昌起义那一夜，顺着事件本身发展的过程来写就足够惊心了。而我查阅到的许多有趣味、生动的细节，或许是严肃的历史讲述所不曾在意的。当年通讯不发达，革命者的联络方式是靠人，有专门的联络员，而清军则是靠电话。起义时，革命者将电话线剪断，清方完全无法指挥，而革命者靠人跑腿却依然能够正常联络。所以虽然双方力量势均力敌，但清方却败得一塌糊涂。而更让我感慨的是当时起义军人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起义之后，熊秉坤率领人们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但楚望台的军人不服，因为熊秉坤的级别太低，于是熊秉坤立即让出总指挥的位子，派人找到比他级别高的吴兆麟充当总指挥。而吴兆麟在起义成功后，则考虑到自己人微言轻，不足以号令天下，又主动提出让位，这样才推举了黎元洪。
一百年后，当我们再度回望这段历史，回望当初的偶然和必然，回望那些为了家国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我想，最不应该忘记的是那些革命者们的情怀，他们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人民的福祉，而不顾一己之生命，置生死于度外。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了。
做人有承担，作品就有承担
记者：据我统计，您个人出版的著作已达七十多种了。我还注意到，在你近些年的创作中，您的作品的地域性和文化味更浓了，如《春天来到昙华林》、《汉口租界》、《汉口的沧桑往事》、《到庐山看老别墅》等。您认为作家是否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学故乡？作家的文化承担意义何在？
方方：写作本身就应该是水到渠成，我从没有考虑自己的作品中应该加入地域性和文化味。我认为，作家们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既方便省事，又得心应手，何乐而不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我写作，我表达，这种表达包含了每个写作者自己的成长背景、价值观和思想境界。如果说要承担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在做人上有承担。做人有承担，作品就有承担。
《琴断口》里有太多的人生无奈
记者：去年底，您的中篇小说《琴断口》获得鲁迅文学奖。我们知道，这是一部描述爱情纠结、道德焦灼和精神困扰的书，给人以太多的思索。请问，您怎样看待当代人的情感困惑？您如何看《山楂树之恋》里描写的那种爱情？
方方：写《琴断口》，其实是想表达一种思想，那就是，很多事情，根本由不得你自己。米加珍、杨小北，他们也许都没有错，但他们就是无法在一起。这是一种命运，让人无奈的命运。
情感困惑，包括对爱情的彷徨和迷惘，是每个时代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哪个时代的专利。当代人当然也有情感困惑，但我要说，时代本身在进步，比如离婚，现在越来越宽容了，这是好事。至于《山楂树之恋》，小说和影视我都关注不多，不便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