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清醒地认识到，"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劣"，因此，在散文集《炮火的洗礼》中，他还暴露抗战现实中的"黑暗"，讽刺那些大时代中醉生梦死、冥顽麻木的现象，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针对抗战初期那种"战必败，而且败必亡国"的悲观论调，茅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非生即死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处处以西方标准来看来想，一定会落到悲观而自馁"（《无题》）。在这时代的暴风雨中，茅盾感慨于大上海特区内不正常的战时景象，对那些用木板钉上商店橱窗、"恐防难民抢劫"而自庆托庇于"安全地带"的商人，对那些"看跑马似的望着敌人的高射炮的烟圈"的游手好闲之徒，对那些坐在钢板护顶的小汽车里、烫发涂胭脂的太太、小姐，他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和指责。他大声疾呼"民众的教育工作实在不够，非赶快努力不可！"并期待这些"生聚长养、啼笑歌哭于特区的一般市民"，能"锻炼出当此大时代中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胆识气魄"（《街头一瞥》）！
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社会生活起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而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艺运动的迫害则愈来愈严重。"在反动派的检查制度下，凡接触现实问题的作品就难得有出版和上演的机会。在白色恐怖下，进步的文艺作家随时有进集中营的可能"。但是，在急剧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压迫面前，茅盾并没有屈服和消沉。他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坛不能不负起时代的使命--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他认为，抗战文艺必须反映急剧变化的抗战现实，要振奋抗日民气，要暴露黑暗势力、抨击国民党反人民的罪恶，要揭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前景。这一时期，茅盾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察抗战发展的新形势，以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认识现实，迅速地写出了多篇反映战时广阔社会生活的散文。
写于1941～1942年间的散文集《见闻杂记》告诉读者，在"非常时期"，国难当头，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大小城市及市镇，看不到抗战应有的景象，触目的却是经济的畸形发展。如位于大西北的兰州，虽经历了敌人的滥炸，但却未从此荒凉，1940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繁荣"：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贷物的陈列式样也宛如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之类的生活消费品应有尽有。"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不，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兰州杂碎》）。陕西省的小县宝鸡，战争也使它崭露头角，成为了"战时景气"的宠儿。新的市区天天在膨胀，"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流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这一切，便是今天宝鸡"繁荣"的指标"（《"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在大西南的雾重庆，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同样兴隆，旧货拍卖行多而营业发达，而且"这一项"新兴事业"，天天在滋长"（《"雾重庆"拾零》）。而经过了大轰炸的山城贵阳，也出落得更加时髦了，以有关衣食为限，可说是"要什么，有什么"（《贵阳巡礼》）。就连四川境内的小城镇，也充斥着茶馆、旅馆和饭店、酒店，"随时势而"繁荣""（《某镇》）。这些作品告诉读者，战时经济畸形发展、消费商品和营业性行业的兴旺，正是特定历史时期大后方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
《见闻杂记》还深刻地揭示出，投机商同国民党政权相勾结，运销私货，大发国难财，乃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兰州杂碎》一文借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之口，披露了市场货物愈"战"愈畅旺的内幕："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了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而且，作品还指出，"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不相侵犯。"
与此同时，《见闻杂记》还以其深刻的笔触反映出，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官僚、政客、投机商沆瀣一气，走私、囤积、运输业，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特殊手段，他们花天酒地、奢侈淫逸，点缀了这战时大后方畸形的"繁荣。"而另一方面，由于反动统治者的层层盘剥，战时"物价亦与日俱进"（《旅途见闻》），致使一部分中产阶级迅速破产，公务员和文化人的生活日趋艰难，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一文中，描写一边是土包子的暴发户纸醉金迷、放浪行骸，还有"不可思议的"魔术家"，"他们同"军、政、商，以致不军不政不商的弄不明白的脚色"相勾结，什么事"都有办法"，手面大得惊人。而在山坳里的村落中，农民却遭受国民党的兵役之苦，负债卖地，挨饿受冻，"人的脸色都像害了几年黄疸病似的，工作时候使不出劲。他们已经成为"人渣""。《"雾重庆"拾零》一文中，写了在国民党战时首都的重庆，办法颇多的脚色，自可得心应手，扶摇直上；但"有人发财，亦不免有人破产，所以虽在雾重庆的全盛期，国府路公馆住宅区的一个公共防空洞中，确有一个饿殍搁在那里三天！"《拉拉车》一文描述了川陕道上，有一种特别的人力车--拉拉车，贫苦人为养家糊口，不得不从事这拉车劳动。这一工作实在不轻便，"一车连人带行李，少说也有一二百斤，要翻过秦岭，而且秦岭以外还有不少山"。"看他们上坡时弯腰屈背，脑袋几乎碰到地面，那种死力挣扎的情形，真觉得凄惨；然而和农村里他们的兄弟们相比较，据说他们还是幸运儿呢！"《"天府之国"的意义》揭示出，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土地和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押银"、"租谷"、"军粮"等等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清楚地表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一面是官僚政客、奸商利徒的乐土，一面则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
《见闻杂记》所描述的见闻，"虽属一鳞一爪"，但却可以使读者清楚地看到，战时的大后方，巨大的变动正在发展，经济危机正在一天一天深刻化，"投机横行，游资猖狂，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土地兼并，赤贫满野"--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在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像茅盾这样，涉笔如此广阔的经济领域，以众多的篇幅具体描摹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动态，表现出各阶层人们的经济状况的作家，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之一。
抗战后期，"世界的民主潮流汹涌澎湃，可是中国的大后方，"却是贪官污吏，多如夏日之蝇，文化掮客，帮闲篾片，嚣嚣然如秋夜之蚊，人民的呼声，闷在瓮底，微弱得不可得闻"。茅盾写于1943～1945年的散文集《时间的记录》中的一部分作品，则从不同侧面揭露了这一时期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统治下政治腐朽、文化衰败等社会弊害，表达了人民大众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愤懑情绪，传达出人民大众"闷在瓮底"的呼声。
《谈鼠》一文，对老鼠霸道、强横、狡猾、鬼祟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使鼠类的丑恶面目大白于天下，从而有力地鞭挞了国民党统治下，像老鼠那样的贪官污吏的猖獗，对时弊、国策进行影射和针砭。作品从鼠患谈到治鼠，激励人民总动员起来与鼠类的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在《雨天杂写之二》中，通过记叙后秦姚兴当国时佛教在中国传布的故事告诉读者，"在"大法之隆、于兹为盛"的时代，佛教虽然盛极一时，真能潜心内典的和尚却有许多不自由。而且做不做和尚，也没有自由。"作品借古讽今，将"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员的命运"，直指"蒋家王朝当时在机关和学校搞的勒令集体入党"，谴责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统治的暴戾。而《雨天杂写之三》则揭穿了桂林颇为热闹的文化市场的真相，指出由于剪刀糨糊政策在书业中抬头，"文章遭受了凌迟极刑，又复零碎拆卖"，于是内容庞杂芜秽，而出版商却获利尤厚。作品用"鸡零狗碎，酒囊饭桶"八个字，形象地概括了此间文化市场的特点，鞭挞了国民党统治下文化上的怪现象。这些作品，无不流露出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憎恨与鄙视，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倒行逆施。
在散文集《见闻杂记》和《时间的记录》里，茅盾不仅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无情暴露和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与腐败，而且，还以无产阶级战士高昂的战斗情怀，热烈赞扬了在抗战中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表现了抗战时期引人神往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光明美好的新气象。
在脍炙人口的名篇《白杨礼赞》中，茅盾赋予白杨--西北高原极普通的一种树以艺术生命，对它的内在美质给予崇高的评价，热情赞美白杨树的"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坚强不屈与挺拔"，声情激越地称它是"树中的伟丈夫"。作者高声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素，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就因为它"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作品托物寄意，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讴歌了我们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奏出了抗战时代我国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最强音。与《白杨礼赞》堪称为姐妹篇的《风景谈》，是茅盾谱写的又一曲人民革命的优美赞歌。它借助丰富的艺术联想，用多彩的笔墨，描绘了峡外沙漠、高原夜色、桃林茶社、北国五月等迷人景象，描绘了"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组成的美妙的图画。然而，作家的立意却显然并不"在乎山水之间"，所处处着意强调的是那主宰自然、改造世界的人，是陕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人民。正如作品所指出的："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正是由于"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自然的"风景"才可以称道、值得怀念、令人留恋。作品热情地歌颂了延安解放区崭新的革命生活，歌颂了延安人民蓬勃、崇高的革命精神，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无限信赖。在《开荒》一文里，作者还以同样的激情，赞扬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赞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怀抱崇高理想的革命人民，用双手改造黄土高原这一神话般的现实……
这一曲曲赞美祖国、赞美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赞美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颂歌，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年代，把热与力带给了读者，使人们从中强烈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看到了我们伟大祖国光明的前景。
诚如郁达夫所说："茅盾是早就在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不忘为社会而写作，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正是在这方面，茅盾抗战时期的散文，和抗战时期创作中的那些脱离或回避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的作品，和那些"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和那些"抗战与恋爱的新式传奇"的作品，和那些打着"纯文艺"的幌子，公然散布颓废主义的作品根本区别开来，而显示出它强烈的战斗意义。也正是在这方面，茅盾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其鲜明的思想特色和社会价值，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宝贵的传统，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对现代散文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