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地方风习的描写反映社会，也是茅盾30年代农村题材创作的一个特色。
在茅盾反映农村题材的创作中，对太湖流域农村风俗和习惯的生动描绘，已成为作品中现实生活的有机部分。这些对地方风俗习惯的描写，不仅反映了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增添了作品的现实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而且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内容和时代内容，反映出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春蚕》中，对老通宝一家和农民们养蚕的方式和习俗作了生动细腻的描绘。例如，对四大娘用全家特地少吃一餐饭而省下钱来买的"糊箪纸"糊箪，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聚宝盆"和"蚕花太子"，以及"窝种"时老通宝虔诚地用大蒜头"卜"吉凶的精心描绘，对"收蚕"这一"千百年相传的仪式"和"浪山头"时亲友们来送礼祝贺的热闹景象的生动描写，都使读者既从中看到了江南太湖流域一带农民古老传统的养蚕方式，又感受到蚕农们认真严肃的劳动态度和对生活的热切希望。而在《故乡杂记》《香市》等篇中，透过对太湖流域乡镇传统习俗"香市"的描写，则使读者看到了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看到了30年代初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赤贫。
如列宁所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堪称为一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在他30年代农村题材的创作中，正是艺术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展示了时代发展的趋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低估茅盾30年代农村题材创作的成就和价值。
1986年
茅盾30年代短篇小说的思想成就
在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创作中，短篇小说占有重要位置。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左联时期革命的深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展，茅盾以"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的坚强意志，自觉地负荷起文艺家的社会使命和时代使命，把文学作为"表现时代、解释时代、而且推动时代的武器"，在创作出长篇巨著《子夜》的同时，还创作了以《春蚕》《林家铺子》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的短篇。这些总计约30余万字的短篇，是我国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继《呐喊》《彷徨》之后的又一高峰，它们同《子夜》一起，标志着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巨大力量，把现代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了新阶段。
茅盾在《〈子夜〉后记》中曾指出："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这决不像某一班人所想象那样单纯），以及1930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而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所割弃的题材，在他3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正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反映。这些短篇，实现了《子夜》未能充分实现的写作计划，可以看作是作家"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是《子夜》的补充和延续。如果把《子夜》喻作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幅画卷，那么，茅盾30年代的短篇小说，则是当时广阔社会生活的不同侧影。这些作品，虽然长短不一，题材和表现方法各有不同，但它们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浓或淡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不只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抗战前夕旧中国的社会现实，暴露、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痛苦，而且开掘了生活中蕴含着的新的思想和主题，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
深切地表现"农村的经济情形"，展示广大农民与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反映农民的觉醒和抗争，是茅盾30年代短篇小说的显著思想成就之一。
30年代初期，旧中国更加殖民地化。日益深重的农村经济破产，"丰收成灾"的社会病象，农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引起革命作家的极大关注。一批以"丰收成灾"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相继出现，它们以新颖深刻的主题和生动的艺术形象颇引人注目，在现实主义的深度上，较之2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有了明显的进展，与本时期同类小说相比也有新的突破。而在这些作品中，茅盾的《春蚕》则出现较早，并对其他同一题材的作品产生了积极影响。《春蚕》描写了老通宝一家辛勤劳动、养蚕卖茧而终于破败的遭遇。作品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30年代"丰收成灾"这种社会、时代的畸形现象，展现了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日趋贫困的真实图画，深刻地揭示出，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和国民党反动派、工业资本、封建地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和榨取，是造成农村破产、农民贫困化的社会根源。
在《秋收》里，描写经历了春蚕丰收悲剧的老通宝和农民们，又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秋收上。丰收在望，可是，"稻还没有收割，镇上的米价就跌了"，讨债的人却川流不息地往村里跑。"春蚕的惨痛经验作成了老通宝一场大病，现在这秋收的惨痛经验便送了他一条命。"老通宝一家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当时浙江一带以养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村，差不多十家里有九家是同一命运的。"老通宝一家由小康走向破败，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在三座大山重压下旧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具体写照。
在短篇《水藻行》中，作家又展现了在苦寒的山村中，贫苦农民拼命和生活搏斗的画面。"一年到头，催粮的，收捐的，讨债的，逼得我苦！吃了今天的，没有明天的，当了夏衣，赎不出冬衣……"作品中秀生这悲愤的自述，既道出了广大农民困苦的现实，也是对黑暗社会的沉痛控诉。而《当铺前》则进一步揭示了农村破产后，生计无望的农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真实情景。雇农王阿大饿着肚子，冒着严寒，连夜赶到镇上守候当铺开门，期待着换到一点钱来暂时糊口活命。可是，王阿大一家全部财产的小衣包，也是他们全部惨痛的生活史的唯一纪念品，在当铺里却换不回一文小钱！还有未待天亮就守候在当铺门外的穷人队伍，争先恐后拥挤着的人群中被撞倒的老太婆，即将分娩的年青孕妇惨痛的挣扎……这一个个速写镜头，形象地反映了穷苦人民求生不得的深重苦难，使读者从中看到了破产农民走投无路的历史真实。
作为较早地接受马列主义影响的无产阶级作家，茅盾不仅深切地表现了农村破产和农民苦难的真实情景，而且站在历史高坡上观察自己的时代，反映了农民群众由觉醒而走向斗争的趋势，从而使作品获得了更深刻的思想意义。
茅盾在说明《春蚕》的创作意图时曾指出："事实早已证明，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是能够斗争，而且斗争得颇为顽强的。这是我对于我们家乡一带农民的看法，根据这一理解，我写出了《春蚕》中那些角色的性格。"作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农民群众抗争的反映是深刻的。如果说，从勤俭善良、固执守旧的老通宝身上，我们主要看到的，是老一代农民怎样以诚实的劳动和命运展开搏斗，在"世界真是越变越坏了"的严酷现实面前，老通宝还只是从"惊异"到"仇恨"，他的朴素而又强烈的反帝意识及对反动派的憎恨，主要是从他那盲目排外的情绪中流露出来；那么，从乐观、开朗、充满活力的多多头身上，我们则清晰地看到，年青一代的农民，已带着新的人生态度，对黑暗社会投下了严重的怀疑和不满，他们内心的反抗意识，在变成自发的反抗行动。而这，正显示出农民群众的日益觉醒。《秋收》写到了农民在饥荒困苦中到处掀起、不断扩大的"抢米囤"风潮，农民群众的这种斗争虽然是自发的，但它却深刻表现出社会、时代的特征。从作家笔下，我们感到了30年代动荡的时代气息，看到了广大农民在黑暗社会的逼迫下崛起的历史动向。在《残冬》中，以多多头、陆福庆和李老虎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从地主武装"三甲联合队"手中夺得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作家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为农民群众指出了唯一的生路。
由于茅盾在反映农村生活时，不只表现出农村的经济情形，还着力开掘了造种这种社会现状的根源；不只再现了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还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揭示了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力量，这样，就使他的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揭示出时代的本质，在30年代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占据了醒目的位置，在现代文学农村题材方面作出了新的开拓。
二
生动地描绘城镇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表现形形色色的"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从而揭示30年代城镇社会现实的阶级关系，鞭挞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茅盾30年代短篇小说的又一显著思想成就。
在众所周知的名篇《林家铺子》中，作家紧紧把握人物及其时代环境的必然联系，描绘了林老板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真实具体的情感变化，从而深刻地反映出了城镇一般商人--这"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尽管林老板是那样善于经营、谨慎小心，林家铺子还是和当时大批的店铺一样，从"一年一年亏空"走向了无法摆脱的困境。正是由于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购买力低下，"大廉价"的商品仍是销路不佳，才使林老板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的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正是"一·二八"上海战争，使市镇金融急剧紧缩，上海客人登门求索，城镇钱庄也乘机逼债，才使林老板"明白远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响到他的小铺子了"。城镇工商业的萧条，加剧了同行对他的排挤倾轧、趁火打劫。而更有甚者，则是黑麻子、卜局长之流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对他的敲诈勒索和拘捕迫害。这纷至沓来的种种打击和重重压迫，将林老板推入异乎寻常的艰难窘境，使他在这"乱世年头"再也无力支撑门面、继续委曲求全，使他的个性不能不变形以致走向其反面。这个"巴结认真"、"并不存心骗人"的市镇小商人，终于不得不关门逃债、把祸害转嫁到更多的城市贫民身上；一向苟且图存、逆来顺受的林老板，终于被迫离家出走，以示"反抗"。林老板的命运，是30年代初期一般城镇商人共同的历史命运。而对于这共同历史命运的深刻揭示，则说明作家在反映生活本质的深度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以对不同类型的寄生者没落命运的描绘，揭示生活、时代的病象，也是茅盾反映城镇生活、表现城镇居民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如《赵先生想不通》中的赵先生，是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证券交易所内的"好汉"。但"一·二八"战事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却在生意上连跌筋斗、陷入绝境，心口不能不横塞着一块"负数"的大石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赵先生在饱受挫折后虽有所领悟可终究还是想不通，而不得不在永远"想不通"的烦闷中尴尬地生活下去。《微波》中的李先生原是有五六百亩田的大地主，为了"避土匪"，也为了避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公债"，他全家搬到了上海。除了田地住宅外，他把所有的财产都变成现钱存入银行，靠食利过起了"寓公"生活。然而由于金融危机，他存款的银行倒闭了，使他的全部钱财、每月的开销也"一下子倒得精光！"于是，李先生决计回乡催租，企图通过加紧对农民的榨取，来弥补他在都市的损失，继续他的寄生生活。由此读者不难看出，既使是寄生者，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变动的生活方式，也无不留下急剧动荡的时代的鲜明印记。
与此同时，茅盾还以严正的现实主义态度，把目光投射到城镇社会的最底层，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苦与辛酸，予以出色的表现。这些人物虽然身份和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承受着时代、社会的重压。作家借对不同人物思想性格和心理状貌的描绘，引导读者从各个角度去认识30年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其罪恶本质。如从《拟〈浪花〉》中读者看到，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控制下，通货膨胀，使劳动者深受其害，一宗看不见的沉重东西--"各项日用品的大涨价"压在穷车夫阿二的心头。而在《大鼻子的故事》里，读者又看到了大上海最低贱的街头流浪儿的屈辱生活，看到了被社会损害的穷孤儿善良纯正的心灵和追求正义的品格。在另一短篇《夏夜一点钟》里，作家运用了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竭力渲染出一位女职员受人玩弄的可悲处境，展望了受害女青年百无聊赖而又忧虑重重的精神状态，从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撕开了罪恶社会现实的一角。而《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则借助女主人公就业第一个半天的见闻和感受，剖示了当时社会机关公务员生活的丑相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伪、龌龊，表现出职业妇女谋生的艰难和辛酸。这些作品，以新颖多样的主题思想，表现出了作家对生活独到的见解，鞭挞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茅盾在表现形形色色的城镇居民的意识形态时，不只是将人物的思想、命运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从中看到了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城镇生活的重要特点，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同时，作家还以高度的时代敏感，反映了在城镇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日益增长的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和憎恨，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斗争精神，使作品显示出深刻的社会意义。《林家铺子》里，不仅林老板以出走的行动表示了对黑麻子之流的反抗，而且在小说最后的结局中，写到了以三阿太、陈老七、张寡妇等人为代表的小有产者更大的不幸和愤怒情绪。这些被迫害者发出的愤怒的凄惨呼声，无疑是对整个悲剧的制造者、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的强有力的控诉。在《大鼻子的故事》中，描写了在大上海纵贯南北的马路上，奔流着各色人等的怒潮。他们用震动大地的呐喊，回答四年前"一·二八"的炮声，从千万个喉咙里，发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万岁"的呼声。流浪儿大鼻子，也被卷进了爱国示威运动的雄壮的人流。另一短篇《儿子开会去了》，还描写了十三岁的孩子阿向也去参加纪念"五卅惨案"十一周年的示威游行，从侧面反映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要求。而在描写淞沪抗战一个侧面的《右第二章》里，工人阿祥情愿拼了性命去打东洋人的感人事迹，更直接地表现了人民大众强烈的民族仇恨、高度的爱国精神和抗日的英雄气慨。从这些不同的艺术描绘中，读者感受到了30年代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情绪，看到了中国城镇的生机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