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印刷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在起源上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以来，在以封闭式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状态为特征的土壤上，很难培育起关于信息的数量和时效方面的要求，也不容易发展出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印刷媒介。19世纪，外国传教士来华借创办近代化报刊而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看准了中国文字的特点，即中国的方言太多，彼此差异甚大，如做口头宣传宗教会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书面语言却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此中文书刊顺理成章地成为早期传教的工具，这也是西方印刷文化与中国新闻传播业产生联系和碰撞的开端。
在传播学中，基于不同的标准，往往会产生关于传播种类的不同划分方法。比如说，根据人类传播行为的不同层次，传播常常被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根据使用符号的不同，传播又可以被分为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图像传播和形体传播或实物传播。以上两种分类方法比较传统，与之相比，最近又有了一种新的划分方法，即根据语言形态的不同，将传播分为表达性语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数字语言几大类别，其中的书面语言所对应的就是文字传播。
国际公认的电子出版预言家和先行者罗杰·菲德勒是系统地阐述运用第三种方法的代表。他认为上述几种形态各有其独特的意义：表达性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公共传播工具，后者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是区分现代人类与其约10万年前的人科动物祖先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口头语言意味着人类传播体系的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外部沟通更加有效，也为人的内部沟通和思想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式。与书面语言相伴随的是人类传播体系的第二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它的产生能够克服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数字语言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所带来的是人类传播体系的第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促使人类信息传播和信息加工过程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一种将语言泛化、使之直接延伸到数字形态的方式。因为无论从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能来看，还是按照经典语言学词典的定义来看，传统语言学中的语言基本上都是限于口语—文字的对应系统。在数字媒体出现以前，人类的语言媒介系统先是由口语、身势语、有意义的图案和符号为基础，后来出现了文字系统，使信息和文化不再难以保存和难以复制。自此以后，以口语—文字为核心的媒介形态就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可以说，伴随着书面语言、文字系统的成熟，人类进入以书籍为中心的社会。诚如语言学家所发现的那样，随着书面语言的发展和扩散，口头语言和以之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性。书面信息的交流不再要求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处于同时同地，因此传播之来自时间和空间方面限制被打破；书面信息使言语和发出言语的背景有了分离，因此可以使表述思想的语言得到保存和发展，也可以使人们对以凝固形式出现的信息进行审慎的思考。
如果将早期的手抄本称为“自然书写”形态的书面语言的话，那么印刷文本就可以说是与之相对的“人造书写”形态的书面语言。自谷登堡15世纪中叶发明印刷技术以来，西方人用了近400年时间才使文字语言信息的传达变为主要的社会传播手段。到了19世纪后半叶，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对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准确性有了更高的需求，因此促进了电子媒介的产生和发展。
在电子媒介的大家族中，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电话以及广播使口头语言的传播既保持了及时性，又超越了空间限制和障碍，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界限的进一步突破，其后的电视和传真等媒介技术又赋予了文字与画面通讯的及时性。而且，恰恰是由于电在人类传播中的应用，由于电所导致的媒介领域的空前转变和扩张，才引发了一种全新语言——数字语言的出现。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后半期，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传播交流的又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在技术方面，与印刷媒介相对应的是以文字、图像和符号为手段的印刷术，一般的电子媒介相对应的是以电磁波传递为手段的电子技术，作为电子媒介的高级发展阶段，数字媒介则是以数字编码程序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尼葛洛庞帝说过，数字化的好处很多，其中最明显的是数据压缩和纠正错误。就数字压缩来看，发展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力。“5年前，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们可以把每秒4500万比特的数字影像信息，压缩到每秒120万比特。但是，到了1995年，我国已经可以把如此庞大的数字影像信息依照这个比例压缩和解压，编码和解码，而且成本低廉，品质又好。”在这里，借助于比特这个数字化计算中的基本粒子，二进制的语汇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其中包括信息传递种类和性质的变化。大量数字以外以及文字以外的东西被囊括进来，越来越多的信息，如声音和影像，都得以数字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语言对于印刷语言实施了特定的“转化”过程，使之与影像和声音发生融合，并具有共同特性。在数字语言中，文本、影像和声音三大领域之间的区别已不像原来那么泾渭分明了。“用来描述一篇报纸报道的文本元素的比特相同于描述一个广播或电视节目的声音或图像元素的比特。它们可以在任何一种数字传播系统内中共存并混合。”在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使书面语言标准化曾是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包括拼写、句子的结构、语法规范和格式等等。如今，进入数字语言的书面语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和转化空间，也具有了新的编码机制和解码机制。比特之组成字节、组成可为计算机轻易读取的字词，遵循的是围绕比特而形成的限定标准或集合标准。
在印刷报纸或书籍中，句子、段落、页码和章节按一定顺序展开，这样的顺序既由印刷文本的制造者或作者所决定，也由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印刷媒介的物理结构所决定：其本身受制于物理学意义上的三维空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虽然可以作任意的翻动，视线也可以随意停留、返回或跳跃，但是文本本身受制于物理的三维空间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
数字语言构成的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世界。它集合了声音、影像和数据，并且能够让人们随心所欲地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信息运行和传递的空间可以不受物理意义上的三维空间的限制。句子的扩张，语词的当下定义，作者意图的事后连续，读者意图的即时嵌入、组合、扩张、激活、延伸、缩减、隐含、开启等，是这个世界的典型功能和表现形态。
迄今为止，数字语言中的文本、声音和图像还存在着重要的量的区别，也就是说描述照片的比特远远超出描述文本、尤其是典型的新闻报道的比特，而用来描述声音和图像的比特在数量上又超出许多。然而，现代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压缩”技术、打包技术、带宽技术和高分辨率技术的发展，正趋向于在不影响音乐和影像的品质的同时，用较少的比特来描述它们。以“压缩”为例，通常的意义是采取措施增加能够容纳物体的空间。在交通意义上的高速公路这个信息技术的令人熟悉的比喻当中，压缩意味着消除汽车之间的空地，以增加更多的车道。而数字传输系统中的“压缩”走得更远，也带有许多超出寻常用法的含义。诸如通过使用复杂的数学格式，辨认不重要的数据，进行数据的重新编辑，删除冗余，使用或更换具有特定目的的压缩程序，等等。
计算机网络的语言是典型的数字语言，继表达性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后，使用数字语言的计算机网络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声像聚合式的网络是将信号、数据、甚至图像聚合在同一条线路中传输。所有这些媒体均被切割，组成所谓“包”的小块数据，这也是它之所以会被称为“包交换”或“分组交换”的网络的原因。在这一变革的初级阶段，已经能够使人看到：计算机网络如何借助于数字语言而极大地延伸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仅如此，在相当程度上，人们置身于其中、从事互动行为的地方乃是一个虚拟空间。如同多伦多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戴里克·德·科克霍夫所阐述得那样，电脑空间是一个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的技术整合，即：内部——计算机性能的迅速发展；外部——联接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国际标准化；互动——在虚拟现实中，人类和机器之间的仿生互动性。应该说，计算机数字化为人类打造了一个虚拟空间，其社会和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诸如数据压缩和纠正错误等方面的功能。
如果将科克霍夫的归纳换一种方式来表述的话，那就是：在技术的层面上，网络空间是作为一种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网络化、虚拟化和多维化的信息空间。在这样的信息空间中，与传统的图像制作方法相比，符号化的虚拟图像不再是借助于现实的光线与感光胶片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进行，而是用抽象的数字语言来进行。它使得图像与原型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确定了，并且为人们留下了可以进入其中、一展身手的场所；还不仅如此，信息的接受和处理方式、生产和存储的方式都将遵循数字化的形式，并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得以表现出来，由此构成了不同于现实时空位置和物理形态的网络天地。
若将现实的物理世界的基础看作是原子的话，那么网络空间的基础则是比特——没有重量、不可感触的比特。当人们在网络空间漫游时，所带来的是一种新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显然超出传统的、以印刷文字为代表的知识发展图式。仅以超文本和超媒介为例：借助于超文本，页面上的元素能够直接以一种超常规的方式与其他页面相连，从而打破了书籍的固有存量，向深度与广度的方向延伸；超媒介更进了一步，它所实现的是文字、视频和音频的联结，诸如将静止的图片变成运动着的视频片段。其中内在的文化含义是：主题、焦点、中心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趋向模仿、消解或直接成为自己的反题。
表面上，复制作为印刷媒介的一大特色，为计算机网络所继承。有了复制、粘贴等命令，文字文本的拷贝更加容易了。但是，“在数字化世界里，你要担心的不仅是容不容易复制的问题，还得考虑一个事实：数字化拷贝不仅和原件一样完美，甚至，经由一些奇特的处理，拷贝可能会比原件更好。就像比特串的错误可以修改一样，拷贝可以清理、改进，噪音可以去除。于是，拷贝变得完美无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机械复制将作品的原真性、惟一性和权威性给废除了，作品成为复制品的过程也是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与时间和空间相脱离的东西的过程。因此，作品不再神圣，不再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礼仪性质，它的膜拜价值被展示价值所取代，或者被后者所远远超越。
从网络的特性来看，著作权法（copyright law）这个谷登堡时代的产物，遇到了更新的挑战：复制的过程不仅是数量的增多，而且会是性质的改变；更有甚者，重要的似乎已经不是拷贝是否容易，是否逼真，而是诸如计算机程序自动担当复制者和加工者、进行无特定形式的数据传输那样的问题了。
不消说，在网络之前，计算机化已经为文字传播、为印刷媒介带来了许多的变化。诸如取代排字机和排字工人、页面的布局和定稿、图片的编辑和定位以及对于字体和版面的自动化处理，等等，只能算是这类变化的一般表现形式。到了80年代，被称作“桌面出版”的技术，对印刷媒体的分散起了很大作用。“几乎任何一个有电脑的人现在都能制作自己的书、杂志、科幻小说、传单和海报。尽管计算机无法替代写作才能、视觉设计能力和编辑技巧，但伴随着桌面印刷产品的布局模板和文字语法检查使得业余作品显得职业化。”当网络传播从军事和科研领域走向民用和商用以后，报纸和出版业属于较早利用网络的行业，即便还很少赢利，但它们中的许多都为读者提供正在出版的报刊的电子版，并提供它们自己过去的出版物和与之相关的其他出版物。
自网络传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日渐重要起来之后，再次出现了关于印刷媒体的未来出路问题的担忧，这在媒介发展历史上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的动因分别是广播和电视。解释性报道、计算机排版和新的印刷技术等，曾经帮助报刊和书籍一次又一次经历了从内容、版式到技术上的实质性变化，并在新的环境下得以生存。面对这一次的冲击，技术方面的“潜力”似乎变得越来越有限了，“虽然更多的改进仍然是可能的，但现在看来，报纸和杂志已经最终将墨水印在纸上的出版业推向了它的极限。许多印刷媒介专业人员承认，将来不可能再出现任何新型设计、内容改进或更先进的彩色印刷，来取代电子媒介，或者使始于1920年代收音机导入时的报业下降趋势出现逆转。”尽管如此，依据媒介生态变化的生存规则，依据人们对于印刷媒介的需要方式以及后者对于人们接受信息的满足方式，书面语言和文献技术仍将在创造和保留人类知识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献领域将继续演化，以服务于它的最初目标——以最大限度的、穿越时空的便携性，提供结构化的中介信息。”
网络数字语言所遭到的批评和谴责，在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上也是个令人熟悉的现象。对于古希腊的学者来说，书写媒介的发明意味着毋需教师的指导，智慧就将传播开来。因此，书写媒介“弱化我们的记忆”，并且只提供“智慧”的“外表”而非“事实真相”或者真正的“评判能力”——这是柏拉图在《斐德诺斯》（Phadreus）中持有的观点。印刷媒介曾经遭受类似的谴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过：“无知的利器就是印刷制品的传播”，这样的观点也可清晰地见于麦克卢汉与英尼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分析之中。当印刷媒介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传播渠道以后，广播和电视又打破常规，侵入到人们的时间领地，占有它，分割它。于是，担忧再次出现：新的可听、可视媒介是否将很快使书面语言和印刷语言降低到为少数精英所使用的程度？作为计算机和通信业之结合的产物，网络数字传播的情况又当如何呢？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启示我们：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既是各种媒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历史，也是各种媒介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历史；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也为人类带来了关于“进步”和“终极意义”本身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传播媒介的诞生是对传统传播媒介特征和功能的补充，也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上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问题与矛盾延伸开去。
和其他媒介相比，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网络技术在传播与扩散上也具有明显的特性。过去，“虽然欧洲借用了一些中国的发现，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日本却仅仅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上采纳了欧洲技术，而且主要局限于军事上的应用。”即便是工业革命，其扩散也具有相当程度的选择性，速度比起后来信息革命之扩散来说，慢了许多。相对于落后国家，“新工业技术在全球的足迹常常以殖民支配的形式出现，例如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依赖于英国和美国商业和工业的拉丁美洲；被柏林条约分割的非洲，或在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打开外贸市场的日本和中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传播，尽管也有选择性，尽管也有与之相对分隔的国家和地区，但在整体上，已具备了将全球不同社会与群体连接起来的功能；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如此之短的历史时期内，以至于它已经充分显示出这样的情景：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立即被运用于这一技术本身，然后，再次借助于信息技术和社会因素的结合，连接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