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这个民族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立、自主、机会均等、竞争、务实、效用至上的思想观念，这也被称为它的“民族精神”。这一精神同样也反映在社会科学的取向上：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家们的宗旨是把社会科学变成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手段。因此，很多人穷其一生致力于改造欧洲的理论，使之能够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的特殊需要。
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在军事项目中发挥作用的传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愈发明显。战争时期，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的联邦文职官员聚集在华盛顿，参与美国陆军部、战时新闻局、美国农业部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并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一起，不仅为后来的信息科学做了准备，而且共同促进了和信息科学密切相关的传播学的学科发展。
传播学中几个开创性研究就产生于此时此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联邦政府涉及几种类型的传播研究，其中的每一种都对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长时间的影响。在美国陆军部，卡尔·霍夫兰等人从事军事训练影片的评价工作，由此，说服理论研究的传统得以发展起来。在国会图书馆，哈罗德·D。拉斯韦尔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宣传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在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诺伯特·维纳教授就如何改进防空袭火力的准确性的数学问题——它由五角大楼资助——撰写他的‘黄色险境’报告。这项工作导致了控制论，后者涉及通过反馈来对自身进行调节的系统。在纽约的贝尔实验室，克劳德·香农开展密码分析，这会有助于构成信息论的基础。”其中，社会心理学对于传播学研究在方法上的启迪尤其引人注目。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强调了人际关系因素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二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理论；霍夫兰则既将说服研究引入了传播学，又将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他的受众个人素质与传播效果的关系、信源的可信度、传播技巧的诉诸等思想至今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惊人消息不仅震撼了西方的科技界，尤其打击了美国的自大心理。时过事迁，一般的民众已经淡忘了这件事，但是学术界，特别是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心理学界，仍然做着不懈的追求，试图将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运用于对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的分析，并始终尝试着能够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有所助益。
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来看，心理学向阿帕的网络研究计划的渗透并非是个偶然现象。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心理学的黄金时代，一方面，这个国家经历了40年代的世界大战，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经历过越南战争和60年代的“动荡时期”，全国上下的心理状态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空虚。另一方面，自20世纪初产生以来，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既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达到了成熟，又不断暴露出它的某些局限，亟须有所补充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B。F。斯金纳（Skinner）、C。罗杰斯（Rogers）和A。M。马斯洛（Maslow）等心理学大师的思想在60年代风行起来。
将社会科学引入政治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也为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决策人员所重视。“从1961年开始，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一起开始着手修改五角大楼精神，完全重新修订制订规章。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和毛泽东的著作成为必读作品当中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负有使命的人员都必须读这些读物。一直等到1964年，总之是美国在越南最初的失败才验证了肯尼迪的教条的胜利。这些失败准确地说是由于我们太相信常规战争的专家（当时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预仅限于派遣军事顾问）。”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批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介入到国际国内问题的研究之中，以便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其中，有关国内的问题集中在6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事件上，最突出的是“电视与社会行为科学顾问委员会”进行的研究，它共有23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和50多份技术性报告，参加者中既有作为负责人的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J。L。斯坦菲尔德，也有因写作《大众传播的效果》而在传播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传播学家约瑟夫·克拉珀。总的研究报告《电视与社会行为》由5卷（另加总结卷）本组成，包括60多项研究报告和数百份有关以往调查研究的考察，耗资数百万元。
并非偶然的是，进入60年代以后，有关反暴动、反骚乱的研究基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等院校的高级研究中心：美国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地方，其中霍普金斯大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成为专门研究心理战的中心。大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介入到社会和政治动乱的研究之中，他们多数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行为学科领域。
在根本上，行为心理学与网络传播思想的关系涉及到计算机处理信息能力方面的思考。50年代初，在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发表经典性著作《控制论》及其普及本《人有人的用处》之后不久，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大学中产生，它是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数学、电子工程知识和混合，被称为“人工智能”，或简称为“AI”，其关键的假设是：“包括编程计算机和人类解答问题器官在内的‘信息处理系统’”，几年以后，关于“人工智能”又有了一种更有明确指向也更具理想色彩的表述：“能够思考、学习、创造的机器现已问世。而且，这些能力正在迅速地提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们处理问题的范围将同人脑的范围一样广阔。”维纳曾用“控制论”这个词表示一种新的自动技术，由此预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他的书中，计算机还是一种想象中的东西，没有确定的名称和形象。但即便如此，维纳通过他的描述引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反馈，其含义是指通过有关一个系统以往运行情况的信息，人们可以控制这个系统后来的发展。在新的研究领域在大学诞生和发展的同时，维纳的控制论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并得到跨学科的效果。大脑功能和神经心理学、人工智能、工厂自动化、人造肢体和国际传播等等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这个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还促成了系统论的产生。就此而言，上述关于“人工智能”的理想化观点只是维纳思想的一个方面的偏向。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学习理论，人们根据业已存在的特殊模式来看待世界，这种模式取决于人类的本质，取决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学习过程和创造过程。而其中的学习过程或是直接来自经验，或是来自外界的信息。
在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一直是个令人惊叹不已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这个问题相伴随的，是关于信息处理的基本意义的探讨。人类通过与现实世界的直接接触获得信息，也间接地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人类依靠语言工具，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简化以及赋予意义。因此，如果在电子机器中发现了一种通用的信息处理方法，能够以非常高的速度和非常大的容量处理信息，就不能不具有巨大和深远的意义了。
巴兰也曾设想他能够设计出一个更加强大的通信网络，采用的方法是运用数字计算机，并引入冗余度。当时，他的许多同事都对数字计算领域知之甚少，对巴兰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持有怀疑态度。巴兰本人后来回忆说，“有许多事情在我看来是可能的，但往往听起来却是一派胡言，即便是仰仗着那些更早出生的人的宽宏大量，它们也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遭到了否认，巴兰仍然锲而不舍地将他的思路继续推向前进。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来回应对他的批评，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思想。他曾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研究实验室的著名心理学家沃伦·麦克洛赫（Warren McCulloch）讨论与人脑相关的问题，其中特别有趣和有关联的方面是：在有些时候，人脑如何通过绕过功能紊乱的区域而重新恢复已经丧失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巴兰逐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和人脑未必为了一个确定的功能而依赖于一套单一的分布式细胞的情况相类似，一个通信网络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建立起来。用军事话语来说，就是避免使用军队历史上惯用的将基层同总部连接的中心控制模式，另外开辟出一条传递路线。
阿帕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首任领导利克利德早年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意识到开发、扩大计算机功能的需要。他提出，相互作用的计算机能够提供超出类似图书馆那样的功能，能够发挥作为自动助手的极高价值。他在60年代初提出了“人与计算机的合作关系”（Man-Com-puter Symbiosis）的概念，描绘计算机的功能在于能够回答问题，执行模拟模式，以图解方式展现结果，根据以往的经验为新的情景探索解决办法，等等。“与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一样，利克利德预见到计算机与人之间的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包括与大脑的计算机化的界面关系。”
利克利德作为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首次将一种新见解引入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他看到，只有通过推进现行的计算机技术的状态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出“（军事）命令与控制研究”方面的改善。他特别期待向交互式计算机的时代迈进，而当时（阿帕的）其他合约人都还没有意识到那个方向。利克利德富有远见地将他所领导的计算机专家小组称为“星系际网络”（Intergalactic Network），并从中孕育出了有关阿帕网的整体思想。这个视野代表着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阿帕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当阿帕网研制成功并正常运行之后，使用它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帮助人类进行传播或许是它所能够带来的最大进步。
罗伯特·泰勒是利克利德的一个继任者，他曾经这样回忆利克利德对于互联共同体的兴趣：“利克属于第一批想到在分时系统的最早使用者中创造共同体精神的人……共同体现象部分地是由在一个分时系统内对资源的共享所创造的，利克通过指出这一点，而使人更加容易地想到把这些共同体互联起来，即把由人构成的、互相作用的、在线的共同体互连起来。”泰勒本人和另一位继任者拉里·罗伯茨也受到把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激动人心的技术前景的吸引，他们继续领导和支持与人相关的计算机联网的研究和计划。可以说，自利克利德在阿帕创办“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以来，由这个机构所支持的工作就一直贯彻他关于传播的基本思想，并将之确定为发展的主题。
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验室主任，并长期为数家信息企业、美国以及欧洲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技术咨询的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L。Dertouzos），也对利克利德所代表的革命性方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国国防部成立了高级计划研究署即阿帕，以便通过长远研究来加强国家安全。国防部认为，当时还只是实验室中的珍奇的计算机对于军事指挥和控制有着潜在的重要性。不过，该计划署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已故的J。C。R。利克利德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看到了一个计算机和人将和谐作用的新时代。这个思想是革命性的，但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
德图佐斯清楚地记得，利克利德是在1964年一次宴会后的演说中阐述这些思想的。当时在场的那些有地位的科学家们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睛，悄悄地做着否定的手势。在一般情况下，这也是提出新思想时常常会出现的情况，尤其当特别重大的革新即将出现时，几乎都曾有过不易受到欢迎的经历。
由利克利德所带来的关注不仅仅在于机器之间的连接——这是成立阿帕的初衷，而且还看到了一个计算机和人将和谐作用的新时代。在第一批使用计算机分时系统的人中间，创造共同体精神（the spirit of community）是一个目标，利克利德就属于第一批想到这种精神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共同体现象源于分时系统中共享资源的要求，而利克利德及时地指出了这一点，从而使人更容易地联想到把这些共同体互联起来，即把相互作用的、在线的共同体互联起来。
总之，共同体精神与利克利德本人的兴趣有关，即让计算机帮助人与其他人相沟通。他的思想代表着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转变，也能够部分地解释阿帕网为什么能够诞生于当时的计算机产业整体之外的事实。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为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但是，在观念上，阿帕关于网络的研制计划与当时计算机产业所从事的工作有着本质的不同。
“阿帕网之父”罗伯茨早年有过计算机网络的经验。1965年，心理学家汤姆·马里尔——他曾随利克利德学习，并受到后者对计算机兴趣的影响——走近阿帕，提出了一个计划，即将阿帕的计算机与林肯实验室的计算机连接起来。阿帕的官员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建议马里尔在林肯实验室的资助下从事这个实验，马里尔同意了。林肯实验室的领导层将这个项目交给了罗伯茨来负责。比起阿帕网来，该实验的规模要小得多，但也不为一个成功之举。在马里尔的计划中，回应的时间比较慢，连接的可靠性也很差，然而它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它也是罗伯茨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阿帕网研究方案的理想候选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样的思想贯彻起来并非是一帆风顺、全无阻碍的，即便是在阿帕内部，也是如此。早在1963年，阿帕的董事会成员就“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计划向该办公室的领导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依靠计算机产业来做类似网络研制这样的事情？在有些时候和场合下，问题会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出来：我们不应该对其给予支持，因为如果它是有价值的工作的话，计算机产业自然会去做的。
由此导致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阿帕网的研究不同于计算机产业准备进行，或有可能进行的研究。事实上，自利克利德创办“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以来，由阿帕所支持的工作就始终认同和保持这个机构对于人类传播方向的偏重。
在发展理念上，当时的计算机产业仍然主要把计算机看作是一种计算的工具，或者一种数据加工的工具——绝大部分计算机科学方案都是这样认为。甚至大学，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组成部分和机构，也多为计算机之运算的工具概念所控制。当然，这里的“运算”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它囊括了当时计算机发展水平上的一般功能，包括按照意义明确的程序接收信息和发出控制信号，处理、存储和分析大量数据，以及进行“实时”运算，等等。而所谓“实时”运算又指的是能够接受信息，解释信息所预示的事态变化，并在这种变化发生之前采取一定的矫正行为。“在60年代，大型机几乎全部用于‘批处理’。比如，一家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可能用大型机来掌握零部件的库存。……批处理也用于管理公司的财务和人事记录。实际上，算账、人事管理和库存控制是60年代计算机的最广泛的‘应用’。”
从一种计算工具到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传播媒介，是计算机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阿帕发挥了重要的契机作用。理解了这其中的内涵，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认识1982年开始主持因特网研究工作的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说过的一段话：“把网络看作是连接起来的计算机，这是不合适的。相反，它们把使用计算机进行传播的人连接了起来。因特网的伟大成功不是技术方面的，而是对人的影响。电子邮件在计算机科学中也许不是一个奇迹般的进步，但是它对人的传播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方式。因特网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技术挑战，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忽略我们是从哪里起步的，不要忽略我们对于更大的计算机共同体已经做出的巨大变化，不要忽略对于未来的变化来说，我们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阿帕的研制网络计划将强烈的、互动的、反馈的思想注入到对计算机科学的支持和资助当中，由此网络传播自身得到发展——这或许是关于“阿帕网从根本上说是与计算机连在一起，并且来自计算机”的说法的内在含义。一段时间，英特尔公司为计算机的发展贡献了微处理机芯片，数字设备公司促进了从实验室装置向零售机器的转变，施乐公司、苹果公司以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开发出了个人电脑，以微软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则使压缩包装软件成为现实。这些革新中的相当部分得到了阿帕的资助，更重要的是，在相对独立于这些工作以外的天地里，阿帕通过阿帕网的研制，向整个世界展现了计算机的传播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