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汉唐宋元时期：交往与交流
史料和文物表明，中国与非洲的往来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公元一世纪时，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或船长，撰写了一本名为《红海回航记》的书，内中第一次记载了中国；公元二世纪，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托勒密在其所著《地理学》（又译《地理学指南》《地理志》）中，又有对中国的进一步记述。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使节或商人常携带非洲特产象牙、犀角等厚礼，自埃及的亚历山大启程，经红海、印度洋海道来华。
古代输人中国的外国玻璃制品都来自印度和埃及，埃及玻璃制品运来中国，不论是从陆路还是从海路，也必须经过印度。罗马时期，亚历山大已是玻璃制造中心，运到中国的埃及玻璃制品也不断增多。随着玻璃制品成批地输入中国，埃及先进的玻璃制造工艺也被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所吸收。广州的玻璃工业按照埃及玻璃的配方，制造出了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以及其他日用器皿。
当时，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到非洲。据记载，古代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公元前30年）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利奥帕特身上所穿的丝袍，就是用中国丝织成的。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罗马人所灭，埃及便完全归人罗马帝国版图。罗马人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丝绸贸易，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华丝运抵埃及，再从亚历山大转运到希腊、罗马和地中海各个地区。希腊史学家马赛林勒斯说，到公元四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丝绸”。从公元五世纪起，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丝绸贸易中心亚历山大因此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埃及人用华丝织成的丝织品越来越多，其中竟有不少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大约在公元初年，中国的金属器皿及制作技术也传人了非洲。
唐至宋元时期，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文化对非洲影响较大的是陶瓷。
中国瓷自唐代开始输入非洲。最初主要是运到红海各港口，然后集中运到埃及开罗南郊的富斯塔特，再转运到其他各地。20世纪初在富斯塔特发掘出的数十万陶瓷残片中，中国陶瓷就有大约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公元八九世纪的唐代。从残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输入埃及的瓷质量极好，从唐末到五代的越州窑瓷和黄褐釉瓷等，是陶瓷中的精品。在富斯塔特，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了不少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片，在洁白的瓷器面上，绘有花纹、鸟兽纹。风景、人物，异常精美。
唐宋以后，由于非洲东海岸斯瓦希里文明的兴起，东非地区成了中国一个新的贸易伙伴。今天，在东非沿岸地区的所有遗址中，都能发现大量的中国瓷残片。中国瓷在东非的启岸港口不胜枚举，仅坦桑尼亚海岸就有遗址46处之多，如奔巴岛、马菲亚岛、基尔瓦岛等。在东非，人们不光把中国瓷器当做餐具使用，还用它们装饰建筑物。在沿海许多古老清真寺遗址，都可以见到墙上镶有中国瓷碗或瓷碟；在一些国家的宫殿遗址，也可看到有中国瓷器镶嵌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这一时期东非沿岸坟墓的墓碑上，同样要饰以中国瓷器。
由于瓷器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对它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埃及的能工巧匠们便开始仿制中国瓷器。这种仿制从法蒂玛王朝（公元909年1171年在北非和中东建立帝国的穆斯林王朝、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名字命名）时期就开始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制宋瓷成功，并教授了许多弟子。瓷器的形状、花纹都仿照中国瓷，仅瓷胎使用埃及陶土。至11世纪中叶，其仿制品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注重时尚的埃及工匠们，还随着舶来的华瓷品种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仿制品，由三彩陶瓷，到白釉陶瓷，再到青瓷、青白瓷乃至青花瓷，不一而足。
唐宋时期，东非一些地区的特产如象牙、犀角、香料等，开始大量流人中国，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输入中国的象牙，用途是相当广泛的。中国匠人不仅用它制成多种器皿，还利用它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牙雕工艺。东非出产的象牙较之产于东南亚的象牙，不仅个大，而且端直、洁白、质地细密，因此倍受人们欢迎。
大约从公元九世纪起，东非地区的黑人作为阿拉伯商人的“商品”被运到中国。中国古籍中称这些来华的东非黑人奴隶为“僧抵奴”或“昆仑奴”。东非黑人奴隶虽然没有地位，但他们勇敢、忠实、善良，给中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54年，从西安南郊唐代裴氏小娘子墓中，出土了一件制作精致的黑人陶俑，两手握拳，右拳紧抵腰部，生动地再现了一位坚强、健壮的黑人形象；1986年，在长安县大兆乡唐代墓葬中，又发现了一件非洲黑人男陶俑，头发卷曲，身着大翻领长袍。显然，东非黑人形象，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在中国雕塑艺术和陶瓷工艺之中。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这些不幸的“昆仑奴”却往往给人带来幸福。他们为人正直，侠肝义胆，而且本领非凡。如传奇小说《昆仑奴传》（唐杨巨源撰），写的就是昆仑奴磨勒的故事：贵家公子崔生，在前往一高官府上拜会时，同府中一名身着红绡（xiao，生丝织成的绸子）衣的歌妓深情相爱。临别时，歌妓用手语约他夜半相会.崔生不解，而他的昆仑奴磨勒却很快解开了这个手语哑谜。在夜深之际，磨勒击毙了高官家的看门猛犬，背负主人崔生穿房越脊—与歌妓相会，又先后将二人背出深宅，终于使有情人结为眷属。当高官派人围捕他的时候，磨勒临危不惧，凭超群武艺击退群凶，飞身而去。在类似磨勒这样的黑人奴隶形象身上，寄托了中国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
（第二节）明清之际：中国人笔下的非洲
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由封建国家垄断海外贸易。公元140S年至1433年间，郑和受命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遍历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五、六、七次都曾远航非洲东海岸，直接访问了东非海岸的许多城邦，如摩加迪沙、布拉瓦、马林迪等。在郑和船队留下来的《郑和航海图》中，准确地标明了东非沿岸一些城邦的地理方位。郑和随员费信撰写的《星槎胜览》（槎：cha，星搓。神话传说天河与海相通，星搓即指往来于天河和大海的木筏；也泛指舟船）中，留下了有关东非沿岸诸城邦文明的详细材料。这部著作对竹步。木骨都束和卜刺哇的气候、土壤、居民的生产活动及风俗习惯，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还详列出了当地的土特产。这些记载多是第一手材料，反映了中国人对东非认识的提高。
于是，东非诸城邦纷纷遣使访华，次数频繁，人数甚众。如速马里儿（即索马里）便曾“使十六人来贡”；又如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麻林（即马林迪）第三次报聘（旧时指代表本国政府到友邦回访）中国，由国王干刺义亦敦亲自率领妻子和陪臣前来。国王不幸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随着中非双方人员的大规模交流，彼此的了解日益增加，相互的影响也日益增大。
正当中非之间的友好交往不断发展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航路开辟之后，葡萄牙殖民者率先东来；继葡萄牙人之后，荷兰和英、法殖民主义者也陆续东侵。繁荣、兴盛的古代印度洋贸易网被破坏了，中非交通要道被殖民者所控制。新时期的贸易，只能通过殖民国家的中介来进行，尽管仍有大宗的瓷器、丝绸、茶叶源源输入非洲，但已不属于正常的物质文化交流了。
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东侵之初，常常裹胁一些黑人到中国充当炮灰和奴隶；而同时，也掠夺中国闽粤沿海居民为奴，带至东非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从19世纪初开始，大批华工被殖民者运到非洲各地做“苦力”，足迹遍及整个非洲。近代黑人与中国人相互“交换”的结果，客观上起了增进相互了解的作用。
从18世纪起，有不少中国商人、学者和政界要员陆续访问过非洲各国，写下了大量的旅非游记，为近代中非友好关系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伊斯兰教学者和译著家马德新访问埃及，曾得到埃及穆斯林的友好接待，并亲眼目睹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写有《朝觐途记》（觐：jin，朝见君主，朝拜圣地）；丁廉以丹麦驻非洲亚德拉领事文案（旧时衙署中草拟文件、掌管档案的幕僚）的身份，于1877年随游东非内陆，所著《三洲游记》为近代中国仅见的非洲内陆游记，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记述了沿途所见农、工、商各业情况，所经各国国王、牧主、地主、商人、农民、奴隶等人的不同生活，以及部落战争、风俗习惯、历史渊源等等，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殖民者入侵之前的东非社会生活风情画。
曾于1859年至1860年间到过埃及的郭连城，写有《西游笔略》文，内中这样描写他在开罗城的见闻：
加以罗（即开罗一引者注）乃厄日多国（即埃及——引者注）京都。此处房屋高耸，树木差池。城外有河，名泥罗，可通亚立山（即亚历山大——引者注）府，为厄日多国之佳壤。本地人身中面白，衣服古怪。妇女皆以长巾蒙面，惟留眼睛在外。地多驴驼，甚至乞丐亦有乘驴者。
加以罗城内，有最奇之古迹，状如家，皆石为之，阔下而锐上。其最大者，即下之一隅量之，长约六十丈，高亦六十丈。内有古人之棺，不知何代所造。外有回回教之礼拜堂，华美可观。
毕业于北京同文馆的张德彝，1866年曾以八品官的身份随他人游历法、英、比、俄等欧非十国，后长期在欧洲任外交官。从1867年起，他陆续将自己在海外的见闻写成游记，著有《航海述奇》问世，述奇中写到了埃及举世闻名的金字塔：
后至一古埃及之王陵，其陵三尖形，周一百八十丈，高四十九丈，皆巨石叠起。相传前三千数百年建造，天下第一大工也，其次则属中国之万里长城矣。
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1867年至1870年间，曾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之邀赴英国译书，并曾游历英、法、俄等国，其间也游过埃及，在所写《漫游随录》卷一中，他写到埃及的古文字：
西人以埃及所传为上古文字，曾经英法博学之士细为推究，而知其系象形为多，或间有同中国蝌蚪（kedou）籀（zhou，汉字的一种字体，又叫大篆——引者注）篆（zhuan，汉字字体之——引者注）文者。可知原始造字之意，六者俱备，原无分子中外也。
清末外交官、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薛福成，1889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其间曾游历非洲。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曾记下他的埃及印象：
此处为土耳其之埃及总督所辖。埃及即麦西也。麦西古称名国。观其山水清华，人亦明秀，颇有江浙景象，宜其开西泽文物之先声矣。惟地多沙漠，尚近红海之尾，每东南风一起，挟阿非利加之空气以俱来，令人异常烦热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于是一批先进的人士主张对外开放，实行改革。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不仅介绍了中国人早已知晓的东非和北非各国，还介绍了南非、西非和中非各国，并且特别重视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对外开放和改革。当非洲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便联想到帝国主义“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因此，对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国人民时刻予以关注。当1900年摩洛哥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及卖国贼的斗争进入高潮时，孙中山对摩洛哥人民的英勇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麽（即指摩洛哥）民不甘与孱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仍发奋为雄，以拒外兵，以覆昏主。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麽民不畏也；惟有万众一心，死而后已……
显然，摩洛哥人民的英勇精神，同样给予了中国人民以激励和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