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本是古代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公元前3世纪后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强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Renaissance），意大利始终是西方文化之源。意大利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在欧美诸国中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元代，两国问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人不绝于途，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更为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谱写了壮丽篇章；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率先来华，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西方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人；而欧洲人开始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及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方豪《中西交通史》）马可·波罗和利玛窦，这两个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至为重要的人物，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第一节）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
在中世纪的欧洲，地中海的商业贸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海外贸易和商品货币经济的推动下，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促进了意大利城市寻求国外市场的商业活动；同时，它也使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早地突破了中世纪欧洲的地域限制，去接触远离地中海的不同文明。马可·波罗和他的家族，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马可·波罗（Marco Polo）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世家，父亲尼可罗和叔叔马飞阿都是颇有地位的富商。为了获得超额的商业利润，波罗兄弟曾踏着先辈足迹，努力去开辟国外市场。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他们养成了远走天涯、不畏艰险的性格以及熟悉远洋航道的本领。公元1265年，波罗兄弟到达蒙古帝国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朝见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并与之建立了友谊。公元1269年，兄弟二人作为大汗访问罗马教皇的特使回到威尼斯，此时，马可·波罗已经15岁。两年后，波罗兄弟第二次东游，少年马可随行。
他们经土耳其、伊朗，南下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再经伊朗东部的“特别干旱”地区，转向东北，进入阿富汗；然后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的喀什，踏上丝绸之路。公元1275年，他们再次抵达上都，向忽必烈递交了教皇的书信，进一步赢得了忽必烈的尊敬和信任。从此，马可·波罗便在中国滞留了下来。在中国的17年间，他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还曾奉旨出使他国。公元1291年初，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的伊儿汗为王后，波罗一家奉命护送。他们从福建泉州港启航经越南、马来亚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把公主护送到波斯呼罗州。此后。历时三年，波罗一家才返回威尼斯。1296年，马可·波罗因为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一场战斗，不幸被俘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也是囚徒的比萨作家鲁斯蒂恰诺，鲁斯蒂恰诺将他口述的东方见闻用古法文笔录成书，即日后举世传诵的《马可·波罗游记》。出狱后，马可·波罗在家乡过隐居生活，直到1324年辞世。
《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既是一部游记，也是一部纪实性的地理书、历史书。全书分四卷，第一卷记东行到上都的沿途见闻，第二卷专记在中国的见闻，第三卷记述与中国比邻的日本、越南、印度及印度洋沿岸诸国，第四卷记蒙古诸王国以及北方各国概况。书中所记述的中国情况，涉及政治、军事、法律、奇闻轶事、风土人情等许多方面。然而马可·波罗并没有像一般旅行家那样去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景色和文物古迹，也没有像出巡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纷争，而是以极大的兴趣记录了各地的物产、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等与商业相关的事物。有人统计，《游记》中关于商务的记录，约占中国部分的1/6以上，难怪曾有欧洲人把它看成了东方的“商业指南”。
在《游记》中，马可·波罗不光用大量篇幅详尽介绍了元朝大汗忽必烈的都城、宫廷、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而且还记录了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商业名城的商务及物产，以及路途经过的一些中等城市的工商业状况。其有关地方特产、商店市场、贸易方式、物价税率、货币折算及金银比价等等记述，甚至比当时某些中国人的记述还要详细、具体。这不仅表现了马可·波罗对商业的特殊兴趣，而且还表明他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在中国经商的实际经历。书中较多涉及的珍珠、宝石、香料、食盐等物品，都是元代色目（元代统治者称西域各族人及西夏人为色目人）商人所经营的商品。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公开废弃“蒙古”国号，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又宣布大都（令北京市）为都城。《游记》对大都（书中称“汗八里”，突厥语，意为帝王之城）城赞赏倍至，视大都为世界奇观。关于这座新城的规模和格局，《游记》中写道：“新城整体呈正方形，周长24英里，每边为6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10步，愈向上则愈窄，到墙顶，宽不过3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城区的布局就像一块棋盘，其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今北京安定门、德胜门外小关及学院路西侧，被国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元土城”，就是马可·波罗所描绘的元大都“土城墙”北城垣和西城垣的部分遗迹。
元大都城是以金代中都城东北郊的琼华岛及其周围的湖泊——太液池为中心而规划的，把雄伟壮观的宫殿与秀丽多姿的自然景色融为一体，这是元大都最成功的设计思想之一。《游记》中写道：“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之地，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达一百步；山脚周围约有一英里，山上栽满了美丽的长青树……小山顶上有一座大殿，大殿内外皆是绿色，小山、树木、大殿，这一切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爽心悦目的奇景。在皇宫北方，城区的旁边有一个人造的池塘，形状极为精巧。从中挖出的泥土就是小山的原料。流经该塘的溪水穿出青山山麓的沟渠，注人位于皇宫和太子宫之间的一个人工湖（即太液池）。”这里写到的小山，指的就是琼华岛上的万岁山，山顶的宫殿即广寒殿。当时，这里是皇家御苑，是专供帝王后妃游幸欢宴之所。
繁荣的大都经济和富有魅力的东方文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在《汗八里城及其人口与商业》一节中，马可·波罗这样描写他眼中的这个大都会：“汗八里城内和相邻城门的十二个近郊居民人数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是世人想像不到的。近郊比城内的人口还要多，商人们和来京办事的人都住在近郊。在大汗坐朝的几个月里，这些人各怀所求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集中在这个城市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是值钱的东西都会运到这里，以满足来此经商而住在附近的人们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们使用的金丝织物和其他各种丝织物也在这里大量生产。”这说明，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具有国际性质。元人黄文仲曾作《大都赋》，内中所描写的大都盛况与马可·波罗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
经济的发展为科学文化的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元代的天文、历算，较之辽、金时代，便有了长足进步。大科学家郭守敬注重实践，长于仪器制造，创制并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窥几等十余件观测天象仪器和玲珑仪、灵台水浑等表演天象仪器，经元世祖批准后，被安放在大都东南隅的司天台上。他还与王恂、许衡等人合作，共同编制了新历法《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误差仅为26秒。《授时历》于公元1281年开始实施，历时达364年之久。马可·波罗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汗八里城的占星学者》一节中，他写道：“他们有自己的观象仪，上面画有星宿的符号、时间以及其全年的几个方位。各派的占星学者每年要考查他们各自的图表，以便确定天体的轨道和天体的相互位置。在这里他们从各种符号的星宿轨上发现天气的变化，由此预先推测每月的特殊现象。例如他们预言某月将有雷鸣、暴风雨、地震；某月将有闪电和暴雨；某月将有疾病、死亡、战争、冲突和阴谋等。”
《游记》对元大都的宗教、葬俗、饮食、生肖纪年等，也有繁简不同的记述。由于马可·波罗侨居中国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相对来说也就比较深刻。一般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他却能道出其中的奥秘，比如书中对中国人沿袭使用的生肖纪年法的记述：“大家必须注意，鞑靼人是用十二年一周期来计算时间的；第一年以狮命名，第二年是牛，第三年是龙，第四年是狗，如此这般，一直到十二年完全排完为止。所以当一个人被问及生于何年时，他总是说生于属狮的某月、某日、某时、某刻。这一切都由他的父母详细记载下来。他们在十二年的周期完毕后，又回到第一年，如此周而复始，重复计算下去。”尽管书中所记不够准确，但只要是稍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一看便知这里记述的“十二生肖纪年”指的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纪岁法。
在记述大都各个方面的同时，马可·波罗还特意记述了位于大都西南郊的卢沟桥：
离开都城走十英里，来到一条叫白利桑干河的河旁，河上的船只载运着大批的商品穿梭往来，十分繁忙。这条河上有一座十分美丽的石桥，世界上恐怕无与伦比。此桥长300步，宽8步，即使十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不便。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桥拱与桥墩都由弧形的石头砌成，显示了高超的技术。
桥的两侧用大理石片和石柱各建了一道短墙，气势十分雄伟。在桥面的拱顶处有一个高大的石柱立在一个大理石的乌龟上，靠近柱脚处有一个大石狮子，柱顶上也有一个石狮。桥的倾斜面上还有一根雕有石狮的关丽石柱，这个狮子离前一个狮子一步半，全桥各柱之间都嵌有大理石板。这与石柱上那些精巧的石狮，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些短墙是为了防止旅人偶然失足落水而设置的。
卢沟桥建成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马可·波罗于1291年离华，就是说马可·波罗见到此桥时，此桥建成不过百年。如此坚固的石桥在百年之内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马可·波罗描述的当是该桥的最初形制。应该说，这座石桥的大部分形状与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卢沟桥是相符的。马可·波罗的忠实描述，使西方人对这座石桥无限神往，因此，在西方，人们至今仍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
马可·波罗是商人，但同时也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陆兼程的旅行家，他的《游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游记》把当时以元大都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明向西方人作了展示。书中有关中国的描述，正是元代初年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作为中世纪保存至今的第一手材料，正可与中国史籍史料相互印证和补充。比如《游记》中对忽必烈平息皇叔乃颜叛乱的记述，因其翔实、精彩，曾被瑞典蒙古史学家多桑采用到自己的名著《蒙古史》中。
《游记》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价值和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游记》的问世，大大丰富了中世纪人们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们的视野。1320年马里诺萨努托的世界地图中加收的地理资料，大部分出自《游记》；1375年的加泰隆地图更是以《游记》为主要根据绘制而成，成为中世纪最具科学价值的世界地图。
《游记》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它对中西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可·波罗第一次把中国这个遥远东方国家的真实情况，生动而具体地讲述给欧洲人听。尽管当时生活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由于长期的封闭和思想僵化，对《游记》所传递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将信将疑，甚至有人斥之为虚妄，但《游记》终因其“奇”而广为传播，为众多欧洲读者形象地勾勒出一个地大物博、文明昌盛的中国轮廓，令许多人憧憬（chongjing，向往）。神往。
东方的富庶，强烈地刺激了欧洲王公贵族的贪婪欲望；马可·波罗的冒险精神，又给了航海家、探险家以启示和鼓舞。15世纪末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远航，不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且开辟了绕好望角到达东方的新航路，客观上为东西方的沟通提供了方便。
尽管在马可·波罗之前，已有如卡皮尼和卢白鲁克等欧洲人到过中国，且写有相关的报告和游记，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作品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未能与公众见面。因此，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准备了必要前提的，仍然是马可·波罗的《游记》。《游记》打破了“欧洲便是世界”的神话，把一个有血有肉同时又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东方古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在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当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萌生而蓬勃兴起，《马可·波罗游记》引发的兴趣和憧憬便变成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17世纪初年，利玛窦以传教士身份来到北京，下榻在四夷馆。在这里，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告诉他，他们把中国北部称作“契丹”（Cathay），这才最终证实《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契丹确是中国。信息传回欧洲，《游记》的声誉更高，《游记》所勾勒的中国形象也更加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第二节）利玛窦和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13世纪末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实际上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开拓与继承、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的关系。利玛窦时代的西方人对于中国文明之所以有浓厚的兴趣和较为深人的认识，自然离不开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提供的基础；而马可·波罗的活动和《游记》中的记述，如果没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的验证。继承和发展，也不可能对后世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