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历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原理和测量方法，但对天文学中的“西法”，传播的却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82年提出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第谷体系。该体系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Galilei）、开普勒（JohannesKepler）的日心说处于对立的地位。直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历象考成全书》（42卷）编成，前编仍未超出第谷体系。后来，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公元1680~174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eas Pereyra，公元1690—1743年）用新的日益完善的数学方法推测日食，并于1742年（乾隆七年）编成《历象考成后编》加10卷，引入了法国天文学家噶西尼（D.Cassini）的理论，才使中国数学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也已采用牛顿（Isaac Newton）法。
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伽利略学说的人。在《五纬历指》卷三中，他明确提出“天汉”（即指现在通称的银河）乃星云的凝集；在该书卷八中，还举出了伽利略关于星体发光的本质的论说。尽管教会反对日心地动说，参与修历的罗雅谷、汤若望在《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中，还是大段大段地转录了伽利略在1610年运用望远镜所作的第一批大文观测记录；汤若望更在1640年所作《历法西传》中，从天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伽利略在天文观测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汤若望是第一个在中国支持伽利略学说的耶稣会士，他对天文望远镜的引进和仿制做出过特殊贡献。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来华，才对日心说作了明确的介绍。对哥白尼体系，他作了这样的论述：“哥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辄（zho怕，就）惊为异说，盖止持目证之故。”自此之后，哥白尼、枷利略的行星体系才得以在中国正式传播。这期间，18世纪英国制造的演示哥白尼学说的两架太阳系仪——初时称天象仪（orrery）——也运到了北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它们的引进，对蒋友仁日心说的介绍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
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1572年至1577年，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读书时曾师从克拉维斯（c.Claviius）学习数学。到中国后，1603年至1607年问，应徐光启之请，他们共同译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原本》后九卷的翻译，直到1856年才由李善兰和经营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完成）。《原本》的翻译，对于欧洲天文学以及几何学的了解与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开端。1611年，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Chuiai，推测、猜测），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利玛窦认为这是一本“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专著。清代数学家大都研究过这本书，并有专著探讨，如方中通的《几何约》（1661年）、李子金的《几何易简录》（1679年）、梅文鼎的《几何通解》（1692年）、杜知耕的《几何论约》（1700年）等。
继《原本》之后，由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于公元1613年编成，第二年刊印。这是输人中国的第一部欧洲笔算著作，原书名为《实用算术概论》。李之藻在该书序言中，讲述了他与利玛窦合译此书的缘由和目的，通过比较，他看到了西方数学中同于、异于和优于中国数学的地方。由于《同文算指》介绍的笔算方法简便可行，与现今算法相近，因此经清代数学家改进后在中国普遍推广。
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编著、合译的数学著作还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乾坤体义》（二卷，上卷论天体，下卷论数理）等。中国数学家在研究西方数学的基础上写出的数学著作有《测量异同》、《勾股义》、《几何体论》、《泰西算要》和《几何用法》等。
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有对西洋数学的专门介绍。内中有邓玉函著《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罗雅谷《测量全义》十卷。
清初成书的《天学会通》中，也有对西洋数学的介绍。该书由中国学者薛风祥（zub）依据传教土穆尼各（NieolasSmogolenski）所授知识编成，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物理等多门学科。数学部分，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较《崇祯历书》中的有关内容更为完备。
康熙皇帝酷爱数学，在他的直接支持下，历时31年（从公元1690~1721年）终于编成《数理精蕴》，凡53卷。这部数学巨著于雍正元年（1723年）刊印，全面总结了此前西方数学在中国传播的成果，鼓励、刺激了中国知识界研究数学的兴趣。其后，中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数学研究热，这与康熙的倡导、《数理精蕴》的编纂，大有关系。
地理学的传入与地图测绘利玛窦初到肇庆不久，即应当地长官的要求用西法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题名《山海舆地全图》（亦称灿海舆地图》）。后来，他又在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多次编绘世界地图，并被中国人多次刊刻印制，流传极广。他借地图宣扬的一些天文、地理知识，比如地圆、地球的大小、地心说、五大洲的概念、五带（指热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的划分、山川和国名等，影响也很大。利氏地图上的五大洲名和许多地名、国名，一直沿用至今。
利玛窦的世界全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部分绘制得比较精详。从现存的利氏地图中，可以推知他在绘制中曾参考过不少中国舆图并吸取了这些舆图的长处。利玛窦之后，在华耶稣会士如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蒋友仁等也绘制过世界地图。梵蒂冈图书馆藏有艾儒略的《万国全图》、毕方济的《坤舆全图》印本，米兰安布洛歇图书馆也有艾儒略地图的刻本。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于1674年刊印，分给两半球，巴黎国家图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都有藏本。1761年蒋友仁进呈给康熙皇帝的《坤舆全图》，曾于1767年正式付印，也是两半球图，高6尺，宽14尺，颇有气势。
自艾儒略到中国（1610年）后，中国才有较为系统的地理著作出版。1623年刊印的《职方外纪》，由艾儒略增译、杨廷筠汇记，共5卷。该书介绍五大洲各国风土、民俗、气候、名胜。第一卷亚细亚，第二卷欧逻巴，第三卷利未亚，第四卷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第五卷四海总说，列举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卷首有万国舆图，南北半球图，各卷有分图，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地理的专书。
S0年后的1674年，南怀仁将《坤舆图说》二卷付印，以说明同年刊刻的《坤舆全图》。上卷总述自然地理，下卷分说五大洲，最后是四海总说。上卷所依据的主要是利玛窦之说，下卷则大多采自《职方外纪》，最后列七奇图，介绍世界七大工程。
艾儒略还著有《西方答问》上、下二卷，1637年刻印出版，分条介绍西方风土。1668年，因康熙皇帝要了解西洋风土国俗，利类思、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ans）、南怀仁等传教士节录《西方答问》，编成《御览西方要纪》，流传频广。
遍于中国各地的西式建筑16至17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许多西式建筑，这些建筑大都是由基督教会出资兴建的。比如建于澳门的望德堂、圣劳楞佐堂、圣安多尼堂、圣奥斯丁堂和圣多明我堂等。1572年，澳门成立圣保罗学校，附设天主之母教堂，以大理石筑成。1835年大火之后，仅存饰有铜制雕像的大理石牌坊（俗称大三巴），成了今天澳门的标志性建筑。
明万历年问，传教士在南京建大教堂，俗称无梁殿，被认为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式教堂。北京宣武门内教堂，亦称“南堂”，是北京城内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该教堂原是汤若望在1650年春按中国式样建造的，后由徐日升（Thomas Pereyra）、闵明我改建成西式，但仍悬有“通玄佳境”的顺治御匾（bian）。教堂西面则是汤若望宅第。现今的南堂是1900年修复的，堂内有圣母和耶稣圣像及壁画。除了南堂，北京还有北堂、东堂、西堂，其中北堂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大主教堂，坐落在西城区西什库。在1900年义和团反洋教 运动兴起时，西什库教堂一带曾是激烈的战场。
杭州的天主堂，坐落在武林门内天水桥南，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从欧洲返回杭州后兴建的新堂，“制作制度，一如大西；规模宏敞，美奂美轮”（《辩学》抄本），成为中国境内最为华丽的教堂。上海的天主堂以安仁里世春堂规模最大，1640年改为敬一堂，是一座中西合壁的教堂和教士寓所。
清代西式建筑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是北京圆明园分园长春园中的欧式宫殿。从1747年（乾隆12年）起，长春园开始兴筑欧式宫殿，由意大利人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设计，法国人王致诚（又名巴德尼，J.Dents Attiret）。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协助建造。欧式宫苑建在园北狭长的地带内，包括6幢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式建筑、若干水法（喷水池，亦称喷泉）、欧式庭院以及园林小品，人们称之为“西洋楼”。蒋友仁精于喷水池的建筑，园内西洋水法都由他制造并管理。蒋氏去世后，喷水机械失修，喷水池便告废弃。圆明园规模宏大、构思精巧、风格独特，欧式宫苑与典型的中国园林融为一体，堪称世界造园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因此被王致诚推崇为“万园之园”（Jardin des jardins）。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海淀，次日傍晚便攻占了圆明园，进行大肆抢劫和破坏。10月18日清晨，联军开始纵火烧园，熊熊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最终使整个圆明园化成了一片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