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米那岛上的看守想着法折磨钱学森，他们看到钱学森睡着了，就马上把小黑屋里唯一的一盏电灯拧开，强烈的光线使疲惫的钱学森无法继续睡觉。可是，等钱学森清醒过来，他们再把灯拧灭。这样反反复复，每十几分钟，他们就把灯拧开一次，让钱学森一会儿也睡不了。
没几天工夫，钱学森就被折磨得没了人形，体重减轻了30磅，满脸的污垢使他看起来像个乞丐，他蜷缩在小黑屋的一角，浑身爬满了蚂蚁和虫子。他曾经明亮睿智的眼睛此时却暗淡无光，那宽大的额头也不再饱满，零乱的头发胡乱地垂在他的脸上，钱学森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腿和脚也开始水肿。
就在钱学森在特米那岛受煎熬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没有放弃营救他的呼声，杜布里奇院长给正在欧洲出差的冯·卡门发了一份特急电报，上写：“密斯特钱遭厄运，速来援救！”
接到这份电报，冯·卡门连夜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客机，他被这个突然而至的坏消息吓住了。他的学生，他的亲密战友，他最亲爱的钱学森怎么了？巨大的疑问和惊惧使冯·卡门要马上赶回美国，马上见到钱学森！
一踏进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就被学校师生包围了。人们向他诉说着钱学森的遭遇，杜布里奇院长也讲了营救钱学森的方案。冯·卡门还没有来得及进他的家门就直奔华盛顿，气愤点燃了这个70岁老人的怒火，他通红着脸踢开了移民局局长的办公室，将学院征集来的1．5万美元的保释金放在了这位局长的办公桌上。
移民局在人们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钱学森。
钱学森在特米那岛关押了15天后，终于被放了出来。当冯·卡门看到因饥饿和痛苦而脱了人形的钱学森时，不禁失声痛哭，老人一遍又一遍说着一句话：“孩子，你受苦了，我来得太晚了！”
钱学森被众人抬着回到了加州，在他被摧残得已失去热情的心里，隐隐泛起了一阵阵的感动。这个刚强的人躺在担架上，看着他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回到加州的日子仅仅是没有了饥饿和可怕的虫子，那些游荡在钱学森家外的鬼魂一样的人仍然困扰着他。他们监视他，不许他离开洛杉矶，甚至带儿子上幼儿园也会被人跟踪……
钱学森多次向移民局提出抗议，要求撤走那些可恶的士兵，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当天夜里的一次大搜捕。他的办公室和住宅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公共场所”，他的信件和电话也成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可以听的“公共消息”，甚至朋友们因为给他打一个电话也遭受到移民局的无休止的盘问。
这一切，让钱学森受够了！他诅咒这“文明民主”的国家，诅咒自己怎么来这样的国家生活学习！
为了减少他带给朋友们的麻烦，钱学森断绝了和许多人的来往，忍痛离开了他曾深爱过的老师和同学，住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尽管他不断地搬家，仍然甩不掉那些苍蝇一样死叮他的人。他的办公室总有几个前来捣乱的坏蛋，每次钱学森都用最难听的话，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撵走。钱学森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包容和忍耐，他已看透了一切，他渴望着能尽快离开这里，回到祖国的怀抱。
与此同时，钱学森的祖国———中国也得知了钱学森的不幸遭遇，愤怒的国人致电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国的无理行径，要求立即释放钱学森，还钱学森以自由。
南京、广州、北京……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走上街头，喊着“反对法西斯暴行”的口号，冲向美国领事馆。人们气愤地指责美国政府的丑恶行径，美国领事也被人们赶到了楼房的最顶层，人们发泄着心头的怒气和对钱学森的同情。
来自祖国的支持使钱学森万分感动，在漫漫长夜里，唯有来自祖国的消息才能点燃他眼中的光芒。他盼望着，希望有一天能获得自由，他将不顾一切扑向祖国母亲的怀抱！
3．《工程控制论》
苦难就像一块甩不掉的橡皮糖，死死地粘住了钱学森，越是想获得自由，自由越远离他。
从太平洋上那个噩梦一样的小岛上回来，钱学森就没逃离过移民局的监视，蒋英在家里也没能摆脱监视人员的纠缠。那些人在屋里乱搜乱拿，蒋英常常怀抱吓得缩成一团的两个孩子躲在厚厚的窗帘后面，她不希望孩子们看到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
为了避免他们在她家里乱翻乱找，她干脆把家中所有的柜子、箱子全都清理干净，把不用的衣物全部送了朋友。她和丈夫早就商量好了，只要有机会，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钱学森渐渐看出了美国当局的用意。为了使钱学森淡忘那些军事机密，他们不让他参加任何研究，为了使这些高新技术不致流入中国，他们阻止他回国一直到这些技术过时为止。
钱学森是不会屈服的，他默默地开始了向另一个高度的迈进。为了转移美国当局的注意力，他放弃了他深爱的导弹研究，转而研究起了工程控制。
在这种条件下搞研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那些黑衣人一看到钱学森进了实验室，就马上在门口吵吵闹闹，有时候甚至闯进屋子没事找事，把钱学森放得整整齐齐的实验用具搞得乱七八糟。
每当这时，钱学森就会强忍怒气，把被搞得七零八落的仪器放回原位，拨通电话，让学院保安把这些人轰走。他无心和这些人周旋，他告诫自己要沉下心，不能再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
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停止对他的骚扰，看到钱学森书房里的灯亮了，他们就把他家的电线剪断；看到钱学森在学校专心研究，他们就把他的研究资料偷走；深更半夜，正当钱学森要休息的时候，这些人又突然闯进来，说要例行检查……
每当钱学森为此感到痛苦的时候，蒋英就默默地起身拿来毛巾，帮丈夫擦拭着泪水，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看着钱学森。
“学森，不要难过，他们越是不让你搞研究，我们越得把它搞成，我们不能输！以后，你只管在卧室学习，我和孩子搬到客厅，我不相信他们会闹出人命来！”
蒋英坚定的话语给了钱学森莫大的信心。可是……他多么不忍心让爱妻受苦啊，看着妻子坚定的眼神，钱学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从此，他们共同的卧室就成了钱学森学习的阵地。衣柜里、床上、地上、桌子上、椅子上处处堆放着从学院拿回来的资料和仪器，钱学森在这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里，艰难地研究着一个全新的课题———工程控制论。
黑衣人看不到钱学森的影子，几次闯进钱学森的家，都被蒋英挡在了外面。为了丈夫的安静，蒋英用最狠毒的话骂他们，用大木棒打他们。这个昔日文静高贵的夫人完全变成了一个随时战斗的刺猬，只要有人来打扰她的丈夫，她就毫不客气把他们赶走。
那些黑衣人在蒋英面前胆怯了，再也不敢进那个小院了，只在附近转一转就无聊地走开了。
钱学森在卧室里学习，蒋英则几乎包揽了全家的一切家务，两个孩子的照料，洗衣、做饭、买菜、购物，家里的一切都是她一个人干。有一次钱学森实在不忍心再让因劳累患病的爱妻干下去了，他提出为妻子请保姆，却被蒋英拒绝了。
“那样对你的工作不利。我不需要，我能行。”
钱学森庆幸自己拥有这么好的妻子，一股激流涌遍全身。
他双手捧着蒋英的脸颊，坚决地说：
“英子，你是我最好的妻子和朋友，为了你，我也要把这本书写出来！”
妻子体贴入微的关爱，给了钱学森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勃博士和德普利马博士给了钱学森许多有益的帮助。这两个人都曾是他的老师，他们同情钱学森的遭遇，钦佩钱学森的勇气，他们经常把有用的资料送给钱学森，给钱学森写一些建议性的话语。
虽然是一点小小的帮助，一两句支持的话语，在受难中的钱学森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他多次在他的实验室里感谢正给他帮忙的老师们。
这个全新的学科，使钱学森冰冻的心复苏了。老师们的帮助，妻子的支持，使他很快进入了全速行驶的轨道。这个与生产过程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与国防问题密切相关的学科使他重新找到了自我。
他不知疲倦地写着，书稿把他的卧室占满了，他的书桌上只留下可以放一张纸的位置。他像一个突然发现金矿的淘金者一样，充满希望地工作着。隐隐约约，他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后他在祖国的大地上指挥建设的身影。
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于1954年发表了。书稿完成的那天，正值妻子蒋英的生日，钱学森兴奋地从卧室跑出来，激动地抱起正弯腰做饭的妻子。他转呀笑呀，两人瘫倒在地板上，儿子永刚、女儿永真也加入到他们中间。笑声、叫声把他们许久以来积压在胸中的怨气全部发泄了出来。
钱学森望着妻子的笑脸，认真地说：“英子，这部书是在你的帮助下写成的，也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蒋英真幸福啊，她微笑着看着她的丈夫。虽然多年以来跟着他受了不少的苦，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高兴地拉住钱学森的手，撒娇地说：“那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可以陪我跳个舞？给我过生日？”
那天晚上，钱学森家里的灯光亮了一夜。
《工程控制论》的发表，使美国科技界大为震惊，这本书的深奥和先进程度，使人们叹为观止。正如有人预测的那样，这本书出版后，美国人在四五年内无人真正懂得它的内容。
的确，这本在苦难中诞生的作品，凝结了钱学森太多的心血和汗水，他把多年来积攒的知识和经验写进了这部书里。他的名字和这本书的封面一起出现在美国最畅销的报纸上，书商们寄来了订书单，人们抢购这本书，钱学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又上升了。
1956年到1958年，这本书分别用俄、德、中文三种语言再版了三次，科学家们深深地为这本书所倾倒，美国各地向钱学森发出了邀请，为狂热的人们发表演说。
但是，钱学森拒绝了所有的邀请，钱学森日夜期盼的，仍是回到自己亲爱的祖国！
如今，他的《工程控制论》可以证明他的研究方向已经离开了核和火箭，离开了美国当局密切关注的机密领域，他多么希望美国当局能马上放他回国啊！
1954年9月，在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来到钱学森的家中，他是专程前来向老师辞行的。明天，他就要回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