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6日我在从普林斯顿往纽约的路上，听无线电说弗里德曼早上不幸逝世，甚感惋惜。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前半叶是凯恩斯。凯恩斯看到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认为让市场经济自由活动的话，是有危险的。但是，弗里德曼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比凯恩斯高。凯恩斯认为在富裕的市场经济社会，收入提高了，消费不会相应增加，会引起不景气。为了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就需要增加政府开支。弗里德曼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消费和持久收入的比例是不变的，他用“持久收入”解释消费。他在1957写了《消费函数理论》，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指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不景气，是因为货币政策错误。50年代，人们对他的货币理论争议很大，后来，货币重要的观念才广为接受。他主张维持货币增长的速度，以稳定总生产增长率与物价，后来该主张被认为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的实践指导。
弗里德曼思想敏锐，心直口快，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1951年我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一到校，就听说弗里德曼非常严厉，许多同学都有些害怕他。但在其后四年的学习中，我发现弗里德曼的严厉来自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反应能力。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讨论中，弗里德曼听完陈述，当场提问，反应得非常快。有一次我在他的研究小组中介绍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他几乎对我的文章中的每一部分都提出了批评，讨论得非常热烈。但是讨论结束后，他对我说，要不是你的论文值得讨论，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去跟你辩论，让我大受鼓励。他尖锐的提问，会迫使学生更加思考，立论更加谨慎。
在研究方面，弗里德曼只选与经济问题有关的重要题目，对纯理论的游戏不感兴趣。他能把握问题的核心，用非常简单的理论解答。他希望找到在不同经济体系与不同时代都可应用的经济理论，如上述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与货币理论便是例子，另一例子是他发现了货币增加对总产出与物价的影响。
弗里德曼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可能有另外两三位经济学家有同等的学术贡献，但对社会的影响力都不如他。他的著作如《资本主义与自由》及《自由选择》影响了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体系，他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在于做高官，只在写作与教学，他的学生亦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毕业以后，我凭着弗里德曼的一封推荐信，就被麻省理工学院聘用了。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推荐了我2004年出版的《认识中国》（Kwowing China）。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弗里德曼的兴趣，1980年和1988年他曾两度访问中国，1988年那次还会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80年代以后，他又到中国大陆和香港访问，亲身体验到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认为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
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有些看法也出错误，但他性格直率，发现了错，就承认，很令人敬佩。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高度的通货膨胀，走向崩溃，非常悲观。对此，我的意见与他不同。过了一年以后，崩溃没有发生，中国经济相当稳定，我就写了一封Emai1给他，说他一年前的话有些错误。他回了一封信，说他不是有些错误，是完全错了，并且说他从中得到一个教训，今后对中国的经济知之不多，就不应该随便说话。但为时不长，弗里德曼又对中国能否在香港回归后成功执行两套货币体系说不可能。
但我相信，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弗里德曼改变了看法。2004年6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弗里德曼认为在未来75年内，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香港是经济政策方面做得最好的经济体，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乐观。虽然中国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我和他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