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麦金农的意见交换背景简介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汇率体制调整，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随后不久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对这次改革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同样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看到麦金农的文章后，以电子邮件方式与前者进行了数个回合的意见交换，提出了与麦金农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下面刊载的是经过邹至庄教授整理和同意发表的意见交换稿。编辑部钦佩这种学者式的交流态度，也许是我们在国内时下的学界难得看到，故特别愿意在此将它推荐给读者。并同时发表北京师范大学贺力平教授对“麦邹交锋”的评论。两位主要当事人在通信中相互称呼对方名字：麦金农教授名为罗纳德或罗，邹至庄教授英文名为格雷戈里或格。但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文中称呼均改为麦金农和邹至庄，麦金农文字使用楷体，邹至庄文字使用宋体。
【注】本文原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1～12期。经作者同意，作了部分修改。——编者注
第一次意见交换，2005年7月29日，星期五
亲爱的麦金农：
我碰巧与您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持有不同观点，现将我的评论意见附下。您的任何回复都会给我教育和启迪，并将不胜感谢。
此致
邹至庄
以下是麦金农《华尔街日报》7月29日文章逐段摘录及邹至庄的评论意见：
麦金农：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放弃已有十年之久的固定汇率制度，对来自多方面的外部压力做出让步。毫无疑问，一些压力别有用心。有国会议员威胁说，除非人民币升值，否则要通过法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货物加征27.5%的关税。国会议员还对布什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让后者坚持认为中国属于“中央计划经济”（而不管其开放程度究竟如何，以便于向中国施加诸如反倾销之类的贸易制裁。十年前，中国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0）谈判时，华尔街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许多金融机构纷纷向美国财政部游说，要求中国放松资本管制并逐渐允许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即使其他WT0成员国也没有实行这些条款。中国一直在遵守这些条件，而且还在超出WT0协议的基础上不断降低关税并削减进口配额。
尽管多少有些不确定的货币升值或过早的解除资本管制并不像鸦片一样有害，但它们对迄今为止强健的经济增长和促使大量人口摆脱赤贫的巨大成功可能带来的危害不应被低估。
邹至庄：
中国经济增长与固定汇率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因果关系。请注意在这段增长时期内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曾数次改变。（A）
麦金农：
通过近十年来的将人民币兑美元汇价固定在8.28元水平上，同时让货币政策围绕这个“锚”而运作，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以CPI衡量）出现向美国水平靠拢的趋势，现在已低至每年2%左右。
邹至庄：
中国出现低通货膨胀率，不是因为固定汇率，而是因为朱镕基在1996～2002年实行了限制性货币政策，即出现了低的货币供给增长率。（B）
麦金农：
部分地由于其他东亚国家（除日本外）也都或多或少钉住美元——这个地区对外贸易几乎都用美元标价，与美元不变的汇价便成了中国货币政策极为成功的瞄准对象（锚）。东亚地区这种集体性美元钉住制确保了汇率的稳定性以及价格水平调整的一致性，并由此促进了这个地区相互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和有效率的增长。在固定汇率下，中国的GDP和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尤其引人瞩目。
邹至庄：
在中国事例中，固定汇率与GDP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许对某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乏货币政策纪律，它们采用固定汇率可能是一个好办法。（C）
麦金农：
然而，7月21日，人民币升值了2%。这本身是一个小幅上升，每日上下波动区间限制在很窄的0.3%以内。但更为重要的是新措施所蕴涵的意思，即放弃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的旧“平价”，同时又没有明确宣布高度管理下的浮动汇率究竟如何运作。现在远期汇率已变得很不确定了。中国实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我对新政策有五点负面看法：
（1）改变了原先的固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将不得不设定一个新的“锚”或规则来指导货币政策。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政策时，什么也没说。中国人民银行会采用内部的通货膨胀目标吗？将会使用什么样的金融工具来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呢？
邹至庄：
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关注货币供应量增长，为何还需要一个新的目标对象呢？（D）
麦金农：
（2）因为中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趋同于美国水平（甚至比美国水平还略低一点），人民币任何显著的持续升值（美国想要人民币升值20%～25%）都将驱使中国进入通货紧缩。首先会出现出口减速和国内投资增长减缓，以及更一般的，GDP增长率下降。
邹至庄：
人民币显著升值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如果我们相信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会引起通货膨胀，则人民币升值将会减少贸易顺差以及转换为外汇储备的资金流入的增长。正是这种资金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同时表示人民币资金的相应增加）引起了2004～2005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将降低通货膨胀率。（F）
麦金农：
（3）在面临更多升值压力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只允许小幅升值（如7月21日宣布升值2%一样），则热钱流入会加快。如果中国推进金融自由化，采取诸如解除利率管制等措施，中国公开市场利率就会被迫趋向于零，因为套利者们正在下赌注于未来更高的人民币币值。中国目前已经接近于陷入零利率流动性陷阱，几乎与日本一样——上海的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即将下降到1%。一旦跌入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中国人民银行（与早先的日本银行一样）在面对通货紧缩的压力时会束手无策。
邹至庄：
我同意小幅升值会引致更多热钱的投机性流入，但因此解决办法只能是一大步改变汇率，正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做过的那样。（G）
麦金农：
（4）货币升值，不管是人为的大幅调整还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调整，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都是难以预料的。即使出口增长减缓了，同时出现的经济增长减速也会使中国的进口需求减少。因此，货币升值对贸易平衡净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邹至庄：
麦金农，我早年肯定没有学好经济学入门课程国际贸易那一章。我曾以为，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变贵，同时使国外商品在国内市场变得便宜，二者都会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当然，具体结果要取决于国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中国市场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弹性。因为这些商品都有替代品，所以弹性会很高吧。（H）
麦金农：
（5）由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将是模糊不清的，美利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人民币升值不够。因此，放弃“传统的”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比价，至多只能暂时缓解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
邹至庄：
这一点也许是对的！
麦金农：
如果你认为我对中国新政策的评价过于负面，请将现时中国与二十年前或更早些时候的日本相比。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敲打日本的观点在美国非常流行，就像今天敲打中国论一样。那时，日本是美国所有双边贸易中最大的顺差国，连续不断地受到贸易制裁的威胁（来自美国国会的威胁多于来自美国总统的威胁），除非日本“自愿地”在一些商品上实施出口限制，并让日元升值。日元确实从1971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断断续续地上升到1995年4月的1美元兑80日元。日元升值搅乱了日本金融系统（80年代末出现泡沫经济），并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冷酷的通货紧缩——这正是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尚未完全恢复过来，至今仍处于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之中。这个陷阱使日本银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日本贸易顺差与GNP之比从来没有出现任何显著下降。
邹至庄：
我对日本情况了解不多，不便评论，但我不会轻易地接受这种看法，即认为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减速是浮动汇率造成的。持此看法的任何人都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而不能仅仅是说说而已。也许您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大量著述，但上面所说“日元升值搅乱了日本金融系统”并不让我信服。
麦金农：
很大程度上由于华盛顿立法者所施加的压力，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现在可以说是星云密布，前景模糊。没有谁能说得清楚货币政策的目标对象是什么或者指导方针是什么，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现在是随机行事，任何人都可以去猜测，亦如过去（以及现在的日本一样。
邹至庄：
您也许可回想我曾是提议中国台湾实行浮动汇率的几位经济学者之一。中国台湾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后，经济持续增长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最近由于别的一些原因而放慢了速度。
第二次意见交换，8月1日，星期一
亲爱的邹至庄：
我很荣幸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中的泰斗人物，能抽出时间阅读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并进行了如此细致的反驳。我们之间的主要不同是，我作为一名货币经济学家，认为在开放的经济体中，汇率仅是现在或未来预期的货币政策的体现；而你则属于不赞成这个看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一员。
我把你的主要观点用大写字母标示如下，并逐一进行回答。
麦金农：
（A）（B）和（C）：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期内，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开放经济体。政府拥有的贸易企业隔离了本国与外国相对价格的联系，那时当然还流行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外汇管制。正因为这样，中国当局那时能够调整（降低）官方汇率（他们曾调整了多次）而不至于让这些调整对国内物价水平、货币政策或经济增长率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到1994年，随着即期外汇市场与调剂外汇市场的统一，以及基本上接受经常账户下货币可兑换，中国经济体变得更为开放了。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1994年在将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合并到8.7元人民币兑1美元（官方汇率由5.5调到8.7）时出现的人民币过度贬值极大地加剧了1993年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的通货膨胀。
邹至庄：
如后所说，这也是一个可疑的论点。我认为（参见www.princeton.edu/～gchow文献下载区《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价格水平和产出》以及《中国经济转型》7.3节），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因素是货币供应量M0、M1或M2的增长率。特别是，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可由通货的快速增长来解释。1991年、1992年、1993年和1994年末流通中的货币量分别为3179亿元、4336亿元、5865亿元和7288亿元（参见《中国经济转型》英文版第二版，第120页）。
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说发生在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之前。在汇率或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上，我们之间有不同看法。上引两篇参考文献中，我论述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重要性。
麦金农：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坚持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汇率达十年之久，直至2005年7月21日，其间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个方向上的压力。2005年，当中国经济已变得非常开放时，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的中国通货膨胀率已趋近于一个略低于美国的水平。我并不是认为汇率本身决定了中国的物价水平，而是说，汇率目标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政府以某些直接手段调整投资以及实行货币政策中的对冲操作等等。
当然，连带汇率的货币政策本身主要影响的是通货膨胀率而非实际经济增长率。不过，我也许可以指出，1980～199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多波动，其中，1988～1989年以及1993～1995年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4年以后，在固定汇率制下，经济增长不仅快，而且比较平稳，并且没有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邹至庄：
在前引《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价格水平和产出》一文中有一节“中国货币简史”，其中没有借助汇率就解释了你上述两段所讨论的历史事实。
麦金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