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和其他国家的人大致一样，今天谈的是一个宏观经济的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都适用于解释中国不同时期的情况。
1985年8月，我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1953～1982年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消费和投资是如何决定的。该文采用的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分析截止到200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数据，下文会作进一步解释。
关于消费的决定问题，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理论：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二者增量之比小于1。如果凯恩斯是对的，那么很容易推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收入的增长会导致总需求不足，因为消费量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收入的增长；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增加开支以促进总需求。事实证明，凯恩斯有关消费决定的第一点悲观理论是错误的，但他正确地指出了总需求不足时，政府增加开支能够拉动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践凯恩斯的第二个论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需求由于政府军用支出的减少而急剧下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预计战后的美国经济将面临萧条。但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开始挑战凯恩斯的消费方程，于1957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之后他因在该领域的研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该假说中，持久收入可以理解为代表性家庭或个人长期收入的一个平均值，即一个稳定的收入，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一定比例；在他研究的时期，这个比率在美国约为90%，并且该比率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是因为消费者在决定消费数量时所依据的是持久收入或者长期购买能力，而不是现期收入。实证分析也表明，持久收入相对于现期收入能更好地解释美国的数据。在此之后，罗伯特·霍尔又指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正确，由于当年消费和次年消费都是根据人们对持久收入的估计来决定的，那么上一年的总消费量就是当年总消费量的最优估计。因此，上一年的总消费可以用于很好地解释当年的总消费。
为建立投资的决定模型，我假定合意资本存量与产出成正比。既然投资是资本存量的变化量（当年资本存量减前一年的资本存量），那么也就决定于产出的变化。这个理论就是众所周知的乘数-加速数原理。加速是指速度的变化率，而这里的速度指的是产出的增长速度。当产出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放缓时，投资就会减少。在该模型中，产出的增长变化率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大于1，因此投资波动的幅度要大于产出或收入的波动幅度（总收入等于总产出）。
总的来说，消费是比较稳定的，其波动幅度小于产出的波动幅度；而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产出的波动幅度。
将决定消费和投资的两个模型结合起来，我对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估计。模型中的变量都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正如我198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数据来自1952～1982年）的结论，模型的估计结果再次证实了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和决定投资的乘数-加速数原理。估计投资模型时，我同时引入了上一年收入和当年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上一年收入对投资的影响系数为负，当年收入对投资的影响系数为正，且二者的绝对值相等。这说明，正如乘数-加速数原理预言的，投资量能够由收入的变化来解释。我还发现使用这两个时期的数据所估计得到的结果相似。
消费和投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上述消费和投资理论对中国经济都同样具有解释力。
（魏立佳、杨广亮、何泽、李学梅、周文婧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