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报缝里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中央批准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4.8个百分点，年利率可达12.4%。当时他和妻子在电线厂的经营中攒下了5万元钱，这5万元存在上海的银行里，年利率为7.6%，一年可得3600元利息，他辞职前在厂里的工资每月是68元，一年加起来也只不过800多。杨怀定眼睛一亮，如果把5万元存到温州的银行，他就能多得2400元利息。谨慎的他立即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了一封信，问上海报纸登的是否确有其事，温州人民银行回了一封加盖公章的信，证实这是事实。他和妻子商量之后，于1988年4月16日从上海银行提出全部的财产5万元，买了去温州的船票。“人生本来多变幻，千岩万转路不定。”就在他登船的当口儿，当天出版的报纸上的一条消息使他立即退掉了去温州的船票。这条消息就是：从1988年4月21日起，上海国库券市场开放。在消息的下面清楚地写着1985年国库券得益率为15%。他的5万元为此又多出了1000元的利息。
正是这条不起眼的消息改变了杨怀定的人生。1988年4月21日，对杨怀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这是国库券放开的第一天，他早早地提着5万元现金站在了银行国库券交易柜台前。当时1985年国库券成交价是108元，离到期还有两年零两个月，这个价买进，到期后100元有37元的利息，年利息超过了15%。当时他非常谨慎地只买了2万元。没料到下午没事去银行看看，1985年国库券居然涨到了112元，他赶紧抛掉，竟然几个小时内就净赚了800元。800元相当于他辞职前一年的收入啊！正如以后的股民第一次买进和抛出股票一样，杨怀定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炒”。
正是这次切身的体会，杨怀定“否决”了把国库券当做存单的概念。“我回来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就肯定赚钱。”事后他回忆道。于是他开始“炒”起了国库券。不久，除上海之外，又有六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市场，已是“老炒手”的杨怀定意识到国库券由于随行就市，在六个城市间价格肯定不同，其中必有差价可做。但是跑外地费用增加，本小利薄，所以他动员亲朋好友投资，最后本金增加到了14万。第一次跑的是安徽合肥，他在安徽工作的弟弟告诉他，当地的国库券与上海的差价为2元钱，于是杨怀定到工商银行合肥分行的一家交易柜台前通吃那里的国库券，共106500元，第二天到上海抛出，获利2200元。
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尚未建立统一的市场，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不一样，像上海这种大城市，国库券的价格比农村贫困地区的价格要高：而有些地区国库券没人要，单位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搞摊派，老百姓买回国库券，又以八折价抛给银行，银行再以九折卖出来，这样从外地一些落后地区的银行可以买到九折的国库券。于是杨百万天天到外地收进国库券，到上海卖给银行，这样每100元国库券可以赚1～10元的差价。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为了几元的差价，他根本坐不起卧铺，挤在火车车厢里到达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买进后匆匆赶回，到上海直奔银行机构卖出。一次又一次，以最快的速度来回于上海与外地之间，白天在银行交易柜台前，晚上在火车上，没日没夜，火车的硬座就成了他的床铺，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到底跑过多少省份多少乡村和城镇。有些地方跑多了，银行工作人员对他也熟悉了。有一次他带着巨款到安徽某县银行，银行门口排着长队，农民们春耕时纷纷提取现金，出现了挤兑，银行现金已用完，正准备打发农民离开，见杨怀定来了，知道又有现金了，一边给杨怀定国库券，一边把他箱子里的现金发给农民。
几年下来，杨怀定积累了资金。他订阅了26种金融、经济方面的报刊杂志，在各地建立了关系网和信息网，通过电话知道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与存量，有选择地跑价格低存量高的地方，效率与金钱同步增长，赢利最多的两个月，他竟赚了50多万。最多的一个月，由他经手流入上海的国库券突破1000万元，这引起了上海财政界、金融界的震惊。
放下架子借钱
为什么能买到九折甚至七折的国库券？这还得从国库券的发行说起。
国家1950年发行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实物计算标准，单位为“分”；1954～1958年发行过“国家经济建设公债”。20世纪60年代，停止了国债发行。停发是因为我们建立起“自力更生”的观念，借钱仿佛是很没面子的事。1972年2月21日，中美关系破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或许为了表示一种友好的姿态，我们破例向西方国家借了一笔钱。1973年冬向英国、法国和当时的西德借了93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使武钢引进了一米七轧机，进口了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但面子敌不过票子，1979年和1980年，中央财政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赤字。怎么办呢？在编制1981年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放下架子借钱。于是1981年又恢复了国债发行。不过叫法改变了，为了体现中国特色，将其称为国库券。一直到1995年，终于承认这不是什么特色，重新改称国债。那时已经不再印刷实物，主要有“无记名国债”、“凭证式国债”和“记账式国债”。
名称改来改去很容易，可想发就发却没那么容易。1981年，那可是计划经济的时代，你可以计划借钱，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借给你。为此政府组成了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领衔，人民银行、计委、中央宣传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机关部门统统友情加盟。第一任推销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担当，后来干脆由财政部长王丙乾亲自挂帅。这样的推销具有强大的政治气势，可那时的老百姓，每月几十元的工资，要说愿意借钱，恐怕是很少的。几年下来，这种方式落下个行政摊派的名声。到了基层，自然有些走样，老百姓也就有怨言。有些单位，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干脆从工资里扣，工资的一部分成了国库券；山里的农民兑付困难，要用钱，翻山越岭到县城，银行却隔天办理。有报道说，自1987年6月以来，湖南益阳市的一些企业，用收取国库券来推销积压产品，有的单位公开贴出告示，国库券以5～7折折合成现金，购买积压产品。后经益阳市政府组成调查组进行查处，查获四家单位非法收取国库券10万余元。
国库券最大的问题是流通。那时老百姓还很穷，家庭经济很脆弱，要用钱又不能兑付，只好折价换现金。1987年10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个“内参”，刊登了静安交易柜台经理黄贵显谈国库券买卖问题的文章。当时的央行行长陈慕华在内参上作了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发话了，事情就好办。1988年3月，财政部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4月，首先放开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7个城市，这些城市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6月，又放开了54个大中城市，到1991年3月，全国城市统统放开。这一放开，也就有了“杨百万”们赚差价的机会。
不仅“杨百万”这种号称“草根股爷”的“打桩模子”（上海人对街头做黑市交易的人的称呼）在炒差价，一些后来在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都在国库券放开时炒了一把差价，其中就有万国证券的头儿管金生和申银证券的头儿阚治东。
不知杨怀定和管金生是怎么“勾搭”上的。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放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准备不久后上市。管金生把这个消息通报给杨百万，原因估计是万国公司出面到黑市上收购不太好。杨百万心领神会，从万国证券公司扛了一台点钞机到海宁路1028号，这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办公室。随后他大肆收购黑市上的1988年国库券，当时黑市价为75元，杨百万收购了上海黑市上一半的1988年国库券。如此疯狂的收购行动，引起了金管处的注意，处长张宁到万国公司搞突击检查，管金生早得知消息，把所有国库券从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从地面堆到天花板。张宁在金库里什么也没找到。几个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开在104元，杨百万和管金生悉数抛尽。从75元到104元，这个差价做得爽。
申银公司也在国库券上大捞了一笔，那是在1989年底。当时风闻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库里积压着1000多万国库券，在撤销消息之下出现了挤兑，公司需要现金应付局面，于是这家北方公司给阚治东打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国库券一时无法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帮忙吧。”危难之际的报价自然不会高。“好，1000万我们都要了。”阚治东当即答应。“什么时候过来？”“下午就动身。”阚治东马上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应梁设法开出支票。当时都是现货交易，1000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的是10个大麻袋的国库券。要把这些国库券从哈尔滨运回上海可不容易。他们从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借了几把枪护卫，可带枪不能上飞机。租军用飞机不能直飞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很不安全。最后和哈尔滨铁路局商量，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铁路公安派人日夜持枪看守。这样才提心吊胆地运回上海。不过在阚治东看来，这太值了。1000万的国库券，利润超过了100万。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恐怕与这笔国库券有很大的关系。
要是管金生和阚治东不是为公司炒国库券，而是为了自个儿，恐怕沪上就多了个“管百万”和“阚百万”。
转战股市的“杨百万”
由于进出银行的国库券数量巨大，“杨百万”引起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注意，银行内部对这种行为颇有争议：如此巨额买卖国库券是否属于个人经营金融业务？要知道国家有明文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同时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投机倒把也是争议的焦点。不要说对此银行搞不清，“杨百万”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他跑到市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室，填写了人民来访的单子，然后向有关领导讨说法。他掏出口袋里的《金融时报》，指着上面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段话道：“你们行长在报上讲，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国库券。”把政府有关人员“将”得一时语塞，等缓过神来，人家的回答也很妙：“开放国库券转让，目的是为了提高它的信誉，你说合法不合法。”
杨怀定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毕竟是优秀工人，他不愿意被人看做投机者，既然国家放开了国库券市场，允许买进卖出，那么他就去上海工商管理部门申请个体户执照。“职业投资者？”办理执照的还没听说过有这个行当，只好发给他一张“待业证”。1989年，他又到税务部门去要求纳税，税务部门表扬了他主动报税的做法，但根据当时国??的规定，国库券买卖是免税的，税务部门自然也没法征他的税。
在经历了一番“正名”之后，“杨百万”正正规规地建立起自己的证券投资办公室，以每月200元的工资雇用了自己的员工，由手下人跑全国各地，收集国库券。由于当时还没有百元面值的钞票，1万元10元面值的钞票重0.6公斤，50万元就是30公斤，带在身边跑长途很不安全，所以“杨百万”就到公安局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上海的《解放日报》还特别刊登了这条消息。
“杨百万”并不是什么股市神话，杨怀定投身的不是商界，而是证券之海。他与第一批靠摆摊发家的个体户一样，身上具备敢作敢为、吃苦耐劳的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既然下海了，就不怕淹死。我们这些投资者都是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富起来的，或者说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原来都是穷光蛋。可以这样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别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他成功后的“百万”，实际上，“杨百万”的钱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个体户的一样，每一分都浸透着汗水，并非一夜暴富，在介入股市之前，他早已拥有了百万资金。在上海股市刚刚兴起时，他已是证券界的资深投资家了，虽然那时投资的是国库券，但他对中国金融业的熟悉程度是新兴股民无法相比的。
这种熟悉使他对中国的证券业独具慧眼，他不会不知道中国第一张股票飞乐音响的发行，也不会不关注上海股市的发展，正像从一个小摊位做大了的个体户在适当的时机会建立自己的公司，“杨百万”也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介入股市。事实证明，他选择的时机是最恰当的。
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有些信用社甚至银行把几十年的赢利都赔了进去，导致了亏损。这则消息使他敏锐地预感到银行利率将下调。同时，一直以国库券为主战场的他意识到，随着国家对国库券交易信息的强化，各地的差价会越来越小。从表面上看，国库券的收益率为24%，而股票红利最多也不过15%，但做国库券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
真正使“杨百万”们不得不结束国库券生涯的，主要是这样两个原因。
1991年1月7日，财政部国债司两位副司长张加伦和高坚走进“联办”的办公室，他们是来商讨国库券的发行方式的。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展开，国家要把国库券的发行方式从行政推销改为承购包销，发行价格根据投票来决定。用市场化手段发行，一方面可以降低发行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把风险转移给包销商。找“联办”商量，是给“联办”一个总协调的身份，让它组织1991年国库券的承购包销团。1月28日，财政部给了“联办”这样一个授权，“联办”正式开始了国库券的市场化运作。
国库券发行方式改革与李青原女士或多或少有关系。李青原当时是国家体改委的一个处级干部，同时又在“联办”兼职。她一直致力于国库券市场化发行的研究和推进工作。1990年秋她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库券承购包销没有成功的“通知”，“通知”里认为，没有成功的原因是有关机构协调不力。这回由“联办”来协调，或许事可成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