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上过许多次当的股民们对“利好与融资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果然利好之后，股市的融资速度进一步加快，从“国九条”出台，到2004年6月30日，又有75家企业发行了新股，募得资金266.2亿。2004年6月之后，新股停发了半年。2005年1月14日，证监会宣布再次恢复新股发行，并正式实施股票发行调询价制度。华电国际成为这一新制度下发行的第一只新股。
2004年9月底，《上海证券报》和新疆证券联合进行了百家机构看市场的调查。在“您认为2004年以来‘国九条’的落实情况”一栏中，很不理想占37.17%，少有落实占58.97%，而落实得不错只占到3.84%。说明机构对“国九条”的落实也没了信心，所谓“利好”又成了表面文章。从融资中心转变为投资中心，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当股市被“否定”地扬弃时，上证指数1300点这张支撑了两年半的铁床坍塌了。2004年9月9日，开盘不到半小时，仅仅成交了2.5亿元，沪市就跌破被业内称为市场“铁底”的1300点。创下自1999年“5·19”恢复性上涨以来的新低。当天，一份证监会官员与几家大券商座谈会的会议记录被公布。会上一些券商与基金公司对“证监会很可能将不再托市救市”表示了担忧和不满。当天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的表态：证监会不再搞托市救市。消息一出，市场一片哗然，谢庚成为股民的众矢之的，在媒体的穷追猛逐下，谢庚发急地叫道：请大家考虑，当前市场是先救命还是先治病！
这忽悠大了，医生恐怕也听不懂吧。治病救人本来是一个行为，咋会有先有后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鸡和蛋是相互依存的，咋会有先有后呢？大家被忽悠多了，一时间也没人发现这有什么不对，市场围绕着“先救命还是先治病”这个根本不成立的命题，分成两派，互不相让地“骂山门”。
“监管部门本来就不应托市，但并不等于该做的事情不做了。”学者王连洲道。《中国证券报》发文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监管当局不会也不应该托市。反思我们的市场，目前的下跌早已经超出正常景气循环下跌的范围，制度缺陷下的悲观预期主导了下跌趋势。离开救命谈治病，听起来振聋发聩，实则于事无补。只救命而不究治病之方，必然会重复“在发展中解放问题”的老路，只是在没有变化的制度框架内发展上市规模，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只会“发展”问题，市场风险不但不会后移，而且会更大。中国股市已经面临自下而上危机，“哀莫大于心死”。改变股市单一的圈钱功能，以民为本，以投资者利益为本，是破解股市危局的当务之急。如果政策各方不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将受到直接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将受到重大影响，这样的历史罪责有谁能够承担！
面对市场的大跌和大争论，最高领导层也坐不住了。9月13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部署经济工作时提出了八条要求，其中第五条便是：抓紧落实“国九条”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稳步健康发展。消息一出，第二天股市反弹40点，第三天，上证指数再反弹54点。温总理提出了要求，下面的部门就积极办事。9月14日和15日，证监会连续召开紧急内部会议，两次会议参与主体分别为基金公司和鼓励合规资金入市专题工作小组。证监会定下了两个基调，一是重树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二是市场建设有很多工作要做，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基调当然空洞得很，实质性的内部是：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银行资金由此可以名正言顺地间接入市。9月16日，《人民日报》再次报道股市行情，并配发了《重振投资者信心》的经济时评。虽然各方表态积极，但9月24日，上证指数在摸高1496点之后，又开始下滑。上证指数又回到1400点之下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谈何容易呀。
2004年10月，应对“国九条”的所谓“九大利空”传遍股市：（1）中小板率先全流通。（2）大盘股将上市。（3）查处券商资产管理业务。（4）深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小型股市场。（5）10月下旬将恢复发行新股。（6）交通银行要在年底前登陆沪市。（7）以股抵债试点扩大。（8）证监会对基金高管人员行为进行规范。（9）国企资金撤离股市。这“九大利空”真真假假地在股市里流传扩散着。10月26日，证监会对一些媒体刊登的不实消息进行了严厉谴责，说这违反了新闻职业的道德，证监会将保留诉诸法律途径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光谴责有何用？得赶紧落实“国九条”，否则“国九条”也将成为“传言”。
这时境外也来插一脚。10月2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瑟琳·库柏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在高回报率承诺的引诱下，投资者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天知道，我们啥时候承诺过高回报。10月27日，《日本经济新闻》已经算出来，有600亿资金流入股市，这相当于上海交易所平均一周的买卖金额。10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起劲地说，允许保险资金公司投资股市为持续低迷的市场加了把火。
翻开2004年4月26日发布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暂行规定》，哪里有一条允许保险资金可以直接投资股市。没想到，老外造起谣来，一点都不差。虽然他们只有小股部队受到围困，立即与中国股民成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有难一起遭，有谣一起造。但老股民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政府急于让股市走好、走牛，是要再次把股市作为手段，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
“小石”激起大波浪
2004年11月16日，《京华时报》披露，证监会官员王小石被检察机关带走。报道说，在2004年7月份，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匿名举报，说证监会的王小石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检察院反贪局立即进行调查，经查实后，11月3日下午，反贪人员来到证监会抓人。也巧，王小石不在，在市委党校学习。证监会马上以“工作需要”为由，通知他马上回单位，但他以有事为借口，没回单位。第二天一早9点，反贪人员直接来到党校逮捕了王小石。
平时也没啥，可正当股市一病不起，大伙儿吵吵着治病救人时，这样一颗“小石子”“啪”的一声打在人们绷得都快断裂的神经上，那是啥效果？还不惹得市场人士怒发冲冠。
王小石什么官？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副处长在北京算不了啥官，可发审委工作处负责的是企业上市申请的审核和上市公司再融资等资格的审核。证券市场每年要融资多少钱？官小，权力却大得不得了。不过作为个人，王小石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他只是安排那些通过前期预审的企业上会，并且组织那些发审委员们开会审核，工作性质像个地道的办事员。可这个工作也有贪污的机会。谁来审核，你知道吗？王小石知道。于是他把“知识就是力量”理解为“知道就是金钱”，把发审委委员的名单卖给了谋求上市的福建凤竹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据说这份名单卖了20万。至于怎么去搞定这些委员，那是企业的事。
在2001年之前，股票上市采取的是审批制，配套额度控制，地方政府和部委都拥有推荐上市公司的权力，只是份额有限，监管部门负责按限额审批。2001年以后实行核准制。到2003年，证监会为了加强券商与上市公司间的连带责任，推出保荐制。实行核准制以后，审核过会这一关尤为重要。发审委委员实行换届制。当时发审委有25名委员，除了来自北京大学、发改委、国资委的3名委员外，其余22名来自证监会、交易所、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据证监会资料统计，到王小石案发时，发审委的59次发审会议中，共有182家企业上会接受审核，其中121家企业顺利过会，过会率为66.5%。2000年被否决的企业有15家，2001年为7家。投反对票的委员得拿出详细的反对理由，还得防范个人风险。为了降低个人风险，委员名单是保密的。
王小石卖名单当然也是“保密”的。活该他倒霉，买家林碧与妻子闹离婚，更巧的是林碧的妻子是个律师，深知这种买卖发审委委员名单的性质，为了搞臭丈夫，她把证据弄完备后，到检察院举报了此事。林碧和王小石相继被抓。
股民们对林碧没兴趣，感兴趣的是王小石。一家企业卖20万，百多家企业上会，他到底卖了多少钱？还得查查发审委委员，企业是怎么搞定他们的。据说，王小石案还牵连出两名前发审委委员。王小石事件出在熊市低点，导致在股市上亏损累累的股民一片谴责之声；又出在市场对管理层不满的大争论时，引来业内人士一致呵斥。“烂案知时节，当怒乃发生。”一颗“小石”激起如此大的波浪，王小石一夜成就“臭名”。
其他证监会落马的官员，可没王小石那么“幸运”。以前市场比较小，若非熊市，人们心态比较温和，就不太注意这种20万的小贪。其实监管部门的贪污像“梧???更兼细雨”似的，点点滴滴，一直在发生。
证监会官员最早落马是在1995年。那年春节前后，山东泰安市有七八名厅局级干部和二十多名处级干部被逮捕。1993年12月，泰山石油（当时叫鲁石化A）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了上市，当时泰山石油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洪波贿赂了山东省大大小小的官员，最后一直贿赂到当时任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的鲁晓龙。鲁晓龙与老婆的感情不和，与某电视台的一名女主持搞着婚外恋，日常开销很大，一份工资得供“两套班子”，供不起。从婚外恋到“薪外钱”是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徐洪波得知这点后，立即花20多万为鲁晓龙买了一辆汽车，当时汽车还不是那么普及，鲁晓龙当即收下这份“厚礼”，出手帮助泰山石油顺利上市。事发后，徐洪波被判无期徒刑，而鲁晓龙也获13年牢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对此事作过很长的一段指示，要求证监机构加强教育，严防这类行为再次发生。
可没过多久，证监会上市部又出事了。这次是上市部的一名副处长叫钟志伟，湖北的一家企业给他40000股原始股，只到“而立”、未届“不惑”的钟志伟经不住这诱惑，欣然收纳。事发后，获刑3年。朱镕基闻听此事，勃然大怒，再次指示：“如果证监会再出一个，主席马上下台！”
面对这样的指示，证监会内部紧张万分，小心行事。可才过了几个月，到1995年下半年，检察院又来照会证监会纪检部门了。又有人接受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也是刚到“而立”之年的发行部副处长高良玉，和钟志伟一样用原始股赚取差价。好个证监会，“野鼠拱乱穴”。这次无论如何“家丑”不能外扬，否则证监会主席得下台，大伙儿齐声向检察院讨饶，好话说尽泪流干，检察院终于发现自己有心太软的缺点，网开一面。据说由于“情节较轻”，检察院最后同意证监会的要求：自行处理此案。但检察院开出的条件是：高良玉绝不能在证监会再干下去。检察院走了之后，证监会变了个人，对检察院的条件不予理睬，让高良玉继续在证监会工作。
从网易“基金频道”所提供的高良玉简历看，高良玉在证监会一直工作到1998年3月，而从1998年3月开始，他进入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初任副总经理，后任总经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守则》，离开证监会的人，在12个月内不得在被监管单位任职，除非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特批。高良玉离开证监会不要说12个月，就是12天都不到，就得到了证监会的特批。证监会对高良玉真是“特好”，治病救人救到了底。
1999年证监会又出事了。这次是证监会在上海证交所的专员办主任刘明。刘明是1994年进入证监会任发行部副主任的。在任职期间，虽然刘明没有接受贿赂，但他两个姓刘的亲属账户上突然出现来路不明的1000多万元和700多万元。中纪委经过一年的调查表明，湖北一批上市企业向他的亲属行贿。刘明后来交代说，他和行贿者“两人在洗手间见面，对方对我说，是刘某（指他的亲属）吗？我点点头，两人意会。”事发后“刘某”的账户被冻结，两个刘姓亲属逃往国外。中纪委给出的意见是：刘明离开证监会，留党察看。证监会开除了刘明的公职，同时开除了他的党籍。想必证监会实在看不下去，对这种事儿觉得太烦，不想“察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