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唐氏兄弟哪里怕这个，“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还要“向‘扩张’路儿上走”。到2002年底，德隆根本没有收缩战线的意思，还用长投短融的借钱方式进行疯狂扩张，唐万新铁了心要把德隆打造成市场的一部分。所谓成王败寇，当成为市场一部分时，要动德隆就得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付出巨大代价。就这样，德隆又扩张了近一年。直到2003年底，出现了一件意外事件，成了德隆倒塌的导火索。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此事拉开了彻查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的违规行为和各大商业银行的关联方贷款的序幕。德隆是来自于新疆的公司，能没有违规吗？
被人一查，德隆的阵脚有些乱了。2003年底，德隆系的“三套车”跑不动了，股价开始下跌，风险开始显现。2004年3月，在“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德隆系两巨头之一的唐万里提交了一份关于产业投资基金的提案，提案中说：“加快??目前处于私募状态下的产业投资基金向公开化、透明化的公募形式转变，对监管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对投资者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企图昭然：我们“黑庄”要正名！老鼠吃成了硕鼠，误把自己当成了猫。
“正名”的背后，是一种危机的到来。当时唐万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德隆进入银行业的时机并不成熟。这意味着，德隆已承认难以维持其资金链了。银监会的绳索已经勒痛了德隆。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过《贷款通则》，对股权贷款有严格的限制，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德隆系不声不响地把自己搞得异常巨大，大到一旦倒下，将对证券市场产生震耳欲聋的轰然之声。这就是中国国情导致的“三角债”关系，借钱者与被借者关系倒置，债权人成了孙子，而债务人是大爷。唐万新正是利用了国情中的这一弱点。“我借1000万，我是孙子；我借1000亿，我是大爷。”这就是唐万新的经营理念，这个经营理念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道德信条的挑战：欠债不还成了“天经地义”。
2004年4月，唐万里走进央视的《对话》栏目，对坐在台上的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既没有国企的资源优势，也没有跨国公司及合资公司的资本优势，希望工商联能在制度安排上做一些突破。”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求援的意思，敏感的人意识到，“德隆系”要倒塌了。果然，唐万里的话音刚落，德隆就轰然倒下了。
倒下的巨响最初来自于股市。2004年4月13日，德隆系股市里的“三套车”之一的合金投资首先跌停，次日，“三套车”全面跌停，市值蒸发上百亿。杠铃举不动了，掉下来砸了自己的脚。德隆为挽回败局，出售天一实业、罗布泊钾盐股权来维持资金周转，补充体力，想把杠铃再次举起。但这一招已经不灵，湘火炬将德隆告上了法庭。4月上旬到5月下旬，德隆几乎将所持有的“三套车”质押殆尽，还是没有能力把杠铃再次举起。德隆系彻底崩盘。
“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在崩塌的巨响声里仓皇逃亡缅甸，唐万里留在北京与政府“沟通”。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在会上承认德隆进入“全系统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当危机全面爆发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唐氏兄弟还真的“成功”了。“德隆系”做得太庞大了，唐万新做到了一旦它倒塌，“对市场的危害将是不可想象的”。“德隆案”影响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2500多家机构和32000多个人，影响面之广，可谓史无前例。“德隆系”真的成了市场的一部分。
“王”还是“寇”，市场议论纷纷。为此2004年6月19日下午，在长江商学院会议室，德隆系的第三号人物、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与郎咸平还展开了两小时的激烈辩论。郎咸平认为德隆是失败的案例，中国的民营企业无法做大做强。而向宏则认为，即使德隆失败，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德隆的全球产业整合的思路，以及这个思路背景所形成的一套制度，能为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提供模式上的启发。瞧见没有？明明是操纵股价的“黑庄”，还以王者的口气，大谈“思路”、“启发”，这就叫“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一般“黑庄”倒地，跟着而来的就是查处和法律的制裁，而德隆崩塌，唐万里还能和政府论“斤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唐万新必须回国，这点不能讨价还价。至于崩塌德隆，当然不能让它倒下，倒下也得站起来，必须自救，否则影响太大。国家表示在德隆自救时适当出面帮助化解风险。谈判结束后，唐万里劝说潜逃的弟弟唐万新回国。2004年7月18日，唐万新堂而皇之地回来了，年底走进武汉看守所。
2004年8月26日，华融公司与德隆签订《资产托管协议》，华融出手救德隆，将全权行使德隆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权力。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对德隆的拯救行动，就是所谓的“帮助化解风险”。
直到2006年1月19日，德隆案开庭。当日公诉人魏号国以一当十，面对一字排开的十多位辩方律师，要舌战群儒，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似乎形势很不利。结果武汉检察官只用三句话就把“群儒”彻底击溃：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亿元并造成172亿元亏空，涉嫌动用近2.5万个账户操纵股价并累计赢利近百亿元，“德隆系”是一个由天分、狂想、贪婪和老鼠会构成的商业帝国。
事后唐万新的辩护律师陶武平道：“唐万新对事实部分基本都承认，至于这种事实是否属于刑事犯罪，他不表态。如何辩护，是我们律师的工作。”或许这就是阵容强大的律师团不堪一击的原因。
三个月之后，2006年4月29日，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唐万新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罚金40万元；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处罚人民币40万元。
唐万新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不仅构思写书，还考取了清华大学函授考古研究生班，并表示出来后要“从头开始，大干一场”。或许用一点假释，不用八年，只用五六年，他就能学完他的考古学。一个“天才疯子”，第三次读大学。这次他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因为窗外是监狱的高墙。
当时有人奇怪，知道会坐牢，唐万新为什么会回来，而不像其他的贪官或犯事的大鳄，流亡一生，逍遥法外。有啥奇怪的，唐万新是谁？一个不安于命运的人，要这样的人在海外过安逸的后半辈子，那他当初也不会两次从大学退学，如果只是为了过上富有的日子，下海赚点钱，那他也不会把德隆扩张到如此规模。很显然，唐万新是个英雄情结浓重的人，这样的人宁可成为悲剧“英雄”，也不愿隐名埋姓地做缩头乌龟。“英雄”当然要对事实供认不讳，怎么可能否认事实来给律师提供辩护的机会呢？但“悲剧英雄”不会真正把自己所做的事当做犯罪的，他们一般认定这是在自我创造，这也就是他们的“悲剧”。
《经济观察报》评论说，在炫目的光环下，没有能够清晰地说明伟大的德隆故事的真实状况，而当危机出现后，德隆又被简化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对于德隆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赤裸裸地映衬出我们时代的社会哲学：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远离毒品，远离股市”
早些年说起“某某系”，股民听来总有些敬畏的。那些喜欢打探消息的股民，如果听到什么“系”炒作什么股票，会毫不犹豫地跟风。可自从“中科系”崩溃之后，敬畏就成了畏而不敬。在正直的股民眼里，“系”就是黑庄，肯定有问题。“系”的存在，把股市搅得昏天黑地、鸡犬不宁。自从“德隆系”倒塌，“系”就被人们视为股市里的一颗颗毒瘤。
2006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介入“飞天系”的司法调查。又一个“系”瓦解了。
说起“飞天系”，就得说其掌门人邱忠保。邱忠保是上海人，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分子。1988年1月，24岁的邱忠保到陕西做钢材生意，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当时卢湾区主管建设的副区长祝文清。官场有人好办事，这个机会邱忠保怎么能放弃。1993年3月，回上海的他，马上找到祝文清，表示想在卢湾区弄一块地皮搞房产开发，祝文清当即将此事责成区建委主办。两个月后，卢湾区市政综合开发公司与邱忠保的西安公司签订了开发改造金陵西路、重庆中路某地块的意向书。事后祝文清搬家，向邱忠保“借”了3万元。没过多久，祝文清受贿之事暴露，被判有期徒刑15年，邱忠保也因行贿罪而获刑4年。
两年多以后，提前出狱的邱忠保搞过超市、食品厂和酒店等，没找到什么机会，也就没成气候。1996年他成立了西安佳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拿下了西安市重点规划的大型房地产项目--龙首飞天苑。邱忠保号称要投资17亿来打造西安的示范小区，可没过多久，十几幢盖了一半的大楼盖不下去了，成了烂尾楼。搞实业肯定不是机会主义分子的专长，楼虽然烂掉了，可邱忠保在短短三年里寻觅到了不少机会，从而神奇地掌控了三家上市公司。“世事茫茫难自料”，一有机会就发达。2001～2003年，邱忠保以其控制的西安飞天科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名义，收购了福建三农、石油龙昌和浙大海纳三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在资本市场上构建起“飞天系”。一飞冲天之后，背负青天人间小，寻找机会的能力增强了。他通过频繁的关联交易、贷款担保及往来资金等手段，盘剥、掏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洞中。”只要有漏洞，邱忠保可以向你“忠诚地保证”：他一定会钻进去。
从公开的资料上看，2003年1月，邱忠保控制的西安飞天，在刚刚入主福建三农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让该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福建汇天生物药业以4000万元收购了河北龙昌药业95%的股权。龙昌药业是一家亏损公司，也是“飞天系”旗下石油龙昌的子公司。除了让上市公司购买“飞天”资产外，还通过上市公司大量担保来进行贷款。2005年4月和5月，“飞天系”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因存在巨额违规担保、虚假信息披露等违规事项先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至此，邱忠保的劣迹被曝光于天下。
截至2004年底，邱忠保直接或间接占用ST龙昌资金6.58亿元，占用福建三农资金5亿元，占用浙大海纳3.2亿元，合计14.8亿元。此外还用这三家公司为“飞天系”的10家关联公司的贷款进行担保。
“飞天系”的迅速崩溃，一方面是因为“清欠”攻坚战的打响，另一方面是因为邱忠保钻进了一个人生的漏洞，他迷恋上了赌博，出入于澳门、拉斯韦加斯和马来西亚的云顶，据他自己交代，三家上市公司被他输掉的钱达1亿元。邱忠保本来就是斗鸡走狗流氓辈，飞天一时终是虫。
“天飞系”崩溃没几个月，“首创系”又出问题了。在一个半透明的市场中，犯法容易守法难。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指出：“中国人穷了几千年，穷怕了！”“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穷则思变，可有些人改成了“穷则思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2002～2003年上升了9%，2003～2004年上升了11.3%，2004～2005年上升了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这些数字，对于机会主义分子来说，那就是不断上升的越来越多的机会。所以一些长足发展的企业，要洗干净“原罪”的血腥味，恐怕没那么容易。
面对一个个“系”的瓦解，证券市场的“原罪”也一个个暴露出来。股民不禁要问，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干什么？难道他们都睁只眼闭只眼吗？
说起独立董事，那是在熊市之初建立的。2001年8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正式推出。到2005年6月30日，1250家上市公司中有1244家设立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总数达到了3839人，其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1/3以上的有800家，占董事会成员1/4以上的有1023家。应该说，我国独立董事的队伍还是蛮强大的。同时学历也不低，硕士以上学历的就有2058人，占到了54%，其中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有1689人，占44%。然而2004年5月27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中国独董生存现状》的调查报告。报告调查了来自全国各行业的26名独立董事。有33.3%的独立董事表示，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或反对票；有35%的独立董事表示，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有分歧的独立意见；有15%的独立董事表示，所在上市公司存在拒绝、阻碍、隐瞒或干预自己行权行为的情况；还有35%的独立董事表示，并没有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不能获取足够支持自己发表独立意见、作出独立判断的信息。由此可见，正如股民们所说的，独立董事，“既不独立，也不懂事。”
到2004年12月底，深交所共谴责了54名不作为的独立董事。谴责又有何用？既然有规定要独立董事，上市公司就弄这样一个“花瓶”放那儿，不需要他们作为。如果作为，就罢免你。2004年6月16日，伊利股份就发布公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定，罢免了俞伯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这次临时董事会只有一名独董参加，还投了弃权票。
面对如此恶劣的市场，老百姓的话很真切：“远离毒品，远离股市。”赌博、毒品都会上瘾，上瘾的人也知道有百害而无一益，而他们无法靠毅力摆脱。当股市对中小股民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时，他们却深套着无法挣扎出来，最后当然会有人以死了结。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绝对现场》栏目报道：2004年4月29日中午12点多，一名中年男子在银河证券南京洪武路396号的中国银河证券营业部的厕所里上吊自杀。如果不甘心自杀，有些人就会做出极端行为。2004年9月13日下午，上海广播电台收到匿名信。信中说，现在股市跌得太厉害，如果政府不出面干涉或采取措施救市，他就要炸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全国各地的证券公司。同时他要求将此信转交给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10天后公安部门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袭某。他是安徽安庆市人，因为10万元炒股资金不到半年就损失过半，所以心理上无法承受。当然大多数股民都不会走极端，他们远离了被视为“毒品”的股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