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8月狂牛之后，管理层仿佛看到了股市昔日的活力，于是中国证监会于1995年重新启动新股发行，当年编制下达了55亿元新股发行计划，这次发行在政策上向基础产业和优先发展产业倾斜。当然，1995年的发行非常注意节奏与规模，到年底统计，1995年深沪两市共审批A股上市企业21家，发行股票5.32亿元，筹借资金22.68亿元；审批B股企业达12家，筹资4.5亿港元，预选赴海外上市的企业共7家，其中在港上市H股2家，筹资3.8亿美元。在这一年中，中国证监会还审批了75家上市公司的配股，筹措资金数十亿元，发行企业债券达到150亿元。从总量上来说并不算多，可也称得上快速发展。
新股的发行不但没有让股市在熊市中彻底趴下，反面给股市注入了新鲜血液，给庄家提供了炒作的题材。在股市上，机构主力与广大的中小散户永远是互为依存相互对立的矛盾体。以往的股市要么一哄而上，要么全线暴跌，机构与散户基本上是共荣俱损的格局，体现了彼此依存的关系。但1995年不死不活的行情把这种格局打破了，机构与散户的对立关系就成了主基调。为此机构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在一个个上市的新股上，与散户们玩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这场“游击战”以散户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也让散户们“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真正成熟起来。
1995年4月，由18家承销商共同承销的仪征化纤准备上市，散户们自然对这只流通股达2亿的大盘股心存畏惧。但这只股票筹码相当集中，也就是说主力基本上不用收集筹码来进行炒作前的建仓，只要拉高出货就行。机构庄家为迎接仪征上市，对马钢、石化等大盘股吸筹长达半年之久。随后在4月初的第一周，开始拉升这两只大盘股，从一周的成交量中，我们可以看出，成交股数最多的为石化，共1.27亿，其次是马钢0.64亿，两者合计近2亿股，占沪市A股成交的20%，相应的，在涨幅上，马钢第一位，涨27.61%，石化第三位，涨幅为22.78%。拉升马钢与石化的目的是封死仪征上市后的下跌空间。
4月11日星期二，仪征化纤登场亮相，以2.90元开盘后，主力果然拼命拉升，股价逆市而上，最高至3.75元，报收于3.42元，相比2.68元的发行价，仍有27.61%的涨幅，当天换手60%。与仪征相反，马钢与石化当天的跌幅分别是12.68%和11.52%，主力在拉升仪征时部分抛弃马钢与石化的筹码。仪征27%的涨幅根本不是主力的目标位，这意味着后面还有拉升。
或许主力也没料到会有“5·18”井喷行情，不在此时奋力推高更待何时？所以“5·18”行情中大盘股涨势格外凶狠。井喷中仪征化纤、渤化、石化“三化”成为领涨股。5月23日，上证指数927点时，仪征化纤冲到4.48元，但股指回落时，仪征并未随势而落，到7月19日，指数回落至700点时，其价位已高企在5.10元，这时大盘股消灭了2元以下的股票。随后主力又发动了一轮带H股概念的大盘股上扬，像一汽金杯、青岛啤酒这样一些上市后一路走低的“伤心概念股”也开始风光起来。当散户们真正认为大盘全面启动时，主力却正在出货。
毫无疑问，第一场“游击战”套进了不少散户。1995年7月，在一段新股的真空期之后，再次上市的同样是大盘股天津渤海化工。渤海化工不像仪征化纤那样股权相对集中，其股权非常分散，而此时在仪征化纤上吃了大亏的散户们当然更不敢尝新了。主力利用散户们不敢尝新的心理大举出击，奋力拉高，实行建仓，上市当天渤海化工换手达75%，可并不回落，在横盘两天，换手率又达75%。如此强劲而坚决地买进，令散户们耐不住寂寞，壮起胆子纷纷抢进，庄家顺势拉高出货，渤海化工连续三根长虹，最高上摸6.78元，最后定位在6元附近盘整。
10月10日，新股东方电机上市，上市后又连续走高，使市场炒新股热情进一步高涨。主力拉升东方电机实际是为随后上市的中国嘉陵埋下伏笔而已。中国嘉陵是股市中第一家用“中国”来命名的上市公司，其上市公告用去了整整一版《中国证券报》，大有立足沪市，走向世界的气势。于是人们对这支新股充满了热切的预期，但上市开盘价令股民们目瞪口呆，竟高达23.22元，这可是“历史遗留问题股”，原始股东的成本价每股只有1元钱，获利高达2200%，原始股东抛盘一片，但被激发起来的炒新股热情也毫不逊色，股价高举高打，最高上摸26元，随后急速下跌，不过当日还是收在开盘价之上，23.88元。
事后有人认为机构主力高开嘉陵是为了东方电机出货，也有认为拉高东方电机是为中国嘉陵出货，反正不管是哪一种，主力激发炒新股的热情是为了让散户钻进其设计的“东方电机—中国嘉陵”连环套。
接下来的一周，股价节节败退，嘉陵一周跌去18%，报收于17.85元，东方电机以14.81元报收，较上周跌去10%。散户们屡战屡败，哪里还敢问津新股，主力也深知这点，所以中国嘉陵之后上市的武汉电缆、四川电器、亚泰股份风光不再，即便像中期业绩就达每股0.53元的亚泰股份，上市后股价也节节回落。因为在新股上的“游击战术”主力玩尽了。
散户们吃亏的还不止于此，消息滞后也使他们任人宰割，比如1995年8月9日，新闻媒体正式公布日本五十铃和伊藤忠商事串联收购北京北旅4002万股法人股，占北旅总股本的25%。消息一出，北京北旅的股价立时翻番，从4元多拉升到12.40元。从走势图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在发布消息前的两周内，主力已完成了建仓，消息发布正是拉升阶段，到10月18日公司正式宣布，日本财团将入主北旅董事会并担任总经理，散户们进去接盘时庄家出货，股价上摸13元后，急速下探，仅两天时间，跌至9.30元。
在一个尚未完全规范的市场，主力与散户本来就不站在一条起跑线上。1995年可以说是散户们失败最惨烈的一年。在总结时，我们是这样说的：截至1995年底，全国上市公司已达323家，总股本达765亿元，市价总值3474亿元，海外上市企业20家，加上B股企业，累计已筹措资金61.3亿美元。同时，全国的证券公司也有97家，证券经营机构300多家，证券经营部2000多家，投资者人数达1200多万，证券从业人员约10万人。
中国股市在熊市中能发展到如此的规模，是中国股民，尤其是散户股民忍受着一次次的深度套牢和血汗钱的付出，硬是扛住了股市的一次次下挫，也扛住了庄家们的一次次获利，才让中国股市能长足发展。当我们歌颂和赞美中国股市崛起在亚洲的东方，使中国向东方金融中心迈进的时候，如果不歌颂和赞美中国广大散户股民的那种奉献精神（当然是被动的），那是最大的“无视”。
A二权证：1995年最后的疯狂
沪市1995年的“游击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深圳市场人士却在大声疾呼：重振深市雄风。
1992年“8·10”事件前，当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曾公开评论深圳市场的发展要比沪市好。这是很公允的，因为当时上海市场正在接受南方投资“军团”的“启蒙教育”，还处于死寂阶段。朱镕基副总理的评论登在了《上海证券交易专刊》（《上海证券报》的前身）的头版上，这让上交所的管理层很难堪。相比之下，1992年深圳A股成交额为419.2亿元，上海却只有232.7亿元，仅为深市的55%，那时的深圳人敢为天下先，无论在启用电脑自动化撮合系统、无纸化交易，还是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接受异地上市公司，不说全部占上海之先，却也从来没有落后于上海。
然而时过境迁，从1993年开始，上海一下子把深圳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无论是股民人数、市场规模，还是市场活跃度和知名度，均遥遥领先于深圳。1993年沪市的成交金额是深市的1.75倍，1994年达到了2.39倍。差距越来越大，有人甚至怀疑深圳交易所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1995年9月，深圳学术界掀起了“要不要坚持特区”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深圳人开始意识到特区的生命力来自于它对全国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以特区应该打“中华”牌，对外地的上市公司应当采取扶持的态度，有人提出可以采取交易税返还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股份公司到深圳上市。
深圳管理层对各方呼声保持沉默，他们有自己的长远计划。在熊市中，他们更侧重于内部的深化改革，如1995年下半年，着手理顺市场运作体系，合并深圳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证所、登记结算公司和证管办三方让利，减轻上市公司及券商的负担，引进集合竞价方式，改善卫星传输系统，推出零时零股交易和“T＋0”转托管，统一股东卡，降低收费，设立交易所服务热线等。这些“欲善其事，先利其器”的做法体现了深交所管理层志在长远。但市场人士要求管理层“敢闯、敢干、敢试”的呼声也的确是一种压力。
迫于这种压力，1995年10月15日，深交所行情显示屏上突然出现两张完全陌生的面庞：“银道受益”和“广发受益”。不过这种“不宣而战”的做法又招致了“太不规范”的批评。
或许是穷极思变，在1995年即将结束时，深市发动了一波行情，不过不是股票，而是深市的一个特殊品种：6只A二权证。
所谓权证是指配股权证，这是符号化的证券交易品种，买进权证代表拥有了相对数量的配股权，1992年上海曾经上市过个人股的配股权证，时间虽然短暂，却也火暴了一回。A二权证是上海股市没有过而深圳股市独具的品种，它产生于1994年10月，深圳部分上市公司推出了配股权证上市交易，开始时是将个人股与国家股、法人股转配部分的权证合并为一进行交易的；但到1994年12月，海发、闽东、中意、轻工、柳工和凤凰6只股票经深证所批准，其配股权证一分为二，个人股的配股权证叫A一权证，而国家股、法人股转配部分的配股权证叫A二权证。这样深交所创造了中国股市上一个独特的品种：A二权证。
权证交易是有时间限制的，必须在实施配股前结束交易。深交所海发等6只股票的A一权证在规定的时间内被摘牌等待配股了，但允许6只A二权证交易到1995年年底，当时有些市场人士对A二权证的延期摘牌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如果为了承销商一己之利而延期权证，有违市场规范，造成新的不公平。但在市场低迷时，权证和上海股市里一路走高的基金一样，是比较活跃的品种，特别是A二权证，因为国家股、法人股及其转配股是不允许上市流通的，何时能上市给股民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当然也给A二权证留下了想象空间，有想象空间就有炒作空间。
1995年12月，A二权证临近摘牌前，深市的庄家们悍然发动了一轮对A二权证的炒作。以12月11～15日一周为例，凤凰A二权证证以0.58开盘，报收于1.32元，海发A二权证从0.82元涨到2.23元，柳工A二权证开于0.65，收于1.35元，闽东A二权证从0.67到1.34元，轻工A二权证从0.64蹿到1.33元报收。除了中意A二权证以0.90元开盘，报收于1.36元，涨幅没有超过100%外，其余5种A二权证一周涨幅均在100%～200%，可谓疯狂之至。A二权证在摘牌前的疯狂表现，令市场人士惊得气都喘不过来。
与其说这是深市重振雄风的表现，不如说是狗急跳墙的表演。1995年年终A二权证的狂炒，给1995年的交易画上的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它让人们去沉思：到底如何才能处理好发展与规范这对矛盾？
低价股封杀熊市
1995年沪市主力和散户们玩“游击战”，却在无意中构筑了股市的底部。1995年4月仪征化纤上市前，主力利用散户畏惧大盘股的心理，奋力启动石化、马钢，使得大盘股止跌回稳，也使大盘的下跌空间被封杀。随即在“5·18”行情的第一天，马钢几笔就被拉上3元价位，上涨90%。当这轮行情结束，该股由最高价3.40元跌至1.92元的最低价，上证指数也由741点回落至682点。但人们对大盘股的畏惧心理实际上也随着大盘股的活跃而被封杀。
8月份，以上海石化领衔主力再度发动大盘股行情，只有独具慧眼的人士才会看清：熊途已走到了末路。
固然1995年11月中旬新股板块几度冲高，但均无功而返，700点铁底的声音刚落，此点位又应声而破；虽然12月上旬，上证指数在600点关口徘徊，到12月中旬，600点又被无情地沽穿，但历史性的底部却已构筑完成。从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7月虽然跌破400点，创了历史新低，不过这是对8月狂牛的“报复”，真正的熊市底部却是在1995年4月的524点，也就是大盘股止跌回升的时刻。触底反弹后在1996年1月再次触底，探到512点，上海股市熊市的双底构筑完成，1996年将是牛市真正展开的一年。
底部仅仅是这样一个概念：低价大盘股的下跌空间已经失去。而这个下跌空间无非就是股民们对低价大盘股畏惧的心理空间，股价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股民已不再畏惧。1995年的“不再畏惧”的确是庄家炒出来的，并非是政策“利好”出来的。
从1995年11月底到1996年初，证监会主席及沪、深交易所总经理在新闻媒体屡屡发表“政策性”讲话。这些讲话调子并不高，证监会主席的讲话主基调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规范，一手抓发展。上交所的调子则更突出发展，更加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这个“发展”让股民胆寒，因为它包括应长痛不如短痛地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里有1990年以前发行的老股份制企业的上市问题，还有国家股、法人股流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