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23日，“327”事发的当晚10点多，尉文渊一个人在交易所的二楼贵宾室坐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知道自己的“证券人生”随着这次事件也将结束。
国债期货是1992年12月他执意要开的。那年他去美国参观，看到人家的金融衍生品，尤其是期货炒得热火朝天，不免眼红。可上交所是交易股票的，整个系统和期货交易有点不合拍。回来后他与领导商量，有领导说可以搞，但风险不能太大，要保证市场稳定，所以选来选去选国债。国债有固定利率，开出期货的话风险会小一些，而国债发行本来就有不少困难，搞出期货，有助于国债的发行，也能得到上面的支持。
当时证监会刚成立，还顾不到国债之类的事儿，所以也没反对他搞。考察了国债价格的波动后，最终把保证金定在2.5%。因为无论什么因素影响，国债波动基本上没有超过1%，2.5%的保证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
设计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市场起来了，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越来越大，波动也就大起来，加上期货是允许透支的，风险就放大了，为此尉文渊的不安也沉重起来。规定个人与机构的开仓上限，那只是个规定，要让这个规定成为事实，得把整个交易系统进行重新编写，这可是浩大的工程。因为浩大，所以拖了下来，规定就只是一种口头承诺。万国这种评为AAA级的公司尚且不能遵守口头承诺，其他的公司就更难保证。除了万国外，还有更会玩手段的公司，那就是辽国发。
“327”事发第二天，交易部的人反映有些公司国债卖不掉。尉文渊的第一反应就是：辽国发要跑。他赶紧要登记结算公司查辽国发的情况，结果查出辽国发有800多个账户，再往下追查，才发现辽国发提供的一大批国债入库通知单是空单。欺诈之隐蔽，牵涉面之广，为证券史上之罕见。辽国发的头儿高岭闻讯开溜了。
那时人民银行与证监会都有权管理证券市场，处理事情需要商量，因此跟不上辽国发开溜的速度。加上涉及各省，各个地方政府纷纷抢资金、封账户，都想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直到1997年1月，最高法院在武汉召开涉案地区8个高级法院、5个中级法院审理证券回购纠纷案的座谈会，并给各地法院发出会议简报，明确这类案件的受理与管理的主体资格等问题，最后才给辽国发定案：“辽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岭等人，采取私刻公章、伪造证书和票据等欺诈手段，在沈阳、武汉等地大肆进行非法融资和借券、证券回购、炒作期货、股票等体外经营，负债98.66亿元，资产合计82.62亿元，资产与负债差额16.04亿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又一个16亿，这是“327”事件挖出的一个更加复杂的案件。管金生进去了，但辽国发的高氏兄弟在逃。
高岭可以逃跑，而尉文渊却在劫难逃。
1995年9月15日，上交所召开理事会议，会议由龚浩成主持。会议开始时，证监会的代表说了几句话后，建议免去尉文渊的职务，让杨祥海接任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低声问：“原来说好是辞职，怎么成了免职？”大家都不说话，气氛很沉闷。大家投票表决，11人有表决权，投票结果是：4票赞成，7票弃权，没过2/3，无效。可免职显然是上面定的调子，无法更改，投票只是走个过场而已。看来尉文渊人缘不错，这个“过场”似乎走不过来。
证监会的代表要大家发表意见，有人说“327”事件的调查报告还没出来，怎么能先处理人呢？明摆着，大家不乐意。实际上尉文渊任职期间，上交所可赚了不少，光“327”事件中那2000多万口成交量，上交所就赚进2000多万利润，对如此能赚钱的总经理，理事们当然不愿意他被免职，于是会议气氛僵住了。尉文渊劝大家别把事情弄僵。还是龚浩成经验丰富，提议在免职之上加上“经尉文渊本人请求”，这样彼此都保住了面子，免职的决议才得以通过。
1997年7月2日，国务院终于决定把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由证监会直接任命，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也由证监会提名，然后由理事会选举。沪深交易所的级别提高了，地位提高了，地方政府也就失去了对交易所的权力。
据说尉文渊离职??，上交所审计了两次，没查出什么问题。只有一笔1万元的钱，当时尉文渊的母亲煤气中毒送到医院抢救，尉文渊正好不在上海，上交所就垫付了这1万元的住院费。可见其为官清廉。尉文渊下岗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不政策”：不在体制内任职，不去外交机构，不进证券市场三年。
1996年他与朋友开了一家公司，搞广告、出口加工和信息服务什么的。后来居然想搞汽车基地，据说为此还从美国引进了2.7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1999年，满三年“禁令”的他重新回到了证券业，搞证券信息服务，2000年出任158海通证券网的CEO。
1995年“327”事件前后，第一代证券界的风流人物像尉文渊一样纷纷离开证券舞台，其中有刘鸿儒、王健、禹国刚。“327”事件有点像分水岭，似乎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停市没商量
申银证券公司在“327”事件中逃过了灭顶之灾。申银当时的仓位也不小，共有50万口，也突破了上限。和管金生一样，申银的阚治东也是看空的。
阚治东素有“赚钱机器”的称号，他用三年时间把申银年利润从40万提升至1亿。但此人在市场中极为谨慎，要求工作人员拉升两毛钱就罢手，所以他也得了个“阚二毛”的绰号。申银的工作人员也形成了谨慎的风格，在“327”国债上多单空单都有。
2月23日这天，申银总部还有10多万口空单，事也凑巧，那天阚治东不在上海，自营部经理想跟着管金生做空，却找不到阚治东，电话也打不通，谨慎使自营部经理不敢先斩后奏，申银也就逃过灭顶之灾。当时做空亏的最大一笔是申银威海路营业部，亏了4000万，可在此前他们做多赚了几千万，盈亏相抵，损失不大。后来将亏损十几亿的万国并入申银后，跃居证券老大宝座的申银万国，用5个月时间就赚了6个亿的利润，“阚二毛”不愧为“赚钱机器”。
至于有先见之明的海通证券掌门人汤仁荣，则是表现积极。在“327”事件的第三天，即2月25日下午，他写了一份《关于暂停或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紧急建议》，用传真分别发给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财政部副部长金人庆、国债司司长高坚、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和上海证管办的各位领导。在这封“鸡毛信”中，汤仁荣反映了“327”国债投机的情况，最后他说：“对于前两天（23、24日）造成的危险局面，我们在22日上午已经准确预测到，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为了证券事业，为了党的事业，我将上述建议直接报告给你们。”
然而领导们似乎并不听他的，也没有要关掉的意思，关掉岂不证明没管好，多没面子。没管好就继续管，于是证监会在1995年2月26日、3月30日和5月15日，连续发出三份紧急通知：《加强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落实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规定》和《要求各国债期货交易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除这三个紧急通知外，自3月29日到5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上证所及有关部门关于严防期货变“欺货”而下发的其他通知决定多达30余项。
但这些通知并不管用，正如尉文渊后来所说：“中国市场大了，复杂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那个市场已经不是1990年刚刚开始时那样，当我发现国债期货保证金交到100多亿元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哪来这么多资金，事后了解几乎各种利益集团都介入了国债期货的交易。”股市凄迷导致大量博弈资金涌入期市，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致使期市一片腥风血雨。通知满天飞，搏杀遍地烈。
3月份“两会”召开，代表们猛烈攻击国债期货的投机之风，对“327”事件群情激奋，尤其是经济学家戴园晨言辞激烈：“这次327风波使我看到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健康的一面，这样是歪嘴和尚念经，念歪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经，像这样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糟糕，一个企业几个小时操作1400亿人民币的国债，这种疯狂的炒作可怕！只能用‘可怕’两字形容。”
代表们的严厉批评使有关部门招架不住了。承认管理无能，关闭吧。
这样，1995年5月12日，上证所断然决定暂停开设国债期货新仓，只准减仓，开始迈出关闭的第一步。但市场依然奋战不已。当日公布的6月份保贴率为12.92%，这给多头疯狂炒作的刺激，空头平仓盘涌出，导致价位飞速上扬，期货市场依然大幅动荡。5月15日，上证所作出对甘肃农信等9家会员停止国债交易资格并罚款的决定。
5月16日，媒体公布证监会通知，再次要求谁也不得违反期货交易规则，发现违规行为将严处，绝不姑息。口气之严厉令疯狂的多头胆寒。通知一出，多头纷纷平仓，又导致“多杀多”的局面，市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面对如此动荡的局面，证监会恐怕也无计可施了。因为期货市场本来就和股市不同，出利好，多头必然要杀死空头；出利空，空头就会杀死多头。市场上囤积着重金，怎能不动荡？
既然利好动荡，监管（利空）也动荡，还没有真正学会期市管理方法的中国证监会，只得于5月17日下午5时40分召开紧急会议，并下发紧急通知：从5月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5月18日中央电视台再次播发这条消息。当天证监会再次发出紧急通知，以防大量投机资金到处兴风作浪，在国债期货交易暂停后转入其他品种的炒作。
既然管不了你，当然停你没商量。1995年5月17日，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落下了帷幕。
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是“327”事件导致的，但实际上暴露出我国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和市场监管的严重滞后，更暴露出对券商监管的严重不力。中国的券商已经渐渐长大了，他们的违规行为越来越多，要是再不很好地对券商进行“教育”监管，中国的证券市场要平稳发展，恐怕将成为一个难圆的梦。
“327”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也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尉文渊先生在5年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现在回顾那时存在的很多问题，人们有时不了解，不理解这段历史，批评、责难，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中国证券市场正在发展起来……”
第三、低价股革命
“5·18”井喷
1995年5月18日，证监会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的第二天，深沪股市突然巨量暴涨。当日沪市以741.81点跳空158.92点开盘，这个开盘价已无声越过了600点和700点整数关，当日在700点上方巨量换手，最后收在763.51点，比上日收盘高出180点，涨幅达40%多。深市也不示弱，成指以1233点跳空190点开盘，尾市收于1287点，较前日上涨244点，涨幅达23%多。沪市全日成交额达83.60亿元，这个成交量是前一交易日的54.36倍，两市总成交额超过100亿元。这种暴涨，令素不关心期货的股民们惊得目瞪口呆。
5月18日，沪市的日涨幅为1994年8月以来最大，但与1994年8月狂牛不同的是，成交量更“真实”，因为从1995年1月1日起，沪市正式实施“T＋1”交易制度，废除了以前的“T＋0”交易，即当日买进的股票，当天是不能抛出的。成交量真实地说明有庞大的资金入市抢盘。
5月19日星期五，沪市多空双方在“777”关口展开了一番争夺，最后多方成功占领关口，并轻松越过800点整数关，以当日最高点855.81点报收，再次上扬92.30点，日涨幅达12.09%，放出98亿巨量。当日《上海证券报》喜气洋洋地发表题为《股市重返龙头地位》的文章。股民看了这篇文章，也喜上眉梢地认为“对此可以酣高楼”。
休市两天后，5月22日星期一，两市再续升势，上证指数收于897点，深成指收于1425点。沪市成交金额达到114.30亿元，创1995年1月1日实施“T＋1”交易以来的天量，也是“T＋1”以来成交金额首次突破100亿。随后几天，因浦东概念股出现回调整理，多空双方于900点附近拉锯。
这就是“5·18”三日井喷行情。其升势之快、手法之凶狠，与期市上的逼仓如出一辙。显然是被封杀的期市炒手们入股市抢盘。
面对如此火暴的井喷，5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证券委第五次会议马上宣布1995年的股票发行规模将在二季度下达。第二天媒体发布“5·22会议”强调的三点精神：第一，1995年证券、期货市场必须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法规制度，规范市场，抑制过度投机，稳中求进。第二，1995年股票发行规模将在第二季度下达，根据市场情况掌握发行进度，控制节奏，分批安排上市。第三，巩固整顿期货市场成果，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研究与监管。
5月23日消息公布的当天，久经沙场且亏多赚少的股民闻“监管”而色变，纷纷作鸟兽散。沪市跳空106点以791点低开，在750点报收，跌幅16.39%。深市跌得更惨，跌幅达16.9%，成交量较前日均减去三成，一时间，盘面绿如蓝。“5·18”井喷行情来去匆匆地告终，消息滞后、反应迟钝、跑道又不畅的散户们又被套死一大批。
然而“5·18”行情让不少股民似乎看到了股市的神话随时都会出现，市场乐观情绪慢慢攀升。到八九月份，股市又连续走高了。上海许多股民认为10月份爬上800点没问题，甚至可能冲击“5·18”井喷的高点926点。10月25日，证监会再次发布整顿期货市场的通知，当天沪市再度跳高40点开盘。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这一???激情不再，第二天大盘就掉头而下，不再回头。
很显然，“5·18”井喷再狂烈，只是熊市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因为股市的扩容压力仍然不可小看。截至1994年末统计，1994年一年中沪市增发新股71只，总数达200只；深圳新增股为31只，总数达到142只，增幅分别是56%和35%。两市的股票市值超过4800亿元，较1993年的3500亿元，净增1300亿元，增幅近40%。这种“疯狂”的扩容，与期货市场的逼仓没啥区别，速度之快，手法之凶悍，令股民不寒而栗。股市给以的回应就是：从1993年初到1994年底，两市的跌幅高达70%。
1995年发布的新股扩容额度为55亿元，而1996年，管理层发布新股额度升至100亿元。在这样一个扩容的基调下，期货市场回流的资金也只能是“过江龙”，不能真正成为股市存留的资金。扩容猛于虎，要在如此残酷的市场里活下来，只能以火中取栗的速度“炒”，“游击战”是股民们的唯一生存之道。
熊市“游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