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熊”当道
大“熊”露峥嵘
1992年沪深股市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致使股民和管理层都出现了心理上的误差，股民早就把风险置之脑后，而管理层的热情在于不断推出新股，也把股市的承受能力忘得干干净净。国家制订的发行股票计划与各地的执行情况形成巨大反差，中央公布1992年全国股票计划发行1亿元A股和1亿元B股，但没有一个地方以此为界线。截至1992年年底，执行这个发行计划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以上海为例，1992年总共发行了20亿元左右面值的个人股与定向法人股，超过全国发行额度20倍，如果统计一下1992年全国发行了多少股票，那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
购买“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可以一夜致富，这点恐怕连上海证券市场的管理层也没想到，因为他们原打算发行10来只股票，中签率在10%左右，最后越发越不可收，最终导致了100%的中签率。但任何股市都不会是无限抽取资金的聚宝盆，也不会永远求大于供。1992年滥发股票骤然间扭转了供求关系，使股市短期失血，从根本上决定了大熊市的到来。
1992年夏天沪市从最高点1400点全面下挫，大“熊”初露峥嵘。一些大户怎能甘心寂寞？他们把当时四只盘子最小的股票，兴业、爱使、小飞乐和申华称为“四小龙”，进行一番狂炒，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以图挽回熊市初现时的大盘颓势，比如小飞乐面值拆细为10元后，从100元左右炒到了420元。
狂炒之后，必然加速下滑。1993年春节以后，多方在1100点进行死守，以确保千点大关不受到攻击，希望上海股市在千点上方企稳。1993年5月14日，财政部发出公告，从5月15日起提高现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这意味着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开始了，多头的希望就此破灭。1993年5月24日，沪市多头苦苦支撑的1100点心理关口被无情击穿，深市也击破290点技术支撑位。第二天，沪市千点大关不攻自破，股指下探960点后才略有上翘。6月3日，不甘心失败的多头发动了一场收复失地的顽强拼搏，沪市霎时间急剧动荡起来，高低落差竟达220点，创上海股市日波幅的历史纪录，最后多头略占上风，上证指数勉强报收于1004点。
然而，无论是空头还是多头，似乎都已疲惫不堪，双方均不愿再战，任股指随风飘荡，交投一下子清淡起来。1993年6月23日，上海股市成交金额创1993年最低点，仅1.3亿元。6月24日，为迎接第二天深圳证管办与深圳证交所联合举行的“B股国际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深圳B股行情竟一片空白，全日交易量为零，来了个白板，真是难堪至极。
经历了如此难堪的一幕后，深圳马上推出刺激股市的利好政策。1993年7月3日，深圳证管办推出四项举措：（1）股票上市保持均衡；（2）暂缓1992年红股上市；（3）证券商自营管理办法近日颁布；（4）整顿市场秩序。
上海股市还没有落到白板的窘境，可成交金额太少就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至于股民们的损失可以用“套死也不割”的方法解决。于是在深圳推出利好两天后，上海证交所于7月5日发布新规定：即日起调整场内每次申报买卖股票的数量。上市股票可流通量在3000万元以上的，每次申报买卖的上限由原来的3万股放大至5万股，在3000万元以下的，每次申报买卖的上限由原来的1万股放大至2万股。瓶口放大了，扔钱容易多了，难道成交量不放大？
可老百姓不愿意往熊口扔钱，新规定出台第二天，上证指数破900点，报收于897点，深指破260点，以255点收市。
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市场过热，通货膨胀开始抬头，宏观经济指数下降。1993年7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紧缩银根政策，决定从11日起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息，并对3年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经济宏观调控，抑制过热投资和通货膨胀宣布正式开始，这对沪深股市可谓雪上加霜。部分资金撤离股市势在必行，对股票的需求进一步锐减。
然而上海股市的管理层并没有因此而放缓扩容速度，反而加紧扩容，仿佛要真正认清股市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
1993年8月6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发布《上海1993年股票认购证发售办法》；8月7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公告1993年第一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共有12家；8月9日，上海1993年第一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12家股份有限公司，均已与证券公司签署了股票承销协议；8月14日，上海1993年股票认购证开始预约发售；8月22日，上海1993年首批新股认购证发售结束，共发证1.8亿多份，中签率仅为2.056‰；8月28日，上海1993年第一批新股认购证摇号……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似乎是为了追赶股市下跌的速度。
“777”和申能“8.18防线”
1993年7月20日，已连拉12根阴线的深圳股市，开盘后直线下跌，200点大关失守，直抵194点，后市抄底大军奋勇杀入，推高至210点收盘，这是继12根阴线之后的第一根小阳线。受深市拖累，沪市指数也在这天创出了1993年来的最低点，以808点收市。
7月22日，股评家任文兴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了题为《敢问沪股底在何方》的技术分析文章，分析了上海股市的技术形态，最后得出结论：“777”点是上海股市的一个锐底，股市不久即将跌到底部。文章发表后并没引起多少股民关注。7月27日，上海股市以789点开盘，跌势依旧，780点无声而破，下午开盘后，上证指数探到了777.73点，但此时股指似有神助，不再下行，而是慢慢反弹了，780点，790点，终盘竟收在791.62点。
这时看过这篇股评文章的股民想起了“777”是底部的说法。收市后，电视台做证券节目的编辑马上打电话给任文兴，单刀直入地问：“777点有效吗？”“有效！”任文兴回答得自信干脆。当晚电视股评同样自信干脆地播出“777”为底部的说法，引起市场一片议论，舆论对此评头论足。
第二天，上证指数继续缓缓上行，报收799点，第三天800点，证明777点技术支撑有效。作为股评家的任文兴也由此名声鹊起。此后“777”被炒家们公认为重要技术点位。
在777点获得支撑后，沪市缓缓爬升。1993年8月16日，沪市当时的大盘股申能复权，带动沪股全面上扬，一举收复千点大关，并以最高点1023点报收；深股同样攻势凌厉，一举攻破300点??数关，以最高指数320点报收。但这波行情只能视为触底后的反弹。8月17日，套牢盘和短线客出人意料地把多头打得溃不成军，沪深股市双双急挫，沪市重回千点以下，980点被击破，深市拉回300点以下，报收282点。反弹昙花一现地就此结束，指数重回下降通道。
面对市场脆弱不堪的承受能力，管理层不得不继续推出利好。1993年9月1日，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人在1993年全国股票发行与认购工作座谈会上称，1993年发行新股将有界线：金融股不上，房地产股严控，鼓励能源交通企业发股票。把一部分股票拦在门外，有选择地上新股，以减轻市场压力。9月4日，上海证交所和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联合发出通知，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参与股票交易之外的机构投资者，均可凭规定申请开立股票账户，以适应入市需要。这意味着上海证券市场已向机构敞开。
但市场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地下跌。9月20日，受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结果揭晓日趋临近的刺激，深股也只反弹了14点，报收258点。用利好刺激一下，然后发一批新股，这似乎已经成为1993年的规律。
9月22日，在深圳证交所，广州的5家公司（广船、白云山、浪奇、珠江实业、东方宾馆）发行新股认购证。10月12日，上海第二批新股招股书全部推出，19家公司共向社会发行3.7亿余股，其中2.6亿余股为个人投资者认购。10月14日，上海第二批新股开始发行，共有19家公司。10月23日，上海第二批新股认购证摇号。
在1992年中国股市火暴之后，管理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关系，把股市的融资作用放在了首位，淡忘了这是一个投资市场。中国的股市定位出现了偏差，开始一步步走向“掠夺”的本性。
1993年9月28日，中国证监会权威人士在北京透露，1994年新股发行仍将控制规模，1993年已有76家企业通过上市复审，未发额度结转1994年。这与其说是利好消息，不如说管理层终于承认新股发行越来越困难了。
1993年10月24日，上海证交所再出利好，企图挽救颓势。决定从11月1日起调低A股交易收费标准，佣金从成交金额的0.5%（上海）和0.6%（外地）统一调低至0.4%，佣金的起点数为10元。但这次利好成了“噩耗”，第二天，10月25日，上海股市因利好而大跌，再度逼近777点关口，在瞬间探至774点后，奇迹般地回升，当日成为自8月23日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指数跌幅达5.63%，收盘报784点。两天后指数又瞬间跌至776点，随即反弹而起。
眼看777点有不保之虞，管理层急了，利好接二连三地抛出。11月22日，深圳颁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转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于22日起实施T＋0回转交易；10月29日，上海证交所宣布今后凡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盘子特大的公司股票，将实行按比例分段上市的新办法，并确定上海石化首批上市的比例为30%；11月29日，上海证交所再度提高每次申报买卖限量，股本总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股票，每次申报最高限量由5万股提高至10万股，在3000万元以下的，由3万股提高至5万股；12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称，股票收益征税目前并无规定。与其说不收，不如说无处可收，在熊气弥漫的市场，几人有收益？1994年1月1日，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决定，把向上证所各会员单位征收市场监督管理费的标准由原股票交易额的0.03‰调整为0.02‰。
铺天盖地的利好总算保住了沪市的“777”安然无恙。可与“熊”奋斗怎敢说“其乐无穷”？1993年12月20日，沪市再次产生暴跌行情，跳低77点开盘，一路下挫，指数一天跌去117.91点，以783点报收，成交金额达15.5亿元。细心的股民发现在这天的暴跌中，申能在8.18元处囤积着巨大的买盘，有超级大户在此死守。
果然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不管大盘如何阴跌，申能在8.18元处总是接盘云集，或许是一些机构对管理层大出利好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刻意构筑一道铜墙铁壁作为后盾，股民们的惶惶之心始得安定，股指也随之稳定下来。
然而申能“8.18防线”只能让人过个安心的元旦。1994年1月19日，上海管理层宣布1月28日将有2.5亿新股上市，曾一个多月屡攻不破的“申能8.18”这道“马奇顿防线”开市后就被击破，成千上万股接盘一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沪市立即暴跌，直破800点大关，探至793点，临收市时才勉强拉至807点。申能最后以7.7元收盘，名列跌幅第三位。其后一周，777点苦苦支撑着股指下行。
1994年1月28日，上海石化最后一批7500万元面额股票上市，沪市终于显出不堪重负的疲惫，1月31日，“777”神话被打碎，沪深股市收盘均创新低，上证指数收770点，深指收199.98点，而且所有股票均在20元以下。从此，沪市的“777”点由支撑变成巨大的阻力。“人与股市共憔悴，不堪看。”股民们身心疲惫地迎来了1994年的春节。
“四不”救市政策
春节期间，管理层暖风频吹。1994年2月1日，财政部税政司官员向记者透露：国家对证券市场征税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目前有关对股票转让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定办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2月4日，国务院证券委权威人士在北京宣布，国务院已决定1994年在国内发行股票55亿元，同时指出，1994年股票发行工作将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依市场状况适时推出……不过这些利好统统是老调重弹，并不具有实质性。
2月21日，上证收盘指数创下两年以来最低点：754点。深圳人素有先斩后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中央不停止发新股，但我不让你上市，你发了也白发。2月22日，深圳交易所发布公告，暂停新股上市，视市场发展状况再另行公告恢复新股上市的具体时间。与深圳相反，2月24日，上海股市创新纪录：一日之内11家新股同时上市，当日指数报收758点。然而这次上海的奉献精神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可，深圳的做法却得到了肯定：2月25日，证监会权威人士表示，证监会将视股市承受能力适当控制新股发行节奏，不排除将1994年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新股发行规模结转下年。
上海的奉献精神得到的“报答”是：3月2日，沪市750点失守，以742点收，不过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没有整体下挫，重庆药业和界龙实业两只股票逆大市而上，涨6.36%和4.94%。3月4日，沪指再创新低726点，这次全线下挫，无一幸免。上海股市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大做弱”。
1994年3月14日，实质性利好终于出台，参加上海证交所会员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明确宣布四条规定，这也是管理层打出的四张王牌，史称“四不”救市政策。“一不”：55亿元新股上半年不上市；“二不”：1994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三不”：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四不”：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这四方面在管理层看来是困扰股市、让股民作壁上观的拦路“熊”。
果然在刘鸿儒宣布“四不”救市政策的当天，沪深股市全面反弹，两市共成交60多亿元，沪市爬上780点，上升70点，深市直冲210点。在反弹的第二天，即3月15日，深圳市长厉有为表示，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和采取措施，以振兴深圳股市。言下之意，我们手上利好的牌还很多，等着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