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股市序幕的拉开
第一片“梧桐叶”
“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铜牌上刻的字，记录的是1792年的某个时候，在美国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24位经常在树下交易的股票经纪人，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于是此后人们把股票也称为“梧桐叶”。
那么，新中国第一片“梧桐叶”在哪儿？
在深圳，一位股民捧出一张编号第一的股票，自称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在武汉，有人展示出1981年武汉金融信托公司发行的股票；在沈阳，人们传说“金杯”是新中国最早发行的股票；在广东，有人保存着1984年6月广东佛山市信托投资总公司发行的第一期股票……新中国股市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居然冒出那么多号称自己是摘取第一片“梧桐叶”的人，真是“满地‘梧桐’堆积”，让人莫衷一是。然而我们不会从纷乱的“号称”中起步，历史与考古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第一张股票，只能是开启股市大幕的那一张。为此，我们将从影响、公开与合法的角度去界定新中国股市的起源。
在中国上市公司已逾千家，证券市值超过国民生产总值，股市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今天，我们回首去造访历史，不禁充满苍凉寂寞之感。因为当第一片“梧桐叶”悄无声息地飘落在改革开放的大地上时，就连目光敏锐的有识之士都没有察觉。那些拾起她的人，对她并不了解，有人厌恶地将她扔进了废纸篓，有人失望地把她撕碎，也有人干脆封存箱底久久淡忘。中国的股票，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灰姑娘”。
知识界听到“灰姑娘”轻盈的脚步声是因为那样一件事：1986年11月，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先生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客人，谈话间凡尔霖先生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物，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中华民族是个礼尚往来的民族，礼轻情义重，作为东道主总得有点表示吧。这可急坏了中国的官员们，他们思来想去，得送美国客人一张中国的股票，华夏民族历来都有“你有我也有”的自豪感。
虽然当时知情者寥寥，可发行的股票还真是不少，仅沈阳市那一年（1986年）发行股票债券的企业就有502家，发行金额达4.1亿元，其中向社会公开发行的也有14家，金额达3亿多元。上海就更多，当年有1548家企业向社会发行股票，金额达2.4亿元。此外，北京、广州、成都、武汉、深圳等地都有规范或不规范的股票发行。无怪乎如今会有“梧桐第一叶”之争。要说早，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公司（后改组为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就发行了股票。要说有名，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的股金证，可谓赫赫有名，因为她产生了深圳大坑村的暴富“神话”。要说怪，那要属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像债券一样有固定期限，定期3年，3年后还本付息，天知道，这也叫股票！各种奇奇怪怪的股票一字排开，选中送给凡尔霖的却是上海飞乐音响。上海虽然发行股票不少，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却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如同选秀，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朱小华，带着被选中的“美人”，专程坐飞机送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把这张百里挑一的股票回赠给凡尔霖。那张绿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印制精美，上面盖有公司董事长的印章。没想到在改革开放才6年的社会主义大地上已有了股票，约翰·凡尔霖先生吃惊地望着这片新中国的“梧桐叶”，同时为自己成为持有新中国股票的第一位外国人而兴奋，他当即提出要参观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那时所谓的股票交易市场还只是在上海的一间小屋，还只能称为股票发行所，根本没有交易，所以美国客人的要求被婉言谢绝了。
但巨大的好奇心驱使约翰·凡尔霖先生再次提出请求，而且他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这张股票上股东的真名实姓不是他，而是“周芝石”。照理将股票送给别人，理应在股东一栏写上别人的名字，而当时不知是对股票所有权缺乏认识，还是为了股票的真实可信，居然没有想到填上凡尔霖的名字，填上的却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周芝石是谁？我是凡尔霖哪！”当美国客人提出困惑时，中国方面解释说，这是为了保证股票有效才印上“周芝石”的名字。“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我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凡尔霖固执地要求。这是去看看中国股票交易所的最好理由。面对客人的固执和真诚，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他踏进上海静安寺附近的那间小屋。
凡尔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要去办过户手续。其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上海方面有些为难，按规定，国家领导人才能用警车???上海警方提出要凡尔霖先生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开道。这样，凡尔霖于1986年11月24日下午1点，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自费”来到了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部--静安证券营业部。
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靠近静安寺）在静安证券业务部入驻前是一家理发店，这里很小，小得不如百姓家的一间客厅。墙上的小黑板还没来得及写上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另一只为延中实业），刚刚打造好的柜台还没有成为交易柜台，要说这里是个交易场所，未免太寒碜了。凡尔霖踏进这间小屋，恭恭敬敬地将“周芝石”的股票递进柜台，希望给他过户，并幽默地说：“该收多少手续费，别客气！”在场的人哄笑了。为表示友好，营业部免收了1元过户费。凡尔霖先生连声道谢说：“中国好，不像我们美国人光认钱。不过今后你们要买美国股票，要过户，我可不能给你们免费呀！”客人的幽默又使在场的人轰然大笑！花2000美元来到交易所过户了50元人民币的股票后，凡尔霖先生参观了新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这是一间柜台里有70多平方米，柜台外只有12平方米的交易所。工作人员见这个高个子美国人站在柜台外转不开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实在太小了！”“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毕竟有一间房子，纽约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面对主人的歉意和难堪，约翰·凡尔霖热情地说，并要求与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鲜合影。客人是真诚的，他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开辟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将是巨大的。他把带回去的中国第一张股票和“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与最小证券交易所的经理”的合影，挂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
“中国改革已跨入了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时代。”当海外的媒体就此事热切报道时，国内的新闻界却反应平静，甚至难以见诸报端。但不管媒体和经济界如何反应麻木，敢于吃螃蟹的还是大有人在。
这只“螃蟹”是在约翰·凡尔霖来访两年前出现的。1984年11月，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提出，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向社会和本企业职工发行股票50万元，每股面值50元，这笔社会资金是用来筹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音响”）的。飞乐音响发行时，国内还没有证券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飞乐电声厂的股票。可怎么发呢？公司在武夷路，即上海飞乐电声厂厂门口贴了一张海报，公司副经理胡瑞荃背上钱箱，到厂门口的收发室里，像卖电影票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股。马路斜对面是意大利领事馆，这一“奇观”被从领事馆出来的日本记者发现。“中国发股票啦！”这条爆炸性的新闻不胫而走。1984年11月18日，《新民晚报》在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这条新闻，显得无足轻重，记者也没署名。但“墙内开花墙外香”，路透社记者马克·奥尼尔从北京向国外发出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后，这条不足500个英文单词的新闻，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争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美国之音》、《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等重要媒体，把这则信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进行了详细报道，日本野村证券的副社长为此急切地跑到上海来了解详情。
话说回来，一向以谨慎著名的上海人做好了发行失败的准备，为飞乐音响悄悄找好了下家。不过还好，认购虽谈不上热烈，可不到6个小时，32.5万元飞乐音响股票就发完了。两个月后，即1985年1月14日，发行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时，出现了抢购场面。这次可不是在厂门口进行“钱货两讫”的交易，而是放在了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静安分部。负责发行的公司副经理胡瑞荃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从江宁路排队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啊！’延中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了470万，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发行股票是一回事，交易股票是另一回事。真正堪称股票市场的，是交易市场，而不是发行市场。当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营业部开设全国第一个交易柜台后，上市交易的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1986年9月26日第一天开盘出现过一度的“火暴”，当日成交1700股，由于成交量过于“巨大”，钱款和股票来不及交割，就只好临时开个收据，等秋后算账。但秋后静安营业部的两张交易长椅显得冷冷清清，整个市场开设后的1986年第四季度，平均每天成交不超过30股。无怪乎一些国外的报道也开始了冷嘲热讽，比如美国《旧金山观察家》杂志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嘲讽道：“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的股票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虽然当时发行的股票不少，但真正开启股市交易大幕的，非飞乐音响莫属。飞乐音响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声响，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的市场太渺小了，小得无声无息，令人难以寻觅。中国“第一片梧桐叶”就这样悄然飘落在交易市场上，而那个市场，在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就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开设的柜台交易--静安营业部。
店头交易掌门人黄贵显
虽然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可在那个思想破茧的年代，一切都是小心翼翼的。为了飞乐电声厂发股票，当时上海市委常委吴邦国和黄菊不止一次来厂里考察，悄悄地来，悄悄地走，神秘得如同搞地下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了名正言顺地发股票，1984年7月，上海颁布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规定》。这个法规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阮崇武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和副行长龚浩成起草，由分行的计划处副处长张令铃执笔。法规共有8条，第1条是：“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也就是说国企和个体户不准发股票：正规军不能受到损失，民兵会把战局搅乱，让集体企业充当侦察兵和工兵的角色。由此可见政府的谨慎态度。
有了股票总不能不让人交易吧，否则还叫啥股票呢？于是1986年9月26日，承担发行任务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开设了新中国最早的店头交易。说到静安营业部的店头交易，就不能不说其掌门人黄贵显。股票能上市，离不开黄贵显的努力。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发行时，国家有规定，股票可以转让，不能买卖。这转让和买卖有啥区别，真是不好说。或许买卖就是摆摊吆喝，转让就是咬耳朵私下交易。股票发出去了，老百姓要用钱，到静安营业部来退，这就让营业部为难了。黄贵显希望能把转让变成买卖来解决这个难题，于是向主管部门一次次打报告，报告没得到批准，反而让媒体得到了消息，《经济新闻报》的记者把消息捅了出去，1985年9月24日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全国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将开业 静安信托公司经营股票买卖 延中实业公司股票被批准上市》。文中说，静安营业部即将开办股票买卖。这个“即将”使得黄贵显被扣上“无组织无纪律”、“乱开口子”、“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等“罪名”，赶紧写检讨吧。为此人民银行行长还出来向社会明确表示：“中国尚未考虑允许股票自由买卖。”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时节没到，怎能乱下雨。半年之后，时节到了。1986年上海被指定为股份制试点城市之一。既然是试点，就得试。市体改办了解到静安营业部的要求，就把申请报告汇报上去。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亲自过问此事，1986年8月开了座谈会，静安营业部副经理胡瑞荃做了汇报。9月26日，中国股票的交易市场正式开启。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两只股票，其属性由转让变成了买卖。
为了搞好这个店头交易，黄贵显费了不少心思，多方请教专家，聘请了8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证交所里工作过的老人担当顾问，其中一位叫龚懋德的老人是解放前证交所的理事，曾设计过证交所的会计规则。这些老顾问颇具影响力，他们的一些学生、徒弟在海外依然从事着证券业。于是这个店头交易柜台声名远扬，前来看稀奇的外宾络绎不绝，开业后的152个工作日里，共接待了87批270位外宾，还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前来采访，平均两天不到就有一批，比前来交易的股民还多。一次由日本野村证券的副社长带队的代表团前来参观，一长溜的汽车一停，造成门前的南京路严重堵塞，结果交警一怒之下把日本客人的车给扣了。为此上级部门只好为小小的店头交易另找地方。不久，“股市”挪了三条马路，在西康路101号静安体育馆安营扎???。12名工作人员从70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300平方米的大厅，外面还有100平方米的院子，供股民排队所用。后来在发电真空、大飞乐和老庙时，院子还容不下认购者，长长的队伍绕过铜仁路，又回到了南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