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我们村来的是两位政府工作人员而不是为非作歹之徒。他们与父亲交谈甚密，四婶炒了两碗腊肉，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清炒土豆丝，一盘腌制的蒜头，还有一碗酸菜汤，满满一桌子菜，是时下农村款待尊贵客人的最高礼仪。
我们一桌七人吃得其乐融融。四婶抱了杨妹妹，喂她吃饭。杨妹妹还没有挑肥拣瘦的能力。四婶喂她吃肉，如果是瘦肉，她嚼吧嚼吧便咽下去；如果是肥肉，她嚼一嚼又吐出来，小嘴薄***从舌尖路过嘴唇掉到地上，一副毫不掩饰的纯真模样。乡政府女人吃完饭撂下碗伸出双手对四婶说：“姐，给我抱，我来喂。”
四婶把杨妹妹送到乡政府女人那，杨妹妹定睛看了她一眼，在印象中没有过她的面容，倏地扭头，一头钻进四婶的怀里。乡政府女人起身，硬是从四婶怀中夺了杨妹妹去，杨妹妹瞪大双眼瞧着四婶“啊”的叫了一声，却不是哭泣而是惊异，她一定在想：你怎么把我送给一个陌生人呢？
“杨哥，你考虑一下。”饭后，乡政府男人对父亲说。
“我没问题，主要是看谌老师和孩子的态度。”父亲拿出一截旱烟，瞅了瞅，又退回了口袋。
“谌老师，你的意见呢？”乡政府男人一本正经地问谌老师。
谌老师凝思一会说：“只要堕坪村还有一个学生，我就会继续教下去。”
“小朋友，你愿不愿意去乡里面上小学啊？那里很多同学，很好玩的。”乡政府男人的目光转向我，略微思索一会儿，又微笑着说，“对了，你所说的郑庆东，下学期也要转到乡里的小学，到时你就可以报仇了，是不是？”
我知道他在骗人，郑庆东是随父母到了外地，绝不可能转回来，我望着乡政府男人一脸诚恳的表情，心有些软，不好意思直接回绝，因而，我说：“我想跟杨妹妹在一起。”
乡政府男人瞥了一眼杨妹妹，欲言又止，垂头叹了一口气。
乡镇府女人听不下去了，她有些恼怒，严厉地批评道：“你们这是搞什么呢？大人推小孩，小孩推更小的小孩。一个父亲，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外出求学，不享受现代化的教学资源，不是毁了他的前程吗？一个老师，大学毕业，不愿意出村，固守一方落后的故土，不是浪费资源，辜负了自己的才学吗？你们总该为孩子想想，为后一代想想，你们看看，现在的人，哪个不是往外跑，全堕坪村就剩你们几个人了。”
乡政府的男人和女人离开了，我没打算去乡里上学，谌老师也没调离。我们一村五人，照旧过我们的生活。
期末考试，谌老师自行出题，两门功课，语文和数学。和以往一样，谌老师规定语文考试两个半小时，数学两个小时。我一个人在教室，得意的在试卷上挥洒学到的知识。我自信即便是其他同学都在，我照样能考出像样的名次，捧奖状回家。这学期我进步神速，对知识的渴求更加强烈。我比任何时期都渴望用知识来重新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比如，村里的人小便总爱说去“屙尿”，而我在课本上学到的却是“撒尿”，我觉得“撒”比“屙”雅观，因此，生活中，我更爱用“撒”字；又如，堕坪村和中庄村隔着一座雁山，我爬到雁山的顶峰，俯视中庄村，我想，如果雁山矮下去三分之一，在晏家组就能直接看到中庄村了。我这个奇思妙想被父亲视为异想天开，父亲说，要把坚硬如铁的雁山削去三分之一，要多么巨大的工程量，要费多少人力和物力，没有可能。我心里不乐意父亲这样说，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后来，我纠正了这个想法，那是在四年以后，我上了初中，学到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愚公移山》，那时，父亲已经过世三年多了，我把这篇文章从课本上撕扯下来，在他的坟茔前烧掉，祭拜他，希望他在那一头，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谌老师对我考试的成绩似乎很满意，说要给我发奖状，我言不由衷地说：“就我一个人，发奖状有什么意义？”谌老师坚持要发，我便不再阻挡。拿到奖状，我端详了半天，看清楚奖状上的三个黑色大体字“第三名”。我把奖状带回家，闷闷不乐。班上有几十个同学的时候，我还得第一，只有我一人了，反倒考了第三。如果我是第三，那么第一、第二名又是谁呢？谌老师当真是一个糊涂蛋，一个迂腐不堪的书呆子。
四婶看了我的奖状，替我高兴，烧了个洋芋，要用洋芋汁糊在墙壁上，我一把夺过她手中的洋芋，剥皮吃了，四婶惊愕地看着我：“末生，你干什么？”我说：“四婶，我以前都考第一，这次得了第三，退步了，不要粘上去。”四婶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我埋怨说：“我不懂事？谌老师才不懂事呢。”四婶从板凳上跳下来，拉我到桌子旁，和蔼地问我：“谌老师给你写第三名，你是不是不满意？”我耷拉着脑袋，没有回话。四婶说：“你误会谌老师了，以前同学们都在的时候，你考第一，当然是实至名归，现在呢？你一个人，考第三名，并不代表你退步了，而是谌老师对你要求严格了，对你的期望更大了。以前你比的是在同学们当中的位置，现在你得的是在谌老师心中的位置，想想看，如果是跟同学比，还有什么意思呢？就你一个人，考差了还是考好了，不都是第一名吗？你说是不是？”经四婶一说，我豁然开朗，我说：“四婶，要不你把奖状糊上吧，我另外去给你烧一个洋芋。”
父亲从来不觉得儿子获奖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不论我考第几，他的面容都表现得沉着内敛，我从来不曾听到他夸赞我的话。他瞅了一眼墙上的奖状，磕了磕烟斗，对我说：“末生，怎么只有一个学生还给你发奖状？”我撇了撇嘴，闷声闷气说：“是啊，一个学生还发奖状，我都不好意思，但谌老师坚持要发，我有什么办法。”父亲说：“看起来你还有怨气。”我没回父亲的话，猛地拉开满楼屋门，跳到厨房，往坝子里跑。我听到四婶跟父亲说：“二哥，末生不高兴呢，他以前考第一，这次得第三，心里有火。”父亲说：“这孩子，人小鬼大，自尊心太强。”
我一路直下，来到村口马路边那株高大的银杏树下。过去，我们常常三人一群或者五人一伙，爬到银杏树上。笔挺的银杏树枝繁叶茂，遮阴蔽日。我们分坐在树梢，谈天说地，无忧无虑。后来，村里的孩子逐渐减少，大家渐渐淡忘了这株银杏树。我也一样，很少到这里来了。今天，我要再次爬上银杏树，重温昔日的美好，但眼前的景象令我失望至极。银杏树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没了往日的风采，上面零零散散地挂着几片叶子，在风中摇摇欲坠，树枝光秃秃的，阳光照耀下，白白净净，毫无生气，像一个被人脱去衣服似的赤身裸体的人。树枝干枯了吗？我爬上树，随便挑了一根极小的枝桠，撅下来，观察枝芯，里面还有一层青色，我知道银杏还未完全死亡。
我焦躁的从树上梭下来，跑到父亲跟前。父亲没用烟斗了，直接把包好的旱烟塞在嘴里，屋里浓荫滚滚。我的手在鼻子前扇了扇，气喘吁吁地对父亲说：“爸，村口的银杏树要死了。”父亲见我急急切切，栖栖遑遑，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早把旱烟从嘴里取出来了，夹在手指间，用衣袖驱散眼前的烟雾，伸长了脖子问：“什么要死了？”我提高音量说：“村口的银杏树。”我怕父亲记不起来，解释说，“以前，大家夏天爱去那里乘凉。”父亲重新把旱烟塞进嘴中，嘬了一口，轻描淡写地说：“一棵树死了就死了，你着急干什么？”我说：“爸，我想救活它，有什么办法吗？”父亲说：“树死多半是因为缺水，你多往树根浇水，兴许能活。”我半信半疑的去找四婶求证，“四婶，要死的树浇水能救活吗？”四婶正聚精会神地喂杨妹妹吃饭，她头也不抬地说：“末生，好好学习，下学期考个好名次，一棵树是死是活，你不要管那么多。”四婶显然把我救树的行动当成不务正业的事了，我没有多说，从家担了一盆水，洒在银杏树的树根。水顺着树根流淌，沁到地下，很快，水流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块潮湿的地，像小孩子的尿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