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形而下”到“形而上”
认知既不是对现实的复制，也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心理建构，而是使我们这样的积极而易变的造物与始终在变化的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式。——E.S.里德
一、打开大脑的“黑箱”：初涉围棋心理学的“疑问手”和“正手”
顾名思义，物理学研究“物”的规律，心理学研究“心”或者说大脑活动的规律。德国人冯特说，我们可以通过“内省”的方式来了解心理活动的内容和本质，对心理活动进行归类和分析。但是美国人华生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的本质是观察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正如你观察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你能够不断印证这个事实，别人也可以作出同样观察，不会产生歧义。内省的心理活动别人无法看到，无从验证，所以“内省法”从根本上是不科学的。从华生以降的美国行为主义，到B.F.斯金纳达到登峰造极。它主张心理学要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客观的科学，它必须放弃研究大脑内部的所有“心理”活动和过程，而着眼于研究看得到、摸得着的“行为”。而且行为主义者相信，任何人类和动物的“行为”，都有与它相对应的“情境”。弄清楚了“情境”的特点，我们对人的相应行为也了解了一大半。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经典的“刺激－反应”理论的由来。 但是，人类注定无法满足于行为的描述，而要打开大脑工作的“黑箱”，研究心理的结构、过程和规律。心理学的“认知革命”从20世50年代末开始，它打破了行为主义的对研究心理结构和过程的禁忌。在北美，它是从记忆的研究开始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乔治·米勒（George%Miller）发现神秘的“7”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为什么一个星期是7天，而不是10天？为什么音乐的音阶是7而不是10个音？为什么电话号码是7位数？米勒认为这和我们大脑的记忆能力有关：我们只能在头脑里临时储存7个单位的表征符号。想象你得到一个7位数的电话号码，你离开电话机有五分钟的距离，你又没有笔能够写下号码，你会怎样记住这个号码？你一定会嘴里不断重复这个号码，直到你能背出这个号码。但是，如果你得到的电话号码是12位数的，你就会感到记起来相当吃力，甚至开始颠三倒四，脑子不够用了。原来12个数字对我们的脑子临时储存站，即“短时记忆”，是太大了。
受米勒的启发，获得197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赛蒙和他的同事假设，水平高的棋手之所以记忆棋的能力比水平低的棋手强，是因为他们记忆的不是一步一步棋，而是一个一个“组块”。每个“组块”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记忆单位。换句话说，棋的组块是棋的记忆的基本单位。比如，你可以想象围棋中的“中国流”、“拆二”、“曲四”，以及从两三步到几十步不等的“定式”或“常见型”都构成记忆的基本单位。你一步一步记，按照米勒关于“短时记忆”能容纳“7个单位（正负2上下浮动）”的黄金定律，一次仅能记住最多9步。但你如果能以“组块”为单位，如果一个组块平均是10个子，你就能一次记住50到90个子构成的局面，这就大大提高了记忆乃至行棋的效率。按照赛蒙推算，一个国际象棋棋手要达到大师级水平，要积累5万至10万的“组块”，需要花10年时间，或5000到1万小时的钻研。沿着这条思路，美国心理学研究者从国际象棋推而广之，把眼睛转向围棋，希望从围棋中也能发现这样的“组块”。结果证明，美国人在围棋的记忆构成上下出的是一步“疑问手”。当一位专业初段试图提供“组块”时发现围棋中并没有独立的“组块”，如果有的话，它们也是相互纠缠，根本不具有独立性。
“组块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记忆模式的理论，不足以说明、解释棋手水平的差异。你不能说你掌握了100个“组块”，你的水平就一定比掌握了70%个“组块”的棋手水平高。况且，围棋的记忆方式也不像组块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死板和机械。设想往电脑里输入500万个围棋“组块”，对当今的电脑内存应该是不在话下，但如果不知道某个棋块的形成原理，什么时候可以用，怎么用，什么时候不能用，不可能使电脑围棋有所突破。因为棋局除了某些局部定式或局部官子是变化不定的，每局棋情况不同，搬用同样的套路未必奏效，局部得利全局可能亏损。“组块理论”可能对棋手对局部棋局的记忆功能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是把棋手的下法和棋艺简单归结为记忆的优势，显然有肤浅之嫌。
当我们仔细琢磨组块理论背后的“信息加工”理论，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关于人脑工作的机械模型，也就是把人脑看成是一个如同电脑一样工作原理的装置和机器。每个“组块”或多个组块构成“输入”，对“输入”作出恰当的反应便是“输出”。这个模式比“刺激－反应模式”虽然多了“心理过程”，即头脑中的记忆形态和对棋的多种局面的“意义”的把握，但究竟是怎样的把握，有哪些处理这些“组块”的“规则”，“组块理论”仍然语焉不详。几乎在同时，另一团队的心理学研究者也瞄准了围棋。他们的研究可圈可点的地方更多。他们的切入点虽然也和人的记忆能力和限度有关，但更注重人的知觉的作用。设想我们有一个棋局，既可以看作是围棋的棋局，也可以看作是五子棋的棋局。当实验的“被试”被告知局面是五子棋时，“被试”的大脑里就会启动五子棋的“心理模板”，记住的是五子棋的样式。反之，同样的局面，被告知局面是围棋时，“被试”就会用围棋的样式来记住这个局面。这说明，对围棋或五子棋的记忆，不是机械的、“反映式”的记忆，而是经过知觉特殊筛选、组织过的记忆。记忆的错误，更多的是缺乏可参照的与棋局有关的经验样式，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问题（即棋盘上子太多记不住）。20世纪90年代国际象棋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想法：记忆能力不足以解释棋手所犯的错误；棋手的错误大部分和他们知觉的疏漏有关。总之，真正说明“围棋认知”的特殊本质的不是记忆，而是知觉。
二、围棋在头脑中的呈现：“形而下”与“形而上”
当我们比较围棋和国际象棋（或中国象棋）时，就会发现“组块理论”应用在国际象棋上有更大的合理性。因为每个棋子有确定的定位和行走路线和轨迹，棋盘相对狭小，互相关系容易确定。这使得每个局面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而围棋不仅棋盘大，子没有国际象棋那样差异性的功能定位（对每个棋子如何行走的限定），而且下在哪里有相当的自由度（甚至“脱先”不予理睬），这使围棋具有更大的变化空间。围棋中有没有类似“组块”的东西？回答是有的，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棋形”、定式，等等。只是棋的“组块”没有确定的功能意义，或者说它的“意义”往往需要根据周围情况临时“建构”和判断。那么，围棋的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组块”，而应该是作为行动的每步棋，即一步棋在棋盘上所发挥的功能，而棋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棋手对每步棋在当下形势下发挥的作用的不同知觉、判断和评价。胡廷楣在《境界》中将围棋的棋盘看成是一个时空构架。围棋的空间性使人可以对棋局子与子的功能关系有直接的视觉直观的把握。子与子的关系就像人与人构成复杂的依赖、纠结、冲突。同时，围棋的本质更是时间的，一盘棋，正如人生，从无到有，是一个不断运动、嬗变，由不确定向确定转化的过程。而把握这样的过程，首先依赖的是人的知觉：即对当下情形的意义的最直接的诠释和直观把握。
人的知觉与行动有直接的关系。想象你开车上路，你就需要各种知觉能力的支持，比如你对物体绝对或相对运动的知觉，对你的车与周围物体距离的知觉，对车的行进方向和方位的知觉，这些知觉帮助你控制行车的方向、速度和安全，把握换道转弯或加速的时机。同样，下围棋时，人也必须形成一些非常特殊的，只有通过训练才能获得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知觉样式。空间上如“拆逼”、“连”与“断”，时间上如“节奏”、“快慢”。由于围棋是两人对弈的游戏，知觉还有两个主体间的心理层面，即对对手的意图的知觉：“他（她）这步棋是什么意思？”随着棋力提高，棋手就会习得更有策略意义的“知觉样式”或“行动样式”，如“跳”是争取生存空间，“断”是分而击之，“刺”是威胁利用，或让对手滞重。这些高级“行动图式”的意会使棋手对对手的攻击或反制会引起直接的身体反应，如“警觉”或“难受”。确实，像围棋中对手的“靠”和别人靠在你身上的感觉是相似的（甚至脑电图激活的区位都是相似的。知觉判断使行动获得了依据，就像开车时对车与周围关系的时空知觉为行动（加速、减速、或停车）提供依据一样。可以说，知觉是我们人类智力的触角。
知觉作为对人与外部世界发生直接功能关系的表征形态，可以是具体的、直观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意会的。前者是“实”的，后者是“虚”的。我们先来谈谈“实”的，或者说“形而下”的。我们可以把局部的“形”和“筋”，常见的定型和定式，包括死活和官子，都看成是“实”的，可以经由知觉直观把握的。这种直观把握，不仅包括看得见的特征，而且包括由于特殊棋局而产生的可能性。《发阳论》的核心就是从棋的具体特性中发现契机和着眼点，探讨人的知觉如何见微知著，由“形”而发现“筋”，在变化中看出轨迹。从心理学上说，这种知觉把握已经具有“意象”的特征，即从现状推断出某种将来的必然性或可能性，由实而虚。这一表征活动决定了围棋（或其他高级棋种）的心理过程本质上是想象的和建构的。但是它并没有脱离行动，脱离身体反应，而是可以看作是“行动图式”在大脑中的模拟。“形而下”的知觉，不需要复杂的抽象表征，如语言符号系统，这可能是儿童能够迅速达到较高棋艺的原因，因为棋类游戏不过于依赖符号表征。
与“形而下”的知觉相比，“形而上”的知觉，是最为抽象的知觉，可以认为具有直觉的特征，即它所知觉的内容，没有特定的对象实体，而是一些行棋过程显示的功能特质。这些知觉只能用符号和符号系统，主要是语言，来表征。围棋中的轻重、缓急、弃取、厚薄、攻防、节奏、余味，便属于这类知觉的概念表述。知觉一经形成概念，自然获得了一般性和抽象性，但是在本质上，这套语言系统脱离了围棋的语境就会失去意义，对一个毫无围棋基本知识的人谈棋的厚薄或节奏，只能是对牛弹琴，因为这套语言本质上不是分析语言，而是经验语言，它描述的是围棋动态特质，是一种知觉经验的描述。脱离知觉经验，这些词语就成了无本之木。它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作战的实例中，才能充分理解。对围棋而言，实践中的领悟比理论上的领悟更重要，这就像我们可以高谈阔论围棋哲学或辩证法，但如果不能像吴清源那样将哲学贯彻于行棋之中，那仍然是纸上谈兵（当然它们还是可以对生活有种种启发）。一个人空谈“中和理论”，在围棋中未必知道如何实现这一原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形而上”的直觉把握可能是儿童的弱项，因为他们的经历和认知水平，还不足以领悟围棋更为抽象层次的精髓。
三、说“味”：对围棋特殊认知的心理剖析
上面，我将围棋中“形而上”的知觉与“形而下”的知觉做了比较。这里，我想探讨“形而上”知觉的最典型的一例：味。“味”是围棋中用的最多的术语之一，味好、味坏（或味恶）最为本义，另外有厚味、薄味、妙味，延伸开去，还有形容棋的“调好”，或“调子”是否顺畅，都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类。
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知觉判断，“这里有薄味”。心理学需要解释人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感觉，如何形成“厚薄”这个概念的。我们可以想象，最开始，它始于“形”和“子力”的比较，在以弱对强时，会产生势单力薄的感觉。棋下得多了，形的厚薄就会引起躯体反应，如忐忑不安，最后，便会有语言符号“薄味”的抽象概括。一方面，这符合“躯体标记”的原理，即“薄味”会成为习得性的伴随身体反应的主观感觉，它意味着某种识别机制，正如我们遇到不明确的威胁（如突然听到异样的响声）身体有反应，主观上有对威胁的体认是一样的。开始可能是实战中的朦胧感觉。当围棋老师或教练用抽象的语言（厚薄）来表述时，它就带有了抽象性和普遍性。
“味”有它特定的应用范围。如果某个棋局有明显的断点或可以点杀对方，那就不会说“薄味”这样的字眼。所谓薄味，易受攻击也；但具体会受到怎样的攻击，又是一个变数，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要到以后事态明朗化后才清楚。所以，当下的认知必然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是必要的，是一种“早期预警机制”，是对不确定形势下的某种朦胧的将来可能性的“准确”判断和预期。它实际上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建立的一种必要的模糊“参数”。它符合认知活动的经济学，即在不需要精确的时候（势态尚未明朗），只要有一个大致的估计和预期就行了。
“味”本来是个嗅觉概念，为什么移用到围棋中？“味”是知觉的移用，是隐喻性的概念，是将本来很难把握的，朦胧的东西变成一种可体悟、可知觉的东西。味是整体性的，只能体悟，无法分解和分析。正如诗歌中的“韵味”，只能从整体中体味，书法中的“气韵”，只能作直观的把握；棋中的味，也只能在棋局的整体关系中去感悟。味又是最敏锐的感觉，正如人最快能识别的是异常的“味道”，“味”时常指棋手最先觉察的机会、可能性，或易受攻击的软肋，或者招致恶果的恶手。味的把握，全在于这种不可言传之微妙，之神韵。“有味道”常常成为棋手探索可能性的契机。而贻误战机也常常是因为味觉迟钝，杨一将古力在三星杯上与李世石决胜局的失利归罪于古力“嗅觉”失灵，反应迟缓，贻误战机。
说到“味”，就不能不说“时机”问题，围棋中的味道，就像一张不定期的奖券，早领了要打折扣，不能作最大限度的利用，晚领了可能过期作废，因为可能轮不到你走了。东汉黄宪曰：“是机也，圆而神，诡而变，固善弈者能出其机而不散，能藏其机而不贪，先机而后战，是以势完而难制” 。“味”和“机”实在是不可分的。“味”的把握是实现“机”的前提，把握时机是实现余味的条件。所谓“机”，即是“味”转化为实际效用的临界点。
